80年代末电影理论的结构主义化退潮之后， 又重新出现了散文式的电影写作，很多理论家都转而自封为essayiste du cinéma (可以翻译为电影散文家或电影随笔家)。这种写作手法有别于纯学术的理论研究，也有别于我们所熟悉的时事性的电影评论。电影散文往往是有着深厚电影理论和电影文化背景的学者或影评人，转而进行的随笔化、个人化同时又是学术性的写作而来的。我想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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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电影时的感受，通常是不由自主形成的，但是之后我们会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反映。比如在被一宗疑案愚弄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电影重新看一遍来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被误导的。现在《神秘岛》的DVD已经出来了，影迷们就会剖析它画面上的花招。即便一个电影并没什么悬疑成分，也会有很多评论分析出现在被称为理性重构的全面审视上。编剧新手们打开《桃色公寓》或和《教父》的DVD盒子，分析里面故事结构上的优秀陷阱，试图偷师那些看似不可避免的设置、计划和转折。
我想所有男人都会在浮士德身上找到一部分自我。不幸的是，这种对权力的激情是典型的男人特性，我想这是上帝制造的一个错误，因为这让你可能成为一个杀人犯，一个凶手。这在动物身上也可以找到，他们因为欲望或者饥饿彼此残食。也许每个人身上都有浮士德的影子，但是我不喜欢浮士德这个人物，也没有他那么复杂。人类可以造出人造水晶，但永远不可能像它们那样复杂，哪怕是像达芬奇那样天才的画家，也没有浮士德那样复杂。生活和艺术尽管很接近，其实却是完全不同的。不幸的是，艺术天才不可以遗传。
改变自作者同名漫画小说，威尼斯电影节上参加金狮角逐的《梅子鸡之味》，让导演玛嘉－萨塔琵再续大屏幕情缘。
波兰斯基从《水中刀》、《钢琴师》、《捉刀手》的主题严肃色彩黑色到突然间《杀戮》的话痨和幽默，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伍迪－艾伦。伍迪－艾伦也是一个从本质上对人性和人生悲观主义者，他用讽喻和一本正经的冷幽默展示人生无奈和虚伪。《杀戮》同样，无处不在、不动声色的嘲讽幽默，让波兰斯基的喜剧很难彻底亮丽，最多算是黑色到灰色的转变。
“每天晚上会有2400人登上红地毯,人的大脑最多只可能记住四五百人,你不可能认识所有人。这是一个很疲惫的职业,需要具备快速反应能力。这有点像导演,你必须快速做出决定。有时你会犯错,但是没关系,重要的是要下决定。时间就是金钱,不可以总是等。电影节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说泰伦斯凭借导演天才享誉世界，他40年职业生涯其实不过拍摄了5部电影。很有个性？当然。令人吃惊？一点不。他不是执导电影，而是将宇宙间最古老的故事再现:自然和人类最原始的形式关系。这通过他最新一部经典作品给出解释: 生命之树。
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促使我认为话语权不是权力，倾听才是。话语权只在话语有限传播的前提下、在话语有限的前提下，才是权力。而我们已经进入了话语泛滥的时代，不可能再回话语稀缺时代。倾听作为一种权力，类似手机段子：重要的不是谁给你发的，而是你再给谁发，发给谁那个人会被你逗乐。
在我到伍珀塔尔之前的几天在南德的弗赖堡压马路时，转进一家艺术影院，正在放映的片目大约是《生命之树》，《黑天鹅》，《国王的演讲》，以及几部不熟悉的喜剧片。意外是一眼看见一张海报，以为女舞者在“雨水”中腾空而起，原来还有3D的《皮娜》在映，每晚一场。于是又看了一遍，100多座的厅，设施良好。
直接为拍摄对象服务的作品会越来越多。这些现象好象是在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但这并非要回到计划经济的影象时代，正象乡村互助运动绝不是要重新普及南街村或华西村的人民公社模式。本来这是政府应该扶持的事情，政府暂时缺位的情况促成部分民间团体相对活跃。这一切，只是强调纪录片非盈利的终端广泛多样，既然很多事情比纪录片更有赚头，部分人有权力坚持纪录片为社会服务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