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局限的城市里,侧身前行──专访《一念无明》导演黄进、编剧陈楚珩

“没人能完全控制「电影」,因为「人」会在里面起化学作用,如果你在找一个理型、只有一个版本的话,就会很痛苦。”

「本文转自于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www.twrepor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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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黄进、编剧陈楚珩。(摄影/余志伟)|©️報導者

与两个陌生人在茶餐厅里并桌,用完一顿道地的港式醒晨早餐:丝滑奶茶、炒蛋、火腿汤通粉。再从港岛湾仔搭上一辆开往九龙的101号双层巴士,“嘟”了手里的八达通,步上台阶到达巴士顶层。脸贴在窗边见识司机技巧高超的连人带车驶上铜锣湾高架陆桥,开在不宽不窄、没有半点余裕的车道上,却悠然自得如鲸鱼在大海,游过脚边窜起直冲天际的高楼,转弯、前行。

对外地人来说,这云霄飞车般的场景,是香港居民再寻常不过的通勤路线。我们在日复一日里的这日,随着巴士穿过红磡海底隧道,跨往海的那一边,抵达黄进与我们约定的碰面地点:土瓜湾。

一个月之前,在一场金马影展为入围者举办的茶叙上,初见《一念无明》的导演黄进与编剧陈楚珩。那时,港媒的关注大多落在主角余文乐、曾志伟不收片酬拍片的话题上;距离黄进在金马颁奖典礼对着编剧女友说出动人谢词“剧本是电影的灵魂,妳就是我的灵魂”、被各大媒体展开闪光不断的争相报导,也是两天之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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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无明》工作照,导演黄进|来自网络

在那个什么事都还未发生的下午,周围一片宁静。两个未满30岁的年轻人,带着早班飞机的睡眠不足,趁着茶叙结束后的空挡用着午餐。在我递上名片准备自我介绍时,他俩欣喜的对着我说早在香港电影圈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报导者》,我们随即相约在下榻饭店里进行第一次采访。

那日相谈甚欢却可惜时间有限,访谈结束时我顺口预祝黄进拿奖顺利,只见他一派轻松、没有客套地笑说:“希望演员可以得奖,我无所谓啦!入围已经很好了。”隔日的金马颁奖典礼,黄进上台领走“最佳新导演奖”,瞬时成了镁光灯焦点。

一个月之后,为了贴近他们创作与成长的土壤,我与摄影师飞抵香港赤腊角,坐上这辆开往土瓜湾的过海巴士。港人以“过海”来形容从维多利亚港的这一边移动到另一边,连结香港岛与九龙半岛的方式并不只红隧一途,还有东、西区海底隧道以及地铁与渡轮可选。即使距离相隔不远,仍常听香港朋友说起两地居民若非工作或特别因素,大多时间鲜少跨足。

黄进与陈楚珩,各自成长在海的两边。

“港岛有一条电车,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很简单,我看到电车就有安全的感觉。”

“九龙虽然比较复杂,可是我在那里很自在,我可以马上知道哪里是旺角、哪里是观塘。”

港岛东边有个电车到不了的小西湾,那是黄进从小到大的居住地,“我从小是左撇子,幼稚园老师要我改用右手,我不愿意,我爸就说:「哎啊!那不要读了。」然后我就在家了。直到6岁上小学前都是我妈教我写字。我小时候很安静,但会问一些很古怪的问题,也可能是没上幼稚园,让我有点不太懂跟别人相处,到现在也一样。”其实黄进的性格就像“打直球”,往来简单直觉,没有太多的绕路,与他所描述的港岛十分相似。

相较于笑说不知“尴尬”为何物的黄进,身旁的陈楚珩则像是加装了好几组细密复杂的感知天线,把黄进漏接的也一起接收。“我很快就会发现在场的人有一些想法,然后就觉得我需要去处理。我太敏感了。我们都觉得他在拍片时很厉害、很冷静,我比较适合当编剧,因为文字我只需要自己躲起来写。”

生活圈不离九龙与新界的陈楚珩,与黄进在香港城市大学里相识,因着电影的连结,从同学一路成为工作上的伙伴、生活里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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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黄进、编剧陈楚珩。(摄影/余志伟)|©️報導者

当聊起成长背景,他们不约而同的用了“typical(典型)”来形容自己的原生家庭,这词汇意味着没有太多特别,也非例外。然而,他们共同完成的电影《一念无明》,从故事本身到拍摄过程,都在所谓的“典型”之外。

电影里的一家四口,两个逃离两个留下。逃离的是父亲与长子,留下的是独自照顾久病母亲的小儿子阿东。家门里,照顾和被照顾者的窒息无力,让他们相爱却也在精神上彼此相残,悲剧走到中场是理智断线,阿东意外之下结束了母亲的生命;家门外,冷眼的人们嘴里不说心里都想着一样的事:那个患躁郁症的,快把他扔进疗养院(就可以当作一切没事了)。

“其实做一个混蛋很容易,搞不定的,就撒手不管。”向来不管事的父亲,终究怀着歉疚把阿东从疗养院里接回家生活。两人挤在窄到喘不过气的㓥房(香港用语,指分间出租楼宇单位)里,父亲夜里想着睡在上铺的儿子究竟痊愈了没,枕下藏着戒慎恐惧的防身武器。

只是那防得了身的,却也成了切断信任的利器。最亲近的家人,以笨拙的爱意互相刺伤,不断重修“相爱”这个复杂难解的人生课题。

《一念无明》剧本灵感来自陈楚珩对香港社会的观察,由一桩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启发,呈现底层小人物的艰难处境。不只探讨医疗照护、心理疾病与住屋问题,更凸显出冷漠疏离摆在这座闷热拥挤的城里,是如此的讽刺与显眼。“我希望能让大家看见这样的香港,因为看见了,可以让人去想还能做些什么,然后继续走下去。”陈楚珩说。

黄进也有感而发:“很多人会问我们是不是家庭或精神状态有问题,所以才写这样的故事。人们会预期你一定是这样的人,才会关心这样的事,但不是这样的。就像很多人支持同志平权,并不一定同志,而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这样比较好,这是价值观。如果我们都只为自己说话,并不能团结起来,运动也大不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想清楚我们想要怎么样的城市、怎么样的世界、怎么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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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无明》剧本灵感来自陈楚珩对香港社会的观察,由一桩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启发,呈现底层小人物的艰难处境。(高先电影有限公司提供)

这部缩影社会现实的剧本,获得了香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200万港元资助,更吸引3位优秀演员的加入。

饰演父亲的曾志伟是最初确定的角色,剧本随后也打动了余文乐,让他挑战演出患躁郁症的儿子。他们以票房分红的方式代替了片酬,给予年轻导演最实质的鼓励。饰演母亲的金燕玲因着对曾志伟的信任,在一通电话邀请下答应演出,金马奖的入围酒会上,曾志伟笑说:“我是跟她说拍这片会得奖,她才来的。”金燕玲凭着动人真切的演技感动了评审,果真让她拿下“最佳女配角”。

演员与资金都到位了,他们却没有太多时间。

在香港,一部电影30~40天是最基本的拍片天数,黄进掂掂了手里的资金,最后仅以16天将它拍摄完成,是超乎想像的非典型。面对高压的拍摄状态,剧组团队在限制里寻找可能的出路,与剧中的角色处境不谋而合。

“拍的时候觉得很辛苦,很多东西都不能做,没钱做这个、没空间做那个,但这些限制加起来,却发展出一种风格,成了这个电影的命。我很珍视这部电影的生命与它成长的过程,虽然这对工作人员是很困难的挑战,所有东西都要很efficient(有效率),对演员也是,尤其是阿乐(余文乐),他的行程很紧,戏又很多,他在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下做表演,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他是非常专业的演员。”黄进说。

当新手导演遇上资深演员,黄进形容自己更像是参与了一场拳赛:“他们的演出有很强的即兴感,像在打拳,看对手怎么做,然后反应自己,拿自己真实的经验与情绪跟角色交换。虽然演出有时与我们原本想像有一点不同,但那是更有机的表演。而我的工作就是看着那场比赛,去找到他们身为一个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共通点,一边修改规则,让拳赛再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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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黄进、编剧陈楚珩。(摄影/余志伟)|©️報導者

对演员来说,幸运莫过于能遇上一出好剧本,对导演来说更何尝不是。陈楚珩从剧本创作初期,便与黄进维持密切的讨论,他们拥有一致的目标,并尽可能将它达成。

虽然拍摄过程中为了现实考量,难免调整与删减,陈楚珩说:“前辈都说剧本在交出去的时候死第一次,开始拍的时候就死第二次。”黄进此时笑着接话:“剪接的时候又死一次,死很多次啊!”即使学校里学得扎实的电影理论,当拿到真实拍片现场时,起初还执着于抱着剧本尸体的黄进,也必须自我调整:“没人能完全控制「电影」,因为「人」会在里面起化学作用,如果你在找一个理型、只有一个版本的话,就会很痛苦。虽然心中还是会有一个理型在,但到现场时会去观察还能做什么,找到新的可能。这是我很大的学习。”

当剧本经历重生,陈楚珩见它最终呈现在大荧幕时,感动的说:“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好演员去演我写下的剧本,演员真的很重要,透过他们的演绎可以把文本变成活的。创作很辛苦,可是这个时刻会让我觉得好想继续创作。”

虽然距离明年3月的正式放映还有一段时间,从台北回到香港后,他们展开了一连9场的特别映演,收到本地观众许多正面回响与共鸣。然而,问起他们在电影里是否有想做却没能达成的?他们心中确实有些未竟之事。

当初为了使剧本更贴近真实,陈楚珩走访精神科医生与看护志工,做了不少研究,关于这些她希望能说得更深:“我写剧本用了2、3年的时间,可能太想贪心的去呈现各种问题,却没能更深入的去探讨任何一个。例如有些观众看了会以为是不是不吃药了就会发病,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没有发觉,现在去看会觉得应该说得更深入。我很想再多说一点关于情绪疾病与康复,这些在剧本里没能写到,后来放映时也很少有机会再提,这是我的一点遗憾。”

对于创作很有意识的黄进也坦言地说:“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部戏是很efficient(有效率的),多讲一点点也没有,每场戏都是有功用的,可是少了一些可以放松、留白的空间。我们现在只能够做到这样,但如果我们有多一点时间与资源,也许我们可以把故事说慢一点,说一些细小的东西,现在有点太刚好。”

其实,以如此有限的条件,他们已尝试了最大的可能,透过“电影”这个艺术媒介传达所信仰的价值,这都是我在《一念无明》里所看到的最大诚意。正如黄进说:“我相信「电影」这个艺术是给所有人看的,因为它最接近你的生活经验。做电影就是做人啊!你的性情、选择与价值观,全部都在里面,骗不了人的。

我们这辈子都会这样子去做吧!”陈楚珩接着说。

走在土瓜湾的街上,黄进带我们钻进巷子里的一栋工厂大厦,搭上货梯直达天台的秘密景点,瞬间视野开阔。他手指着远方一栋楼的屋顶,告诉我们那是电影里曾出现的一幕场景。阳光照着脚下街道长出的低矮旧屋,前方拆掉许久的启德机场还是一片平地,而更远的高楼已经盖起。

在这座高转速的城市,一不留神就被卷进漩涡里。尽管路窄难行,黄进与陈楚珩仍试着慢下脚步,并肩而去。

|文:王仪君|摄影:余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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