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与顾长卫的另类生存表达

当第五代纷纷转型为商业大片的娱乐推手,顾长卫这个第五代昔日的金牌摄影师却转型为作者型的导演,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个体生命经验做出沉重的陈述与阐释。另类,不止可以用来描绘他所演绎的人物的特质,也成为他个人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的耀眼标签。

《最爱》和《孔雀》、《立春》一样,主角与与世俗格格不入,遭到主流社会的误解、嘲讽、排斥乃至抛弃。他们是常人眼中的“怪人”。这种“怪”,不仅指他们身患“热病”,也包括他们行为上的出格。琴琴与得意各自尚未离婚便如干柴烈火般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出轨与世俗伦理观背道而驰,可谓肆无忌惮惊世骇俗,对世人的指点置若罔闻,也无惧无视冷嘲热讽的眼光。以传统价值观来判断,他们属于典型的不安分守己,和《孔雀》中的姐姐、《立春》中的王彩玲如出一辙,是不可理喻的“怪人”和另类分子。影片讲述的不离不弃的爱情固然感人,主角“爱折腾”的性格更令人印象深刻。恰如片中大哥所说,人都要死了,还非要那两个红本本干吗?!在他看来,这是没事找事。但对琴琴和得意来说,却是同生共死的见证,是不论死活都要在一起的精神支撑。换句话说,所有人都放弃了他们,他们却没有放弃自己。他们渴望认同,期盼获得承认。结局虽然注定伤感,但也正是这种“折腾”,带给我们强大的心灵震撼,而琴琴的自我牺牲,也为这段爱情添加了最悲怆和动人的色彩。

“爱折腾”是顾长卫人物共通的特质,《孔雀》中的姐姐、《立春》中的王彩玲,都是放着日子不好好过,非要倒腾一番的典型代表。她们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她们超尘脱俗,却最终为尘世所淹没。顾长卫一直关注个体与环境的紧张关系,但说实话,或许基于价值观的差异,此前两部作品我并未产生太多的共鸣。特别《孔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对时代的还原,其实不过是浮光掠影的表面功夫,并未深入时代的肌理和实质。架空背景,人物行为缺乏动因,是我对此片最大的不满。

但《最爱》不一样,这是我最能接受的顾长卫作品。这一次主角是真正意义上的弱者,是环境的受害者。他们无辜染上“热病”,却遭到环境的鄙夷和抛弃,这使得本片暗含“他人即是地狱”的存在主义式的隐喻。在片中,几乎人人对“热病”患者唯恐避之不及,得意的妻子带着儿子回了娘家,琴琴不但被娘家人嫌弃,还遭到丈夫的毒打,主角所承受的社会压力显而易见。因为对影片氛围的成功营造,人物所有的行为动机因此明晰可辨,他们在这种环境底下所有的行为反应也因此入情入理。出于题材的特异性,《最爱》必然承载了反艾滋病歧视的社会意义,在我看来却归根结底是顾长卫式的另类生存表达,是构成其作者风格的作品谱系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我不尽然认同他的所有创作,但他对非主流生存境遇的持续执著的关注,其作品所表现的环境对心灵的压抑与生命所承受的痛苦挣扎,以及个体对自由生命的向往和所付出的艰辛努力,都值得我们反躬自省,并给予相当的尊重。

黄文杰

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曾在《电影艺术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电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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