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D.N.罗多维克（D.N.Rodowick）（哈佛大学教授）
翻译：廖鸿飞
在《电影的本性》(Theory of Film)后记的开始处，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问到：什么是好的电影经验？（Kracauer 1960:285）。这个问题的提出使得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电影与伦理学更为明晰了。克拉考尔既不想知道某一部电影或电影制造者是否合符“伦理”，也不想知道那些可以对艺术作品和它们的创造者进行道德判断的基础。他是在问：我们如何能够评估我们的电影经验，在哪种意义上电影能够作为一种拷问我们自身、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与其他存在者的关系的媒介？换言之，电影如何获得和维持伦理学思考的可能性？
美学和伦理学尚且不是明确地一一对应的，更何况电影与道德上的因果联系。克拉考尔是最早地明确提出电影理论中的伦理学问题的先驱之一，通过这样做，他将电影研究置于一些哲学思辨中最古老的传统之中。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哲学活动就被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所描述：我如何去知道？我应该如何生活？后者是最为自明的伦理学问题。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如何能够脱离他对生存模式的选择？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对自我进行反思，去思考知道自身与他者的可能性，思考自身是否面向改变而敞开。联系着哲学的今天与它的古代起源的正是那相互纠缠着的，估量着我们的认知和检验着我们的生存模式及其转变的可能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明显地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道德。道德将日常行为指向一个价值的超验系统，我们从中得以服从或反对我们所缺乏的东西。伦理学是一个理性选择的内在性集合。在伦理学的表述中，我们估量我们目前的生存模式，是为了扩大、改变或放弃它，以获得生存的另一种方式或者共同体（community）的另一种模式。哲学（Philosophein）带来了这种生存选择的表述与辩护，以及它对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
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无疑是当代哲学家里面最关注电影与哲学的伦理学问题的一个，尤其是他对爱默生的道德至善论(Emersonian moral perfectionism)的描述。然而，在卡维尔的爱默生式的伦理学中也有着对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电影论述中的尼采哲学和柏格森哲学的回应，而在德勒兹的论述中，运动和时间联系着对世界的信仰表达和它自身转变的权力（powers）。与卡维尔与德勒兹所不同的是，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从来没有大规模地写过关于电影的东西。然而，本文有理由认为列维纳斯对当代强调电影哲学的伦理学问题有深远影响。
斯坦利•卡维尔——怀疑论与道德至善论
有两个原则性的概念可以将卡维尔所写的电影与哲学的联系起来。它们就是，分离的理念总是少于对同一个伦理学问题的重复，后者导致彼此之间的或多或少的时序性。这些跟任何严肃的卡维尔作品很贴近，这就是怀疑论与道德至善论的哲学冲突。
活动影像的怀疑论
电影作为一个与怀疑论的冲突的参照物或范例，为何如此重要？一个线索就埋在卡维尔的一篇重要文章的标题里面，“摄影称之为思考的东西是什么？”。说图像或艺术思考，或说它们像思考的方式或思想的风格那样回应哲学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在卡维尔电影哲学的第一阶段，即围绕着《看见的世界》（The World Viewed）出版的时期，他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进行的。在卡维尔看来，电影的本体论与其说是关于一个媒介的描述，不如说是对我们当前如何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方式的理解，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电影的”（cinematic）。就呈现和感知的条件而言，电影表达的怀疑论就是去实现“人类与世界的距离，或从世界之中的撤回，而哲学却将之解释为我们认知世界能力的局限性……或许《看见的世界》的首要主题，就是摄影的到来表达了作为通过观看、置身其后而产生观点，从而与世界发生关联的现代宿命的距离”（Cavell 1985:116-117）。
一方面来说，通过印象的传达，我们知道世界就是我们所感知的那个世界，电影将这种现代怀疑论的态度予以具体化了。电影就是回应这种特定的而深远的欲望：要去观看如其本然的世界，但又要匿名地和不可见地进行。这种不可见性的意义，就是卡维尔所谓的“现代隐私或匿名的表达，通过它世界呈现为与我们相互映照的世界。这就好像世界的投影（projection）解释了我们无知的形式和我们认知上的无能。解释总是不如世界向我们所传达的那样多，这就像我们从我们的自然居所之中被驱出，置于一个远离于它的位置上那样。银幕克服了我们的固定距离；它使得移置表现得好像我们的自然状况那样”。（Cavell 1979: 40-41）银幕在这里起的作用既不是媒介也不是支持，而是作为一个与物质性概念相当的壁垒——正是一个在摄影和电影自身之中得以具体化的哲学状况构成了我们现时（或者是正在成为过去）的本体论，在其中自我通过感知的窗口得以与世界分隔开来。正是在感觉到我们拥有世界之时，我们又被局限于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之内，因而我们开始发明机器去感知整个世界。
如果说电影呈现为“一种活动影像的怀疑论”，那么它既不类似于怀疑论的态度也不将其予以具体化。实际上，电影既表达问题，也表达它的可能的解决方式。在这种哲学的影像之中，“运动”的性质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既是暂时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就观看和遭遇世界的状况而言，电影将哲学的困境（怀疑论的知觉与世界的分离）呈现为过去，同时将现代主体导向一个可能性的未来。如果就像卡维尔所说的那样，电影所拥有的居于我们之前的现实就是我们自身的感知条件，那么它再一次地开启了向自我呈现的可能性或者承认我们有可能可以再次向我们自身呈现自己。（实际上卡维尔对电影与怀疑论之间关系的考察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德勒兹式的电影伦理学——即信仰这个世界及其变化的可能性。）因此，电影可能早就是一种正在减弱的怀疑论的象征。电影在哲学放弃之处接替了哲学的任务，这就是为何电影既呈现又回应怀疑论的态度——悖谬的是，怀疑论感知的最完美的实现正是一种将我们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和肯定这种联系的因果性的方式。
爱默生式的道德至善论（moral perfectionism）
卡维尔在七十年代初对电影的本体论描述已经是我们一种现代意识的表述，在其中，我们通过对银幕的感知将自我与世界、与其他的心灵相互分离。在后来的作品之中，尤其是《词语之城》（Cities of Words），这种认识论条件的时间性被再次思考为一个艺术与伦理学评价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概念就是卡维尔所说的作为一种欲求改变或生成（becoming）的非目的论表达的道德至善论，它通常是一种对生存危机的意识的积淀。
这种更为明确地导向伦理学或道德问题的转变是卡维尔对电影思考的扩大和深化，它将电影作为现代性的主观状况的范例，因为它总是将自身搁置在某种世俗的或认识论的主流与道德的主流之间。在这两种情况之中，电影都遭遇到了怀疑论的问题。在第一个例子里，这是一种认识论的失望，在其中我们通过自身的主体性而与世界脱节——我们所能知道的世界就是从我们意识的银幕后得到的。第二个例子回应的是对在世状态或我们当前生存模式中的道德失望问题。这种区分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是时间性的。正如康德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理解的范畴（province）、客体知识的范畴和它们的因果法则定义了现代的科学态度，而它的强大力量则来自将时间作为独立的变量。假如规律在时间的过程之中发生改变的话，那么自然世界之中未知的东西就不能通过因果性的推理而变成已知的。但是最令康德感到棘手的问题是非时间性的理性与道德自由的冲突。作为一个人，就是去体验这种变化。所以哲学如何去描述人性既作为理解的主体又作为理性的主体、作为服从于因果关系和道德自由的表述的主体呢？因为我们就像物质性的事物那样被束缚于经验的世界和它的因果法则之中，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去解释我们如何也能够自由地去体验和参与到对未来生存状态的憧憬的改变之中来。
在卡维尔看来，道德至善论将我们从怀疑论的形式之中拯救出来，将我们置于人类的改变的可能性之中，置于更深层的评估我们当代生存模式和超越并参与到更好的未来生活中去的道德问题之中。在第一个阶段，问题是去克服我认知世界的道德上的绝望；第二个阶段，是我对改变世界和我自身的绝望。因此，卡维尔对爱默生的兴趣（或对维特根斯坦、尼采或弗洛伊德的兴趣）就是去缝合那个哲学的裂缝，具体来说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言的——知识不能够使我们活得更好或给予我们和平。与之不同的是，道德至善论正是肇始于这种伦理学上的绝望意识和本体论上的不安，去捕获那个自我转化的欲望的现代主体，而它的时间性正是一种没有结局的生成。卡维尔写道：“在爱默生和梭罗（Thoreau）的人类生存意识中，没有什么到达灵魂的终极状态的问题，只有永不停息地将下一步推至爱默生所说的‘一个未达到但是可达到的自我’——一个总是不是我们的自我，这一步不是将我们从坏变为好，也不是将我们从错变为对，而是从困惑和拘束导向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和社交性（sociability）”。(Cavell 2004:13)
喜剧与共同体；反讽与隐私
通过对“解决自我依赖和服从的问题，或作为建立在对爱默生和梭罗的美国式思考基础上的希望和绝望”（Cavell 2004:9），从而在《幸福的追求》（Pursuits of Happiness）中所讨论到的七种复婚的喜剧和《奋争之泪》（Contesting Tears）所提到的关于未知的女人的四种情节剧（melodramas）可以联系在一起。在这些电影之中（并不亚于卡维尔对莎士比亚的阅读），复婚的喜剧中争吵的夫妇和情节剧中未知的女人正例证了人类的能力——去承受和克服怀疑论对共同体和世界之关系的质疑。在这两种类型之中，道德至善论的戏剧提出了一种关注的共同性：复婚作为共同体的重新断言、一种教育的要求、作为人类创造的女人的转变。
这两种类型所共同面临的困境与福柯所谓的“自我的关爱”（the care of the self）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些喜剧之中，它采取了在对话的动力学中维持婚姻问题的形式，在这些对话之中，他者被承认为新的自觉（self-knowledge）和自我转变的载体。卡维尔解释说：“在这些电影中这些主要的配对彼此之间相互冲突，这个问题很少被他们所应该去做的、最好去做的东西去进行系统性的阐述，而是被他们应该如何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这个问题去阐述。在道德这个面向或时刻之中，一种危机驱使着某个人对其生活进行检验并且唤起转变或重置生活，这就是我所强调为道德至善论的范畴（Cities 11）。对话在这里变成了生命的模范形式，在其中会谈就是共在（being together）或倾听既作为社会性的又作为性别的同样的语言。正如卡维尔所言，这些“日常的喜剧”因而反映出一种关于承认他人而又被他人所承认的生存的模态，这是一种重建与日常世界之间的亲密性的方式。在这种复婚之中，显现了“两种关于人类经验的、作为重复的接受的——人类相关性的接受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断言”。在克尔凯郭尔的研究之中所称之为重复（Repetition）的，是一种联姻的可能性的研究，在尼采那里称之为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一种提升或升高（ascension）的时间，严格上来说是婚礼（Hochzeit）,德语中的婚礼，时间（zeit）自身作为戒指。作为救赎的承受（suffering）并不依赖任何已然发生的东西，所以作为救赎的快乐（happiness）并不依赖任何有待发生的东西，这两者都依赖于对总是正在发生、日复一日地发生的东西的信念（Cavell 1981:240-241）。
喜剧因而通过婚姻的、家庭的和日常社会的困境反映了维持人类之间的平等的问题，这种平等建立在爱默生式的正当吸引力（rightful attraction）、表达性（expressiveness）和快乐（joy）之上。然而，情节剧表达了隐私的问题或自我信赖的属性，后者要求这种表达性首先与某人自身相关联。这些电影除了通过自我认可的快乐这种方式之外，还通过断言位于一个平等的共同体之中的独立位置的方式，呈现了婚姻的不可能性，表达了作为一个需要转变的自我的问题。无独有偶，情节剧中女英雄的未知性被一个对话语的喜剧模式的倒转或否定所标记。正是在喜剧的夫妇重新获得承认和对彼此的责任之处，情节剧的角色之间的对话模式是反讽的，它阻碍交流和社会性的接触。在怀疑论的语境之中，情节剧中未知的女人并不与她所提问的对象分享同一种语言，她与她所具象化的共同体相疏离，因此也与作为电影观众的我们相疏离。
在她们对于我们的未知性和她们与环绕着其自身的共同体之间的疏离之中，这些情节剧中的女人将怀疑论问题的困境予以具体化，这些怀疑论困境关乎主体与世界的距离和与他者心灵之间的疏离。假如怀疑论通过承认、社交能力和谈话得以被克服，那么情节剧中未知的女人必须在对话之中找到对等的搭档。解决的办法就是他们自身要成为对自我信赖的模式的新发现。在斯蒂芬•穆哈尔（Stephen Mulhall）看来，情节剧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导向新的或原初性的完善的转变模式，而这种完善能够被在疏离（没有社会交换的个人改变）之中（至少是暂时性地）得以实现”（Mulhall 1994:239）。在这种道德至善论的语境之中，未知女人的情节剧拓展了自我（重新）创造或创造新的自我状态的问题。穆哈尔说：“因此它能够被思考为卷入两个自我的关系之中，或者卷入她的自我的两个状态之中：她不得不被她所处的世界之中生存模式所拘囿，正是在这个模式之中她得以徘徊于世界之中，她将自身的生活的赌注押在她设想自我的下一步状态的能力之上，而这个自我的下一步状态是她有能力去实现或行动的。她允许这种未知但又可知的未来的自我的视野去吸引她自己远离当前的自我，去启动她的自我转变、她对她自己世界及其状态的拒绝，去启动和维持她对服从的拒绝。因此，自我信赖的情节剧引入了自我之中的怀疑，这是一种自我超越的能力，它是从一种自我状态到另一种自我状态的运动，是对固定和重复的逃避和对未知的未来的敞开（242-243）”。
卡维尔的深远贡献就是将电影显示为道德哲学最深切关注的日常或普通问题的表达，而这些问题正是哲学学术自身也可能早已放弃掉的。正如维特根斯坦要以日常语言和日常关注来移置形而上学表达那样，电影将道德哲学带进了日常戏剧式表达的语境之中。在卡维尔看来，“这些电影应该被思考为与众不同地建构智性和情感之路的方式，这是哲学所已经开发的领地，但或许它有时候操之过急，特别是因为它的形式只能是专业化的或学术化的——隐含的主张是——电影这个最新近的艺术，能够最为恰当地将哲学显示为日常生活不可见的伴奏……”（Cavell 2004:6）。电影哲学的伟大工程不仅是要复活这种道德反映论，而且还要治愈哲学与日常生活联系之间的裂口。
【参考文献】
Cavell, S. (2004). Cities of Word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vell, S. (1996). Contesting Tears: The Hollywood Drama of the Unknown Woman.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Cavell, S. (1981). Pursuit of Happiness: The Hollywood Comedy of Remarri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vell, S. (1985). “What Photography Calls Thinking.” In Cavell on Film. Ed. William Rothm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15-133
Cavell, S. (1979). The Word Viewed. Enlarge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