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听说你的电影都没有剧本，这是真的么？
宫崎骏：是真的。当我们开始制作一部电影的时候，事实上，我手头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就随着我一边画故事板，一边慢慢展开。所以，这边厢故事板还在创作中，那边厢电影已经开始投入制作了。虽然我们永远不知道故事究竟会如何发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电影的制作，其实任由故事自己发展就好了。我很清楚，这种方式对制作一部动画电影来说很危险，但不幸的是，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不过，这样工作却能让我对那些角色有更多的同情性理解。当然，对角色的同情性理解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问题是电影的时长。我们制作的这部电影到底有多长？是两小时还是三小时？这才是大问题。我经常为此和我的制作人争论，他老问我，是不是要把制作周期延长一年呀？但实际上，他并不想给我这额外的一年，他说这话只是为了吓唬我，让我赶快回去工作。其实，我也不想有这额外的一年，所以，通常他说完这话后，我就会加快节奏，加倍投入工作。而我的另一条工作原则，就是对工作人员的成果，要珍惜。哪怕他们制作的前景跟我的背景并不那么匹配，我也不会轻易弃之不用，而是尽可能充分利用起来。
Q：所以一旦创作出了某个角色，他/她就绝不会从故事中被剔除，并且最终在电影里登场咯？
宫崎骏：角色的创作是经过反复思量的。我会在头脑中勾勒出他们的轮廓，把自己想象成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故事的想象空间。只有这样，我才能把他们画出来，与此同时，我还会一遍遍地加以修改，一直改到截稿期才罢休。
Q：那么，其实你和你创作的角色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私密性的联系，但为什么你绝大多数电影的主角都是萝莉呢？
宫崎骏：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既复杂又费时间呐。简而言之，是因为我非常偏爱女同胞吧。（笑）
Q：《千与千寻》的主角千寻不同于你以往电影里的女主角，她没那么英雄主义，而且，我们对她的背景也知之甚少。
宫崎骏：我其实不是刻意要把千寻塑造成这样，而是因为如今日本有很多像千寻这样的女孩，她们往往对家长的关心置之不理。电影里，千寻的爸爸叫她的时候，她就没反应，直到她爸爸第二次叫她，她才答应。当时许多工作人员让我把次数从两次改到三次，因为眼下很多女孩就是这样的，父母叫他们，她们从不答应一声。而我想要拍这部电影，也是因为如今的电影里没这样的10岁女孩，通过观察朋友的女儿，我发现，能和她们产生对话的电影，一部也没有。虽然电影里的确有和她们年纪一般大的角色，但她们却无法辨认出这些角色，因为这些角色完全基于想象，和她们毫无相似之处。通过《千与千寻》，我想对她们说，没事，一切都好起来的，你会拥有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而且这不止针对电影而言，对现实的日常生活来说也是这样。所以，让一个普通女孩成为故事的女主角就很有必要，她不会飞，也没什么不同寻常，就是一个你在日本随处可见的女孩。每次我构想千寻的性格和动作时，我就问自己，我朋友的女儿，或者她的小伙伴们是否也能干成这事儿。这就是我创作的准则，当我要给千寻制造任务或挑战时，我就得考虑上述问题。因为我希望通过克服重重挑战，让这个女孩成长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制作这部电影，我花了三年，所以我朋友的女儿如今已经13岁了，虽然不再是个10岁的女孩了，但她还是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这让我十分高兴。
Q：你说当你开始画故事板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会如何，那你通过什么办法最终成功走到了故事的结尾？
宫崎骏：其实故事自身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秩序，正是故事对自身的要求，带我走到了故事的终点。《千与千寻》总共有1415个镜头，当我开始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设想应该有1200个左右的镜头，但它却对我说不，必须超过1200。可以说，这部电影并不是我创造出来的，而是电影自身创造出了它自己，我别无选择，唯有遵从。
Q：我们在《千与千寻》里能发现好多你电影里经常展现的主题，比如怀旧。你如何看待这部作品与你之前作品的关系？
宫崎骏：这很难回答。我相信怀旧有很多面向，它绝不只是成年人的特权。成年人会对他们生活里某一特殊的时刻产生怀旧心理，但我认为，小孩子也会怀旧。这是人类最普适的情感。怀旧是人之所为人的重要原因，但却很难给它下定义。当我看塔可夫斯基的《乡愁》时，我意识到，怀旧属于全世界。虽然我们说的是日语，但怀旧绝不是个日本词汇。哪怕我不会说外语，我也能理解这部电影，因为怀旧是全世界共通的。只要你活着，你就会失去什么，这就是生活。所以，每个人都会怀旧，这很平常。
Q：我之所以会想将这部《千与千寻》与你之前的电影作比较，是因为你身上体现出了某种自由。你给我的感觉是，你能把你的电影和故事带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甚至不在乎逻辑。
宫崎骏：逻辑只是大脑前额叶的事儿，但你不能完全依赖逻辑去制作一部电影。我不会这样。我会尝试深入我的潜意识，在此过程中的某一时刻，纷繁的创意与构想都会自行涌现出来。我就是凭着这些，才能着手投入一部电影的创作。但也许如此深入潜意识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那会使你很难融入社会，或者家庭生活。我相信，人类大脑所能认知和理解的东西远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多。不过，我的大脑前额叶可从没向我发出过任何信号，告诉我该如何处理某个场景——比方说，千寻独自搭乘列车那一幕该如何呈现。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一个人乘坐列车的感受。事实上，许多人第一次独自乘坐列车，基本上都不会记得列车外的风景是什么，因为他们仅仅专注于旅程本身。所以，为了再现这种感受，列车外必须没有风景。
Q：你有相当多电影的故事背景都设置在西方，或者说欧洲，比如《天空之城》、《红猪》，而另一些则设置了在日本本土。你是基于何种理由决定这些电影的故事场景的？
宫崎骏：通常，我会积累超多的风景素材，以备电影之用。但到底用什么场景，只有在真正着手制作电影的时候才能决定。一般情况下，我会和我的制作人讨论商量。只要电影没有真正启动，我仍旧会不停地收集素材。常常，我一个人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满世界转悠，有太多的世界风景与日常生活，我想描绘。如果把电影设置在澡堂里，比如像《千与千寻》那样——这来自我的童年记忆，小时候一个人跑去公共澡堂的情形。而为了《龙猫》里的那片森林，我整整苦想了13年。同样地，早在《天空之城》开拍许多年前，我就构想过片子里的场景。所以，我总是随身携带着这些点子和素材，但一定要等电影真正开拍，我才会做出选择。
Q：不同于别的日本动画，你的作品里总是传达出人类美好的一面——积极向上、希望、信念。这是你有意识赋予作品的吗？
宫崎骏：事实上，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当我制作一部电影时，我并不想将我的悲观主义传递给孩子们。我认为，成年人不应该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强加给小孩，小孩子其实完全有能力建立他们自己的看法，根本无需我们灌输。
Q：所以，你觉得你是为孩子们在拍电影？
宫崎骏：我从没说过《红猪》是为了小孩子拍的，而且我也不这么认为。不过，除了《红猪》，我其他的电影都是为了孩子们拍的。因为还有许多人会为了成年人拍电影，那么，我就把精力都放在孩子们身上。
Q：但还有上百万的成年人喜欢看你的电影啊，他们也从你的作品里得到了快乐。
宫崎骏：当然，这让我很高兴。简单地说，我认为就算一部电影是为了孩子们制作的，它也一样能愉悦成人。但相反的情况，就未必如此了。给孩子和成人拍的电影的最大区别是，在前者电影里发生的事，常常有转机，甚至能重新来过，但在后者的电影里，发生过的事就无力扭转了，发生了就发生了。
Q：你认为那种独属于你的讲故事的方式，对人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么？
宫崎骏：我可不是个讲故事的，而是个画画的（笑）。不过，我相信故事的力量，我相信故事对人类而言，十分重要，它能鼓舞、启迪听故事的人。
Q：你如何看待给孩子们讲的故事里，想象力的重要性？
宫崎骏：我认为，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该紧紧依附在每天的现实中，而应该给心灵的、思想的现实留些余地，它们会在生活中帮到我们。但我们必须小心翼翼运用这些想象，在日本，想象遍布每个角落，从电视节目到电子游戏，但这种虚拟的现实是对现实的否定。我们需要开启形象的力量，它们对现实产生正向力量，但虚拟现实却禁锢了人们。这也是我工作中会遇到的麻烦，那就是在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保持平衡。
Q：在《千与千寻》、《红猪》里都有人类变成猪这样的情节，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
宫崎骏：因为猪画起来比骆驼或者长颈鹿都来得容易啊（笑），我认为它们非常匹配我要传达的东西。猪的行为非常近似人的行为，我很喜欢猪，它们的坚强，它们的软弱。我们圆圆的肚子，看上去就像猪啊，它们很接近我们。
Q：河神那些场景，是根据日本神话而来的么？
宫崎骏：不，它不来自神话，而是源自我的个体经验。离我家不远处有一条河，清理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底下有些什么，真的很脏，自行车的车轮浮出了水面。清理人员起初认为把那些东西打捞上来很容易，但没想到困难异常，因为很重，河里的垃圾可都经过了年复一年的“积淀”。捞上来的东西很难闻，但等清理好了，慢慢地，鱼儿也都回来了。
Q：你的电影里是否存在一个关键场景（pivotal scene），用来统摄整部电影？
宫崎骏：当我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根本就没建立起对故事的认识，换句话说，在我眼里，每个场景都是关键场景。在那个父母变成猪的场景里，这能算是影片这一时刻的关键场景。但接下来的场景也很重要。千寻哭的那段，我想让泪滴像喷泉一样，但我在视觉呈现上并不成功，不像我想的那样。所以，并没有什么关键场景，因为每个场景的创造都给故事的发展制造了问题，并作用于接下来的场景。不过，《千与千寻》里有两个场景富于象征意义。一个是在汽车里的那段，当时的千寻还是个脆弱的小女孩；一个是在片尾，这时的千寻要去面对整个世界了。可以说这是千寻的两幅肖像，反映了她性格上的成长。
Q：能谈谈对你有影响的电影和导演么？
宫崎骏：五十年代的时候，我看了许多电影，真正影响我的是法国的动画导演保罗•古里莫。世界各地的电影我都看，但我通常记不住导演的名字。所以，我要对那些没提到名字的导演，说声抱歉。另一部对我影响巨大的是俄国的《冰雪女王》。当然，当今也有许多我敬重的导演，比如俄罗斯的尤里•诺尔斯金，加拿大的弗雷德里克•巴赫。
Q：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宫崎骏：最近，吉卜力美术馆开始对外迎客了。说是美术馆，也许说得太大了，只能说是个小屋子，用来展示我们工作室的作品，里头还有个小剧院，放映一些专门给美术馆制作的短片。我负责这一部分的工作，所以我最近正忙于这些短片。与此同时，我还在监制一部年轻导演森田宏幸的新片，电影会在明年夏天上映。当监制别人的片子其实很难，因为别人想做的和我完全不一样，不如说，监制电影是对人耐心的考验。
Q：《千与千寻》在日本有着难以想象的影响力，这是否也影响到了你的工作方式？
宫崎骏：没有啊。你其实永远无法预知一部电影最终到底不会不成功，或者说它究竟会不会打动观众。我总对自己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不会让结果反过来影响我的工作方式。当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我再改变工作方式不会显得有点愚蠢么，因为这恰恰表明了我的工作方式挺好的呀（笑）。
｜原文发表时间：2001年12月｜翻译：淹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