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先生仙逝，让人不禁感慨其人生的波澜，百年人生，历经华人世界的现代变革。回顾邵氏传媒帝国的沉浮，却足以让我们得窥华人现代经济实业的一些精神风貌——那种称得上“儒商”的商业观。
邵逸夫代表的“儒商”，并非饱学的鸿儒，而是躬行践覆，取之有道，福则行德，拥资而谦的姿态。“出世”于政治角逐、官商传统；而“入世”于日常生活形态的规训。他远不是文化多元自由的同道人，但也淡漠于弄权积势。
邵逸夫自小在开埠的上海接受西式新学教育，但家中的儒家道统却也根深蒂固。从其兄弟邵醉翁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的制片思路便可见其一斑。上海滩其他制片机构，皆以开化为旨，推动着民智现代化，伴随着维新思潮、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民族意识等思想的兴起，大多影片都回应着社会变革，现代生活方式的变革等等命题。但邵氏的“天一”却利用电影这个新兴大众媒体，恪守“忠孝节义”的传统价值、传统故事。确立“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制片思路。在这点上“天一”也算是儒家道统遭遇现代性震惊之后的回神，阴差阳错的和当时同样兴起的“新儒学”思想形成或有或无的勾连。
这样的制片意识的对立，也致使著名的“六合围剿”的发生。当时上海影坛头马“明星电影公司”合纵连横五家重要制片机构，一同在发行上排挤“天一”，使得“天一”电影无处可卖，不得不避走南洋。邵逸夫正是在这个家族事业面临覆舟之险的时刻，踏入商坛的。
1927年邵逸夫跟随三哥邵仁枚在新加坡开拓生存空间，开设“天一”南洋支脉，终获一方基业。南洋的成功，邵氏兄弟的躬行践覆自然至关重要，但是华人宗族的文化认同，以及世界电影产业的蓬勃也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邵氏兄弟打开了南洋的“人情世故”。“天一”在上海的失败多少受邵氏孤寡于同行权势有关，纵观明清商贾巨富的成败，人情裙带、官商交陈是决定性的元素，邵氏兄弟在南洋的成功，正是在于打通了和当地放映业权势的关系。邵氏兄弟获得新马富豪王竟成的支持，从而与南洋发行商王雨亭达成和解，并成立了“邵氏兄弟影业公司”。之后邵氏兄弟，又结识新马银行家及游乐场大亨黄氏兄弟，从而染指新马游乐场业。
邵逸夫也对于亚洲视野和华人世界有了更深刻的把握，他定义了华人的“休闲时间”。邵逸夫其实是典型的在20世纪初涌现的“休闲商人”。拍电影、建影院、造游乐场、培养明星、创建电视台，邵逸夫的帝国完全建立在海外华人世界的大众休闲时光上。因此对于休闲时间的规训和塑造，其间所创造的认同、欲望等等，更能体现邵氏的意志。
邵氏帝国的疆域，处于在大陆和西方世界之间的狭地，但战后冷战格局下，这里和大陆被意识形态之墙隔绝，形成华人的离散世界，而种族冲突在南洋此起彼伏，让华人对于宗族认同获得加强。对于商人来说，必须寻找安全的方式。在欧美，面临阶级冲突和种族紧张，休闲商人赋予了电影院等休闲空间“民主剧场”的特质。但邵氏精准的把握了华人的宗族文化认同这一点，不过多触及国共之争，安于中文世界（进军好莱坞则是后话，并也以失败告终），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当年“天一”的制片策略，规避开了政治紧张，从而使邵氏电影一路畅通，并始终带着一种古典质感。
二战后，1959年邵氏兄弟移师香港，在香港电影业龙头地位的争夺中，邵逸夫吸取了当年“天一”的惨痛经验，和好莱坞大亨一样，构建起了完整的产业链。通过黄梅调电影和精装古装片这种文化认同强烈的影片，和电懋、长城、凤凰、新联等电影公司竞争。同时通过建立邵氏影城、演员培训班、开发自己的邵氏综艺体宽银幕技术、与日、韩业界合作等种种手段，让邵氏电影始终生机勃勃。
邵逸夫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所经营的产业特殊性，对于银幕的占有率只是表象，对于休闲时间的占有率以及对于大众认同和欲望的把握，才是他的商业帝国的根基。因此电视媒体的出现时，邵逸夫自然不会放过，相比电影，电视对于时间的占有更为灵活和有效率。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了受众更广的无线电视，而不是针对精英社群的有线电视。
1970年代，香港电视业界同样竞争激烈，九龙塘广播道，旷日持久的五台山战役（佳艺电视、亚洲电视、无线电视、香港电台、商业电台，五家香港的广播媒体由于67年暴动而被集中建在此处，故广播道被称为“五台山”），随着通过菲林剧之争TVB力压亚洲电视的前身“丽的电视”，以及在“七月大战”中通过收视率大胜丽的和佳艺，让邵逸夫与商人利孝和创立的香港首家无线电视台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终成赢家。
之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发布，导致香港中产大批逃港移民，有线电视也一蹶不振。TVB开始了它的统治年代。随着《欢乐今宵》、港姐选举等节目的风靡，万人空巷的势头，让邵氏实质性的把控了香港人休闲时间的规划。“最重要的是和家里人一起吃顿饭”这样的经典TVB台词，体现了邵氏对于理想大众消费市场的期待。
通过宗族联系的家庭构成社会单位，建立娱乐消费的趋同，以儒家的入世齐家的“小伦理”，回避意识形态的鲜明。邵氏娱乐帝国成功的基础正是建立“安其俗，乐其业”这样的“和谐”机制。
但这样的“至治之极”并不能持久。随着1997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前后的媒体大震动，大众文化多样分野，港人对于政治的重新积极，这让TVB多年打造的“齐家”体系不再走俏，又重陷二十世纪初的“儒家”窘境。
在新加坡开创基业时，邵氏仰仗的是海外华人的族裔系统，而不是政权系统，这让邵氏的官商色彩一直不明显。随着改革开放，大陆作为宗主重新浮现在华人商界的视野当中，但是邵氏所依仗的消费系统，却无法进入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大陆日常生活。
与大陆市场的不密切，以及与海外华人精神联系的减弱，虽然让邵氏的传媒帝国有些许自由，但也不得不为此吃亏。TVB的大股东之一——马来西亚商人、“糖王”郭鹤年是和大陆最早建立关系也是最密切的华商之一，他控制着大陆40%的食用油市场。郭氏是典型的胡雪岩式的商人——善于与官方周旋，随着1997大限将至，郭氏和大陆之间官商互济的色彩开始凸显，1993年郭氏买下了海外华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南华早报》，随即讽刺大陆政治的美国漫画家拉里·费恩(Larry Feign)被解雇，而一大批专栏作家、版面主编也相继被迫离职。
虽然不确定这是否也有着鲜明的政治意图，郭氏开始对邵氏动手。由于之前香港政策，TVB将其非影视类的传媒公司分割出来，成立了电视企业国际有限公司（简称：TVE）。TVE旗下拥有17家公司和十几本杂志，其中包括香港最大的唱片公司之一“华星唱片”，以及拥有而多万用户的家庭必备杂志《香港电视》等。
郭氏先是收购了TVB另一大股东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TVB股份，然后通过减持等手段，以《南华早报》从邵氏手中强行收购了TVE。虽然邵氏通过发行《TVB周刊》逼停了被收购后的《香港电视》，但媒体多样性的经营格局已经被破坏。
对于华人市场来说，大陆作为决定性变量的强势介入，对于多年格局沉淀下来海外华人商界无疑是最大的冲击。传媒业在大陆始终是“喉舌”工具，而非休闲产业，须得官方牢牢把控。这让邵氏在大陆地区难有多大作为，除了产品输出为大陆年轻一代提供了大量TVB连续剧所构成的集体回忆，但这在大陆电视剧产业兴起之后，也无多少立足之地了。而摄于大陆的压力，TVB的自我审查，也在香港本地社会引起不满。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TVB消极报道，让其宣传语被戏称为“无线新闻，事事旦旦”。
儒者的风流在于入世与出世的机巧。邵氏帝国当年如气骨非凡的温厚长者，如今已呈迂腐老态。2011年，邵逸夫将TVB26%的版权卖给善于借买卖空壳公司发家的“壳王”陈国强和台湾首富王雪红，正式宣布退休。这或许也意味着邵氏的伦理将随着资本离开这个媒体王国，而新的资本势必带着新的伦理而来，这或许也将带着TVB走向另一种命运。而此时的邵逸夫早已专注于慈善事业，不论是激励科研创新的“邵逸夫奖”，抑或总价值接近1亿美元遍布中国高校的“逸夫楼”，都是他儒家意志继续的附着与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