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塔蒂的二三事（一）

1870年，俄国驻法国的外交官Alexanderisky Tatischff在巴黎爱上了一个法国女孩Rose-Anathalie Alinquant。五年后他们有了一个男孩Georges-Emmanuel。不久以后，Tatischeff骑马出行，却发现死在郊外，被断为事故。但是又不久，Georges-Emmanuel被人绑架去了莫斯科。Alinquant，一个巴黎著名的绘画装裱工的女儿，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她没有崩溃，而是自学了俄文，偷偷前往莫斯科当了一个保姆。她终于找到了儿子被藏的地方，将自己7岁的儿子拐回了巴黎，并在巴黎郊外的Le Pecq定居下来。

我们或许应该感谢这位女子的勇气，因为1907年Georges-Emmanuel有了一个儿子，叫做Jacques Tatischeff，就是后来的雅克·塔蒂。

我父亲是一个有很强个性的人。我希望他能更像《我的舅舅》里的舅舅。

我父亲要离开了。他穿着军服来看我们。他没有权利脱下制服，除非游泳。他就站在那里，在海滩上，穿着蓝色的军服。就像一个猎场管理员一样看着我们。我总想起那个景象。

现代生活就是为班上的高个子孩子设计的，而我则愿意捍卫其他的人。（注：16岁的时候，塔蒂就高达1米92）

我的全部学历在一张邮票背面就可以写下来。

（塔蒂写给他的老师的信）：我记得很清楚你试图教会我一些东西。对于你曾如此耐心试图塞到我脑袋里的东西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我的确记得你是一个和蔼文雅的老师。

我几乎不读书，我也不怎么看电影。我不是个文化人。

我首先研究我的角色。我创造他们。然后我让他们在各自的设定下发展。我开始更多的解他们。只有当角色被创造出来以后我开始寻找他的笑料。

我拍片的时候不需要剧本。我用心去记我的电影，用心去拍我的电影。在现场我精确的知道我想从演员那里得到什么，我要做什么。

我不做即兴表演，我预先知道全部。我不需要剧本，并非因为它对我不重要，只是因为我用心记住了我的故事，每个镜头，每句话，每个动作。

我总要“重拍”每个景，这一次不是为了画面而是为了声音。在这方面我格外的注意。事实上我认为声音是最至关重要的。

我用我的全部力量去捍卫手艺（craftsmanship），我是一个手艺人（craftsman）。

一个人必须知道那些是绝对不能做的。除此之外技术上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一个人必须遵循现和他自己的灵感。

必要的是我角色的发展，而不是我摄像机的移动。

我喜欢大全景（long shot）。它让观众来发现那里有什么可看的。特写强调说：“看，这很滑稽！”恰恰相反，在一个大全景里你展示了几个元素，人物和对象。为什么要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里面的特性或者幽默？

对于一个喜剧演员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是对于体育运动的训练。

所有值得一提的喜剧演员都是最早在Music-hall或者马戏团里练成的。如果不在舞台上通过和观众接触学习自己的本事，那就不可能拍出一个喜剧来。除非他拍的是文字喜剧。

我相信观众需要放松，但是我绝对拒绝用低俗的方式让他笑。一个人不能蔑视大众。大众有品味，有好的感觉，绝对比某些做相反断言的人要多的多。

我喜欢人们，所有人，各种各样的人。

我观察人们生活，我逛悠，去足球比赛…我在高速路上坐上几个小时看车流驶过。我倾听对话，观察举止，细节，还有揭示每个人的个性的生活模式。

能够有一个打开通往生活的阳台，展示生活的财富的机会，对于我看起来是电影的诸多功用之一。

我并不在寻找什么信息（message），我只是对人们感兴趣，对家庭，对孩子，对提供的服务，各种在这个越来越被计划好，机械化的世界里的各种小问题感兴趣。

我怎么可能会有想让人们笑的如此野心，人们自己就是完美的模仿者，随便一个过客知道的都比我多。

喜剧的关键不在于喜剧演员的表演，而在于喜剧演员揭示他人的幽默元素的能力。

塔蒂佚事：

小时候因为长得太高，每逢出殡，塔蒂都是前面举十字架的人。在下葬的时候，也站在墓穴边上，虽然他自己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吓得要哭。但是他必须表现得像一个大孩子。

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希望通过自己做来学习。有一次是学“I open the door”和“I close the door”。就是老师说英文，学生做动作。结果塔蒂打开门，走了出去，关上门，直接回家了。

塔蒂擅长舞蹈（得过奖），网球（个子高占便宜），骑马，橄榄球。没有音乐细胞，也没有绘画细胞。晚年他常到好友、著名漫画家Sempe处看他工作。Sempe曾听见塔蒂在他身后嘟囔：“我希望我也能这样画画。”

塔蒂被迫跟他爷爷学做画框。他记得一次他做了一个自己都感到自豪的画框，但是他爷爷让他把画框自己拆了，因为它太好了，画框注定是要让人注意里面的画，而不是画框本身。

塔蒂在军营里的一年里他遇到了一个叫Lalouette的人，启发了他后来的角色于洛先生。这个人是个理发的，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在军队里和在外面是不同的。他叫长官永远是Sir，而不是上校之类的，当被纠正后，他会很虔诚的道歉 I’m sorry Sir。他永远骑不好马，也丢三拉四的，而且从来都不脸红。这种愚蠢加天真反而让他显得无所畏惧，不可战胜。

塔蒂在1930年代参加了Alfred Sauvy的橄榄球队，当时法国没有职业体育，橄榄球更是没人打，这个队里的成员全部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比如Sauvy就是个统计学家。那天他们全队15人去吃晚饭，中间屋子的灯灭了，大家困在一个小屋子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搞笑的哑剧影子戏，大家都被迷住了。那个害羞的，沉默寡言的Tatischeff突然变成了雅克·塔蒂。

每次比赛完，塔蒂在更衣室里跑来跑去，模仿刚才比赛的全过程，模仿裁判，自己的队员，对方的队员，全队的人都来看。队长Sauvy的好友，剧作家Tristan Bernard说，“你知道，我真的看不出你应该继续做你的画框。”

正是在给他的朋友们表演的时候塔蒂发现了喜剧天赋。“我意识到我有两个观众，一个是狂热支持的（我的队友），另外一个是切齿仇视的（赞助商和餐馆员工）。我从来没有忘记后者冰冷的注视。后来，当我回想起那个场景，并把我放到他们的位置上，我发现了真正适合我的喜剧。”

塔蒂在橄榄球队的生涯的终结是队长Sauvy为他写了剧本，由全队成员联合，制作了一出叫《体育印象》的戏，由塔蒂用哑剧耍尽各种体育运动。塔蒂随后进入演艺界。

塔蒂进入演艺界的时间正不好，经济大萧条刚刚触及法国。直到1935年，他才在Theatre-Michael的表演中凭借《体育印象》一举成名。后来他加入了A.B.C演出，成为那个music-hall的顶梁柱。他一方面借了当时奥林匹克运动刚刚兴起，体育方面的艺术题材突然开始兴盛的光，一方面也借了法国哑剧在Decroux等人的努力下的东山再起。他的脚步随后涉及欧洲各处，在柏林，他应邀在Scala和KadeKo演出，后者，没错，就是鲍勃·福斯影片《歌厅》中的歌厅。

塔蒂在哑剧上的对手是著名哑剧演员、Decroux的学生Barrault。不过一次Barrault表演了一个骑马的哑剧后塔蒂大发雷霆，说骑马的想法是他的独家专利，Barrault是剽窃。这是塔蒂第一次试图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想欣赏Barrault和Decroux师徒俩的绝技，看马塞尔·卡尔内的经典《天堂的孩子》好了。事实上导演卡尔内筹备《天堂的孩子》时发现Barrault很有可能因为有戏约不能出演，还跑去A.B.C看了塔蒂的演出。他认为塔蒂是可以做Barrault的替补，他的体形除了个子高些，跟影片男主人公、历史上真实的Deburau一脉相承。卡尔内觉得男主角如此重要，随便换成塔蒂未免过于冒险，在和制片主任Fred Orain讨论后，塔蒂让位了。不过Orain估计是记住了塔蒂。这位工程师出身的制片主任当时已经当上了未占领区唯一一个电影公司的头。第二年他找塔蒂出演了一个小角色，以后更是和塔蒂合作，拍摄了塔蒂的成名作《节日》。后来塔蒂和他的矛盾以及Orain日益的位高权重也让塔蒂更被孤立出了主流电影界。

二战前夕塔蒂应征入伍，停战后被遣返巴黎重操旧业。像很多人一样，他很少提及自己的这段日子。关于战争，我们所知不多。只是一次记者在问塔蒂是否曾经参加过什么真正的自行车赛的时候，塔蒂仿佛有点走题的回答：“1940年我从Liege骑到了Perigueux，德国人在我屁股后面。那是场漂亮的表演。但是我想Anquetil或者Poulidor能骑得更快。”

事实上塔蒂重新开始music-hall生涯，他起初表演的地点在Lido，那是个只有德国人才能去的地方，为此他遭人诟弊。后来他也去了其它地方。但是不像雷内·克莱芒、卡尔内，还有布列松，塔蒂在这几年里没有利用这段机会拍电影。1943年他还被叫去了柏林演出。10年后塔蒂曾经想拍摄一部关于“占领下的柏林”的电影，因为当时柏林城的人都被征兵征走了，所有的厨子，裁缝，表演的全是法国人，塔蒂就好像到了法国人的圈子，戏称占领柏林。他在那里遇到了Henri Manquet，成为一生好友。

战后Fred Orain和塔蒂开始合作，成立了Cady-Film，据说是取自Orain的狗之名。他们同意从喜剧短片开始，塔蒂构思了《邮差学校》。塔蒂想到了曾经合作拍摄Soigne ton gauche的雷内·克莱芒。Soigne ton gauche是克莱芒的导演处女作，他之前曾在塔蒂的另一部作品《人们需要恶棍》里给导演Charles Barrois做过助理。其实1930年代法国试图振兴喜剧，象布列松这样的人也是从喜剧找到活做的。克莱芒忙到不行，塔蒂就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

塔蒂自述：

说真的，就算我把自己的影片拍成黑白的，我也总是在彩色中考虑它们的。

我曾设想自己或许能找到一个黑暗的小村庄的广场，我已经决定居民们都穿黑色，就像过礼拜日，这样所有的颜色就几乎消失了。

另外在我心里，人们带着自己的家伙来到露天广场，突然间广场充满了颜色。颜色是在他们打开大拖斗（baskets）――那些装着摸彩的东西和旋转木马的拖斗――的时候出现的。于是‘节日’就从这颜色里得到了它的重要意义。

节日一结束，拖斗又打开了，颜色回到了马车里。狂欢节的卡车继续开动，将村庄的颜色带走，让它处于黑色和白色中，外带一点褐色。

影片佚事：

为这部影片，Fred Orain将自己的乡间别墅给抵押了200万法郎。他当时已经当上了法国技术委员会（conseil superieus technique）的头，在他的牵线下，《节日》计划拍成法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片，使用法国自己研制的Thomson color，也算是对抗美国技术的爱国心吧，和片子里的调子一脉相承。Thomson投资了大量的钱在百代实验室旁边专门设厂。可惜片子没拍一半，Thomson已经打了退堂鼓，放弃了彩色计划。塔蒂虽然并不知情，好在他一直坚持一台彩色摄影机一台黑白摄影机双机同步拍摄，虽然这让工作量加倍，所有戏都重演一次，但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选择。之后塔蒂象对待自己其它影片一样，塔蒂反复重新处理自己的老片，除了重新制作的音轨（原始音轨丢了），还做过手上色的版本，另外还重新拍摄了部分段落，加入了一个新角色。真正根据原是彩色底片制作的彩色修复版本是由他女儿在1995年主持完成的，2000年在Cannes电影节隆重推出。

影片的投资一直不到位，塔蒂不得不停了工资，用以后的票房提成作为抵押。后来钱来了，他又忙不迭的从每个人手里把提成买回来。结果影片火了以后很多人就对此举动耿耿于怀。

影片中的村庄名字叫Follainville，其中fol是愚蠢，疯狂的词根，ville则是村庄的词根。

几乎整个村庄的人都在电影里露了脸，或许是塔蒂和村子里的人一直关系很好的原因。这个村庄是1943年塔蒂从德国逃回法国后居住过的小村庄。因为村长不愿意演出，塔蒂就让自己原来的房东演了村长。另外没有上银幕的是村子里的那些邮递员，他们骑的自行车还是世纪之初的款式。但是他们愉快地放了一张塔蒂的照片在他们办公室，称他为荣誉邮递员。

事实上塔蒂一直对老的器械有迷恋。在《节日》里，他骑的自行车是1911年的款式。在后来于洛先生的第一次亮相里，他开的Amilcar汽车是1924年的款。在《玩乐时光》里，公车是1930年代的设计的，在《聪明笨伯古惑车》里，于洛先生则和一辆1955年的老爷卡车做斗争。

塔蒂对颜色有一整套的理论。多年之后他曾经为了证明自己做了一个小实验。他向一些经常坐飞机旅游的朋友询问Orly机场候机楼座椅的颜色，结果得到的答案大相径庭。塔蒂的结论是，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颜色，除非某个对他特别有意义的事件或者对象。我们的记忆通常都是无色的，我们只能记住重要的颜色。塔蒂认为装饰性的颜色是不真实的，他也只在影片最重要的地方加入颜色。

影片在1947年收工，这部才相当于5万美元投资的低成本作品找不到买主。期间塔蒂当然重操旧业演哑剧。沮丧之余，塔蒂写了一个剧本：一个世界闻名的魔术师老年失意，只能以取悦乡下的农民度日，只有一个小女孩相信他的魔术都是真的。于是这个魔术师努力起来重振旗鼓，回到了“大城市”。一同而来的小女孩遇到了一个年青人。年青人让女孩相信魔术师的一切都不过是魔术，最后女孩和年青人走了。魔术师在赶他的火车时发现他用来变戏法的手提箱不见了。这个剧本在2010年由西维亚·乔迈制作成了动画片《魔术师》。

1948年，《节日》卖出南美四国的版权，收回了一半投资，塔蒂用这笔钱重新配了一个准英文版，1949年在英国上映受到欢迎，随后才在法国上映，开创了塔蒂惯常的出口转内销模式。法国影评界的口碑一般，在肯定塔蒂的哑剧天才同时，普遍对他的导演水平，台词水平，叙事结构等等表示了置疑。

塔蒂平时喜欢逛酒吧和夜总会，在那里他会认识一些有创造力的表演者，技师人员等等。他的哑剧生涯让他认识了大量中产阶级的人物，他在酒吧里的时候让他认识了诸如玛格丽特·杜拉斯这样还没出名的人，他还通过他父母，妻子，朋友再认识了一圈作家，实业家，医生等等。唯一例外的是，塔蒂永远和电影界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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