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塔蒂(Jacques Tati)从安格利特酒店(Hotel D’Angleterre)的车子里出来有点困难。他看上去比电影中稍矮一些,显得有点微胖。他的着装略显随意,领带上的结不太对劲。他盯着我,不停得提问,似乎这样就有时间可以好好端详我一番。我们走进了酒店,大堂里正在进行模特表演。也许是音乐刺激了他,他对着女孩们扮小丑状挤眉弄眼。他看上去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但更多的却让人感到一种朴实。只是希望被认为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而且希望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但他的眼神有些飘忽不定。他脱下外套,把弄着衣架。那些大型的小丑般移动动作非常醒目,虽然这些动作都很简单,就像他在提醒别人他就是于洛先生(Mr.Hulot)。他一直提醒我看服务员们极其规范的动作,“随时可以看到有趣的事情。到处都有。”我们在酒吧一处面街的角落坐下。天有些灰暗。我给他看了我之前写的一篇关于他的文章。

Jour de Fête (1949)

于洛是卓别林的反面(Modsætning)

他用近乎严肃的口吻和我说:“你不该把喜剧演员和喜剧演员进行比较,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可能是很表面的。比如说于洛和卓别林(Chaplin)就完全相反。”我马上注意到了,塔蒂经常会提及于洛,但是在谈及卓别林的时候从来不会称他为夏尔洛(Charlot,译注:卓别林在多部作品中塑造的经典流浪汉角色)。他们都是永垂不朽的经典角色。当我们坐在聊天的时候,他和于洛先生互相玩耍,在前一刻还是他自己,而下一刻就可能化身为他创造的这个生物,人们很难从其它电影幽默家身上发现类似的双重性。关于于洛先生他还提到了:“他不会自己编撰插科打诨的笑料,也找不到,我没有给予他这种才能。相反卓别林喜欢在观众面前夸张表演,就像是在说:‘我就是这个作家,我是一个幽默家,看啊,我就是制造这些笑料的人。’”拿《于洛先生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 Hulot,1953)里汽车软管做成葬礼花圈的场景而言,水到渠成般得自然。而卓别林就会表现出非常尴尬的表情,他会掏出软管,放下它,然后在观众面前把它推入树叶中。然后观众们会赞叹说,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主意啊。

塔蒂借此希望能够驳斥那种称呼他的喜剧“过于做作”的说法。当我问他是否希望让喜剧不露痕迹展现的时候,他把球踢了回来:“是的,完全正确。”我提到了《我的舅舅》里一个桌子和椅子移动的场景。于洛先生站在门前挥舞着双手像在指挥,就像他在观众面前指挥着舞台。这种关注让他感到很开心:“我看它们都是新萌芽的花果,而于洛就是种植园主人。我有股播放异国情调音乐的冲动,并假装在指挥它们。”

我把谈话导向他的第一部电影,他说那是最初的草稿作品。第一部拍摄于1934年,现在在巴黎偶尔还能看到。

“拍电影并不那么重要。”他突然说,“我不相信所谓的伟大的电影。我就在自己的工作中犯过很多错误。我不是一个能制作精美蛋糕并能重复不断重现这种艺术品的蛋糕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我的独立性。我一直拒绝并会永远拒绝制作纯商业电影。我不富有,也许这会更容易一些,美国……”

当我意识到他在制作电影时间上的拖延时,他说,“是的,不过也归咎于我自己的懒惰。这无关技术发展的缓慢。”

“您需要能够远距离看自己的工作吗?”

“是的,你明白的。我有了想法,把它写下来,之后扩展成了一个剧本,然后我会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开始工作。这需要花很长时间来进行编排。我经常想放弃很多事情,也需要花很长时间,但是我不介意。”

“也许您确实有点懒惰,不过这也是因为过于小心的原因?”他用“是”的回答表示了肯定。

塔蒂在他的第二部长片《于洛先生的假期》(1953年)里的舞蹈场景。

我需要观众的意见

我提到了卓别林的沉默,一种无法承受社会关系的沉默,还有马克思兄弟杀死语言意义的口才,以及他在这个几乎无法表达的世界里的他自己的半沉默(halve stumhed),然后他继续说:“我的对话就是人们可以在火车站里听到的那些内容。”

塔蒂还指出,“我需要观众们的一些参与,我不会告诉他们,这是好的,这是坏的。我和他们说,和我一起走在摄像机后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他自豪得补充说,“我相信我让不少人忘却现实生活的忧虑,转而去发现更好的。”

“您喜欢讨论您的电影吗?”

“没有什么特别。人们制作电影,或者人们决定要成为一个画家,如果非要讲清楚为什么,应该没有任何谁可以强迫另一个人画一幅好画……我只知道,我热爱我的工作。而且我很开心,于洛先生能有这么多好朋友。塔蒂是于洛的化身。我不可能像雅宝先生(Monsieur Arpel,《我的舅舅 Mon Oncle》里那位富有的商人)这样生活,赚钱,买画,买游艇——我的朋友们会羡慕嫉妒恨的。我始终没有变。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以制作画框为生,我仍旧和那时结识的老朋友们一起。卓别林不一样,他拍完电影后可以回到他的城堡。于洛先生不会回家,他永远处在自己的状态。”

“您对那些评论您的文章怎么看?”

“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我最满意。《正片》(Positif)上有一篇关于《于洛先生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 Hulot)的文章也很出色。这个杂志太好了,以至于迎来不太意外的破产。当然也有一些恶意中伤的文章。还有一些人,厚颜无耻得谈论着所谓我的‘信息’,‘他微笑着,看上去很令人惊讶。很显然他是真诚的。他给人的印象并不反对人们正视他的电影,与此同时却表现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毫无疑问在他的脑海里有着他无法展现出的更多创造性内容和更为深刻的反思,但是我非常肯定,他无法用知识性或者文学性的方式进行思考。他从不引用任何文学典故,也不会用雷内·克莱尔(René Clair)式知识分子的距离来进行交流,这令人如此厌烦。我引用的是将他的电影和尤内斯库(译注:Eugene Ionesco,法国剧作家,荒诞派喜剧最代表人物之一)的戏剧做比较的英国评论家的话。’”

“这种对比他无非是拾人牙慧。我个人也认识尤内斯库,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贝克特(译注:萨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另一位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人物)呢?”

“我知道他的戏剧。”

“那萨特(译注: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呢?”

“嗯,我认识他。”

“他应该写为您写点什么。

“他不做电影相关的工作。”

如果我的笑料来得不太慢的话……

我们重新回到了《我的舅舅》:“一个美国评论家写到,同时代的美国演员应该可以从我的狗身上学到一些……我看到狗,在电影里用它们。我应该可以用马戏团里的狗。但是我的狗不应该如此叫好。”

“这不是你的特点吗?按照习惯的做法你的插科打诨要不就是太长,要不就是太短。”

“这是因为我让他们摆脱了日常的生活。现在拿你的记录做例子,你有可能会丢了它,或者当你从这里出去的时候掉在地上了,它存在很短。太短了。也许你会慢慢地失去它——比如有人打电话给你,那会很长,非常长。如果我的笑料不抖得慢一点,那么人们只是需要呆在电影院。再拿雅宝先生的家庭宴会。如果没有这么长,那就不是电影场景了。我想要的是当人们参加这个招待会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雅宝家的客人。有一些看过电影两遍的人都说,第一次感觉这个场景太长了,但是第二次又感觉太短了。你觉得呢?”他补充说,“我的电影和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有点相似。你把眼睛眯在一起看见前面的树,你把眼睛眯上看第二次,不会再看到树了,你会看到很多其它东西。在我的电影里背景和前景一样重要。我的电影有很多计划,也有很多层次感。有很多东西需要看。也许最好是能够多看几遍电影。你可以看到很多你想看到的东西。就像生活中一样。如果人们看得足够仔细,能够发现的东西也是永无止境的。”

谈到W.C.菲尔兹(W. C. Fields)时他严肃地说,“他是最伟大的(喜剧家)之一。”

“卓别林呢?”

“他是个舞者。他很有趣,但是我对他本人比他令我发笑这件事情更为感兴趣……是的,我见过他。我相信等政治风向有了一定的转变,他能够回美国的。哈里·朗顿(Harry Langdon),哦,是的,他很棒。狂笑大叫的是小提奇(Little Tich,译注:原名:哈利·雷尔夫 Harry Relph 1867年7月21日-1928年2月10日,英国音乐喜剧演员和舞蹈演员)。有一部电影拍他在音乐厅里,拍摄是在一些旅行中完成的。这部电影曾经在英国上映过。我也看过,你一定要看,太神奇了,它拥有该有的一切。卓别林也看过。”

关于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格劳乔(Groucho Marx)聪明得可怕。一个出色的角色。我非常开心,他对《于洛先生的假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想买下这部电影。”

“有人说,如果您在节目中拿奶油蛋糕进行表演,那你一定会把蛋糕抛到半空中,而不是把脸埋在奶油里。现在我不太确定,您是否愿意长时间得挺着沾满奶油的脸。”

塔蒂看上去很开心,好像他发现了自己另外新的一面:“你完全正确!我会让他在很长时间里挂着沾满奶油的脸……人们经过时就会注意他,来回不停地回头,然后自己会在心里嘀咕‘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毛病?’”

《我的舅舅》(1958)

您会戏弄观众吗?

我又询问了他一个雅宝家的场景,他坐在一个现代扶手椅上,发现不太可能,站起来看着椅子……人们期待着,他转过身子继续尝试着坐下来。但是这没有发生——他又走向了另一把椅子。“您会戏弄观众吗?”

“不,我是想展现羞怯感,于洛的,也有雅宝先生的。”

“有批评不是倾向于说您在《我的舅舅》里那种过于夸张的图解?——小广场上的快乐,机械化世界的不快乐?比如他们清晨时间就在小广场上喝酒了?”

“他们在广场上喝酒,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在这个世界画家需要在推车上抹点红色。它缺少这么一点红彩。这就是整部电影。”

“令我吃惊的是,学校、工厂和夜总会的标牌上全部使用了一样的字体。”

他笑着鼓掌。“是的,相同的字体。不久之后,人们在所有的国家都会有着相同的椅子和相同的袜子。再也没有必要旅行了。人们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得到相同的牛排。在美国我有三个月没有吃到新鲜牛排了。肉是用塑料包装的,工厂出品的。有好几位建筑师写信给我,他们为我的电影感到烦心……还有电视……取而代之衣锦还乡的绅士的是那些售卖一模一样的所有东西的销售员们。现在已经不再特别有趣了。伴随着进步的是人们各有得失。当然也有真实的进步。人们会从中获得一些乐趣——自来水就很好——只是价格有点高。人们同时失去了很多,特别是幽默感。”

他经常看着外面的交通。他喝了咖啡又让服务员继续加满了。他没有抽烟一个星期了,告诉我说,因为没有抽烟他的肺和喉咙很疼。他给我画了一副于洛先生的头像(下图)。“这太可爱了!”

给作者的签名画像,上面写着“您的朋友,J. Tati”

“哇哦——很开心听到没有被质疑是愚蠢的可爱!”

他想到了一部电影,他有很多个想法。“我需要做出选择。”

|原文发布于电影杂志《Kosmorama》1959年第44期 P174-P177
翻译:Kinamand 校对:静 @迷影翻译

Christian Dotremont
Christian Dotremont

(1922年12月12日-1979年8月20日)比利时著名画家和诗人,眼镜蛇画派(Cobra)的发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