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题目：Cinematographer Jeff Cronenweth talks ‘Gone Girl,’ film, digital and a career with David Fincher
作者： Kristopher Tapley
来源：http://www.hitfix.com/in-contention/cinematographer-jeff-cronenweth-talks-gone-girl-film-digital-and-a-career-with-david-fincher/single-page
译者：二道贩子／校对：Yunzhi
杰夫·克隆威斯(Jeff Cronenweth)骨子里生来就有做摄影师的天赋。他的父亲乔丹·克隆威斯(Jordan Cronenweth)曾为《灵魂大搜索》(Altered States, 1980)和《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1982)等极富成就的作品做过摄影工作，因此毫无疑问，杰夫会跟随父亲的脚步。最近，他与导演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结成了固定的互助合作关系。他们最近的一次合作，《消失的爱人》(Gone Girl)是对他们数十年来所建立发展出的冷酷美学的另一个大胆尝试。
他与芬奇之前合作的两部影片，《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2010)和《龙纹身爱人》(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2011)，都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整个周末我都在与他进行电话交谈，讨论这种持续合作关系，讨论老胶片与数字技术之争，以及讨论《消失的爱人》中的视觉特效。
HitFix:我想，当你接到芬奇的来电，读到任何他准备的剧本时，你就会有一个直接印象，知道这部电影应该是或者将会是什么样的。那么你对《消失的爱人》的印象如何？
杰夫：我从来不曾考虑过。他是个很聪明、机灵的导演，常常能够把握时下音乐、美学、世界文化和政治的脉搏。因此首先，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他会打电话过来，让我读剧本，等我有了自己的想法后，就会坐下来听他对剧本的诠释。随后我会一直酝酿对剧本的情感，直到我能参与到创作当中。剧本里有许多相似的基调、对比和黑暗面等等，但我真的认为每一个的处理方法都应该是不同的，都应该是不同的方法。至少总得有点不同。要作出一些决定总会有理由的。每天他仍会让我感到惊喜，因为我仍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你俩是旧相识了。
我记得我父亲(摄影师乔丹·克隆威斯)和我第一次同他工作时，我还是个助理，然后是摄影机操作员。我记得我们和大卫的第一次合作是拍摄麦当娜的一支音乐视频，叫《哦，父亲》(Oh Father)，那是支黑白视频。然后我们继续参与了一些拍摄。接下来我们开始拍《异形3》(Alien3，1992)。但我父亲最终还是因为被帕金森病使工作被迫停止了。那部电影的制作真的非常非常艰难，压力很大，因为在英国只有英式发音的工作人员。而且工作条件也日趋恶劣。那是个寒冷的冬天，台子上很冷。片场很大，还有那座城市也很大——我当时觉得我的父亲快扛不住了。于是他们要求我们下来，这对我父亲和大卫来说都是相当痛苦的。后来我们拍了更多的商业广告和音乐录影带。然后当我父亲不再工作时我接到了电话，要我去第二工作组，为《七宗罪》(Se7en,1995)拍些镜头然后是拍《心理游戏》(The Game,1997)。后来实际上当大卫要我拍《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1999)时，我以为他只是要我去第二工作组拍摄。但你知道，正相反，他说，“你先读剧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明天告诉我。”真的，你觉得我真的有必要先去读它再决定我是否感兴趣吗？但没关系。
考虑到大多数是第二工作组，在拍摄《七宗罪》时你是否有很多工作都是与达吕斯·康第（Darius Kondji）一起做的呢？他就是位大师，我猜想有这样的机会，你能够学到更多，吸收更多。
坦白说，当我第一次有这个机会来工作时，我当时是个操作员，因此我在观察。你想要试着尽可能多地吸收你所看到的东西，观察他们正在干嘛。很明显，他们正准备开工。我观察技术活，也在观察大卫和达吕斯之间的工作关系。但后来我想达吕斯离开了，并和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一起合作了《遮蔽的天空》(Sheltering Sky,1990)，因此当时我们有两周的补拍时间以及其他补充工作。当时哈里斯·萨维德斯（Harris Savides）和我完成了这个。因此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试着观察达吕斯的工作，并且确保，你知道，我对他已经补拍的和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了如指掌，并且保持尊敬。实际上我们结束了整个结局部分的拍摄。因此除了作为《黑店狂想曲》(Delicatessen，1991)和《童梦失魂夜》(City of Lost Children,1995)的影迷之外——这两部作品在摄影和运镜的使用上既惊人，又富有创意——当时我没花太多时间与达吕斯在一起。
好，那接下来进入下一个问题。你知道，与已故的哈里斯·萨维德斯一同合作《心理游戏》，他后来也参与拍摄《十二宫》，当时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我喜欢与哈里斯工作，因为他大部分的方法都不是循规蹈矩的。如果有简单的方法来做一些事，或者如果有一些确实很复杂的方法，还要用到一些模糊的光源或其他东西，而且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处理，他常常就会很兴奋，甚至是欣喜若狂。因此，通过观察各种不同的方法，我能变得更专业，这使我很着迷。他是个超级好、超级慷慨的人，又超有才华。因为我们确实一起做了许多其他事情，所以多年来，关于他的工作，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隐藏摄像机的才能。他能为在摄像机前即将发生的任何事情创造一个完美的视觉内容，并且既不会妨碍剧情也不会以任何形式使剧情残缺。对我来说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米尔克》(Milk，2008)的镜头，我认为这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当人们观看后你跟他们谈论这部电影，他们就会说，“好吧，那并不难，你知道，只用窗户光和自然光，然后带着一台摄像机跑来跑去就行了。”——我的天哪。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拍摄有多复杂有多困难——那里根本没有什么能用的，更别提自然光了。他的那项工作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准，但他却没有获得应有的赞誉。
纵观他的人生，似乎稀疏平常。他可能也从未在圈外获得恰当的评价。我常常好奇为什么这样的人没有获得过奥斯卡奖。
他本该拿奖的。我想，部分原因是，在你看大电影或制片厂电影时，你最终会受到干扰，你知道，他会不断让他自己加入更私密、更细小、更能控制的项目。他与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合作项目，然后与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合作项目，你也知道，他还实验并拍摄了一些小型短片——有15分钟的，30分钟的，还有45分钟的。他曾做过的所有不同的东西都试图远离大众市场，例如在九寸钉乐队(Nine Inch Nails)的一支音乐视频《Closer》中，为了降低画面清晰度，他先将胶片烘烤了一下，随后放入拍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相当大胆的做法。
让我们退一步说。那两部电影《七宗罪》和《心理游戏》都是非常有趣的，特别是《七宗罪》，很像是在磨练芬奇对视觉语言的感受。而且你一直与他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你是否观察到，他是如何用视觉化的方式讲述一个故事的？关于他的工作你觉得最突出的是什么？
我想，最重要的是，摄像机的机位永远不平常，每个画面都不会是个典型镜头；甚至也没有那些理所当然的镜头。所有镜头的背后都有原因——而不会变得疯狂；显然相比起其他情况，确切情形给了你更多自由，但让我困扰的是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寻常，或者说是不传统。摄影机趋向于更低的位置；我们常常以观察的方式看别人，这真的会让你研究他们，并且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让他们将脑海中的混乱想法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上。你知道吗？摄像机虽然移动，但没有什么是为了移动而移动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而不是用一些有趣的移动来填充空白。摄像机的移动也有原因。他对准备工作出奇的认真。他做了许多功课，我们都非常佩服。你知道，这就好像希区柯克的工作哲学：抵达片场前你就开始拍摄了，等到你走进片场时，你只需把片段连在一起就行了。在做这项工作时，他很明智地允许我们所有人去发现我们解决不了的任何问题或者障碍，然后给予等量的线索，离开我们的视线，从演员身上去发掘表演。
我猜他总是表现得像个结构主义者。他不是那种收集了一堆素材然后再挑选的人。
从来不是。
在你看来，这种工作关系是否是相当独特的呢？
你知道，我想在其他地方也会有人是这么做的。但我想他对这个过程更加专注。并且你知道，这不是什么会阻拦你的东西。不管你准备得多充分，总有一些有创意的折中办法和解决办法。而且他相当开明，只要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或者能更好地传达相同的信息，他就会考虑。这种情况总是存在的，但它必须是更好的，因为它给了你一个机会来表达东西。但等到我们开拍时，这些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影片的剪辑都在他的脑袋里，而基调和节奏，这些在大卫的作品中往往也都相当重要。他们携手处理视觉画面、音乐、剪辑风格和节奏。你得开始回想——我不记得具体是哪部影片，但你得看看《本杰明·巴顿奇事》(Benjamin Button)，然后是其次的《社交网络》，接下来是《龙纹身爱人》以及现在的《消失的爱人》，当然《搏击俱乐部》也行。这些影片中的节奏富于诗歌化，剪辑的选择和基调也得持续推进，这样才能用大量短镜头讲述这些复杂的故事，保持这种节奏感并加快速度。他非常专心，对成品是什么样的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也可以风趣地说，是为新思想打开了大门。
现在你们拍片是不是常常从第一幕就开始讨论该片的视觉效果，还是说会参考其他电影？
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工作。我们做了一些参考。我们只是谈论了其他电影，还谈到了摄影师，然后还是摄影师。我们也谈到了广告策划。
那对《消失的爱人》是如何处理的呢？
这部影片就是，你知道——有一大堆的事情正在发展。这里面的角色有两条非线性的平行剧情，以及他们情感上的消亡。当然这是作为一种关系的发展。然后是他们的发现，以及回到这个争斗的主题。这个概念中，所有的冲突，很大部分都是环境上的，所以你要确定他们关系的和谐起始于纽约，那时他们还是年轻的作家，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但随后发生了某件事情。这使得他们的关系在密苏里州的夏天结束，而你必须感受到那时的那种热度、那种孤独、孤立的感觉，以及那种改变，因此画面色调的选择不同——然后当他们继续时，尼克受到追究，开始被认定为头号嫌犯，他将自己封闭起来，躲在这个空旷、孤立、冷漠的屋子里。因此设置了这间地下墓穴，也是他躲藏的地方。这种孤独感和孤立感也一起在闪回中出现。这是片不毛之地——你知道，虽然这是间美丽的大房子，但绝对没有任何生气。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是在争取某种机会来获得这种关系中任何的激情，因为这是块冷漠的地方。
所以一旦他的生活开始扭转直至失控时，他便想要让自己逃避流言，躲避警察的盘问和记者的采访，因此砸坏这些窗子，创造出隔离感和阴影，玩玩某种结构，然后让他释放这些空间，是很奇妙的想法。然后对于她而言，开始时她拥有自己的地位，然后它迅速崩塌，她也崩溃了。她想在复仇开始后，她要结束这一切，让事情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为她这个角色选择了不同的调色板。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滤镜，想要让她在这个时候不要有种互补或谄媚的感觉，因为事实上她失去了生活，体重增加，不再注重穿着和妆容。因此没有那种极端的选择，但有细微的选择，在他们的情感旅程中的不同选择是用视觉表现的，就如同，你知道，在摄像机前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很好奇，你父亲对你的影响究竟到了何种地步？你在摄影生涯中的某种私人试金石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哪部电影对你启发最大？
我喜欢哪部电影？
对，你喜欢哪部电影？
首先，我得毫不犹豫地说是《银翼杀手》。我有点偏袒它，因为这是我父亲拍的，但我记得我们夜复一夜前往片场。当时我正在一家金融公司当装货员。那是在斯蒂迪奥城，他们在华纳兄弟影业拍摄，因此每晚从我家到那里只需花十分钟的车程，所以我会去那里呆着，只要我清醒着就会一直看他们拍《银翼杀手》。然后是罗杰·迪金森拍的《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我认为艾曼努尔·卢贝兹基(Emmanuel Lubezki)是个天才。他人很好，而且他很聪明，他做的任何事情，你都会赞赏，尊敬并完全沉浸其中。哈里斯也是我喜欢的摄影师之一，当然，我说过，《米尔克》是他的伟大作品之一。好人太多了。
我想，事实上我们正经历一个摄影行业的黄金时代。
我想我们是的。并且讽刺地说，这很奇怪。随着数字时代完全将我们浸没，我们常常恐惧自己将毫无价值，但讽刺的是我们变得越来越重要和有必要，这是很有趣的。并且，是的，当然会有一些确定的事情，不像是范围和选择是能改变的，调色和视效等等这些东西都退化成曾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也有更多你能做、能贡献的事情，所以你仍得让光线从对的方向出来，你仍得在场景中加入整体感和创新性，来使画面无缝连接。在做这类似的采访时他们已经预感到这是部冲奥的作品。他们为摄影师列举了所有作品。你看着每部电影的预告片，会感到很气馁，因为出现了太多太棒的东西了。
而且很多都是数字技术制作的。
绝对是。
我是指用35毫米拍摄的《狂怒》(Fury)，还有《性本恶》(Inherent Vice)。《星际穿越》(Interstellar)当然也是胶片拍摄。其他的都是数码摄像机拍摄的。
但它们都经过了数字处理，然后拿回来去掉了胶片。现在有一些数码技术能面向所有电影。并且你知道，我看着它就感觉，哇，电影是具有魔力的。有些你从未预料的事情会发生。我很喜欢一个理念：你是个疯狂的专家，你在片场享有一切。但我也喜欢不必在清晨四点起床，打电话去询问我是否应该当天出现在片场的悠闲时光。我喜欢承担风险的能力。我喜欢一种连贯性，就像你走进一家戏院，它看上去就像大多数戏院一样，有1000或3000张底片。你能够走进一家多厅影院，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它们看上去都不同。
是的。
然后，你知道，我们不是道貌岸然，而仅是为环境着想，我们才没有处理底片。但最大的困难就是隐私，现在通过数码摄像机和投影仪你能够控制许多东西，减少许多东西；每次拍摄时你都知道，还有无人发现的水印，他们能发现素材。有趣的是，在拍摄《社交网络》时我和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一起，当时我们在纽约。又一次，我们的作品幸运地成为了纽约电影节的开幕影片。首映式当天早上我们在预演，放映员迟到了20分钟才到，因此电影提前20分钟就结束了。当然，后来他打电话到索尼公司，那边立即发了一个新的密码，我们才看完剩下的影片。但那部影片真的非常精彩。那场经历太奇妙了。
能与你聊天真的太奇妙了，因为好多人似乎都对此有过类似于表面上的讨论，至少是在媒体上。像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和J·J·艾布拉姆斯(J.J.Abrams)努力拯救胶片时代的举措是很棒的，但除此之外事情常常演化成浪漫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争论。
你说得对极了。对我而言，我爱电影。我喜欢成为故事的主角。当你看《搏击俱乐部》或其他影片时，其他摄影师就会走过来说，“兄弟，你拍得真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要大胆面对并且接受风险是很可怕的，因为没有回头路，你知道吗？现在对许多事情我都能够释怀。但我想在某种程度上这变得更难了，因为你要拍得很有趣，还要设置一些其他人做不到的障碍。所以我不知道。我想电影业一直都在革新。他们一直在与技术融合。因此这将是答案。它将不断革新。我想奇妙的是我们现在都试着找出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那就是为什么这些电影现在看上去如此奇妙。因为每个人都参与了进来。这并不可怕，而是崭新的，没人会逃避与此。
举例来说，将迪金斯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就有点像是鲍勃·迪伦(Bob Dylan)玩起了电子乐。
当我在拍摄《希区柯克》(Hitchcock,2012)时就有这种纠结的状态，就像，“好吧，用数字技术拍一部希区柯克的电影还挺亵渎他的。”最终这个选择被取消了，因为如果用数字化拍摄，经费不够，而且导演认为还需要一些道具，还要补拍两天。但我的想法是，在所有人当中，希区柯克将会是接受新技术的第一个人。他常常冒险，常常做出改变，如果当时有一架数码摄像机，他绝对会用它来拍摄。
所以后来你又拍了些什么？
我和我的兄弟导演了商业广告，我自己也拍摄商业广告。事实上，大卫已经遥遥领先发行期了，所以我们得拍一些黑白的间隔镜头。如果你还没看过它们，你应该找出来看看，因为它们就是典型的芬奇式风格，更无礼的是，我们是用RED的Monochrome拍摄的，这是专门拍摄黑白影像的数码摄像机。因此我们不断提高分辨率和感光度，用它来捕捉画面真是美极了。但除此之外，我兄弟和我还试着自己拍摄了一张离地的照片。
哦，棒极了。
因此，你知道，当任何一部大卫的电影要问世时，剧本就会在我的脑海里翻滚。但除非是某些奇妙的东西，我还是更愿意试着呆在家里，与家人一起享受生活，和我的兄弟一起研究项目，然后拍一些酷毙了的商业广告。
伙计，听上去你像在真正享受生活。
这并不糟糕。我完全没有抱怨之意。
好吧，好好享受。也祝你们发行顺利。目前看上去进展不错。
上映首周它就突破了3800万美元，有点讽刺地来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根本不会想到。但这确实是芬奇作品中开局最赚钱的作品。这看上去似乎不太对劲。但我记得当《搏击俱乐部》公映时，我们非常伤心，你知道，就像《银翼杀手》一样，这些电影当它们问世时，它们被认为是烂片。但后来它们却被视为经典。
编辑：Yunz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