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为了找到埃米尔·库斯图里察（Emir Kusturica），这个坐拥双金棕榈的多毛发巨人，有许多种方式。第一种：顺着这个时时都有三个计划在手的艺术家、导演的创作路径独自深挖。第二种：来到他的出生地萨拉热窝以及他的两个“乌托邦”市镇安德里奇城（Andricgrad）和库斯腾多夫（Kustendorf）就地摸底。在这两个分处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边界的地方，库斯图在尝试重建着什么。他的国家？还是他自己？
萨拉热窝国际机场。外观上看来它像极了一个法国外省的小机场，只有一条跑道，是在战后重新修葺的。在这条跑道下面，有秘密修建的八百米长的“自由隧道”，当年城市被围攻时，这是唯一与外界联络的途径。在1992年与1995年之间，正是在这里，武器、食物得以被运输，来访者得以进出。在萨拉热窝，一切的重建都是为了掩盖这个在现代战争史上被围困最久的城市在那段日子中所留下来的痕迹。因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符合逻辑的假定：萨拉热窝曾如此丑陋地被摧残。内战，因为独立而起的争端，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evy） 定期的到来。有数字为证：1000日的围困，平均每天329颗炮弹，造成了大约10,000人死亡。也有画面相随：房顶上的狙击手虎视眈眈，被直接扔到市场的炸弹以及只能弓着腰穿越街道的人群。
今天又怎样呢？缓慢的恢复中。比如，重新修葺的建筑表面被再次粉刷，为了盖掉那些弹片的痕迹。《代顿协议》（1995年12月）签署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又紧密相连的政治实体：穆斯林和克罗地亚联邦以及塞族共和国。而距离库斯图里察以《地下》（Underground）—副标题为“曾经有一个国家…” 这部电影争议性地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也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二十年后，我们在巴黎终于又见到了导演，他透过这场战争的多棱镜向我们说道：“我那时感到正在失去自己的国家，这个所有人共同和平幸福地生活了六十年的国家。所有儿时的英雄都成为了魔鬼。那时候，法国的媒体人经常向我叙说发生在萨拉热窝的事。究竟谁好谁坏？现在我已经毫不在意那些与我所说、所感完全相反的人的说辞了。”
很多人都愿意成为他
想要理解为什么库斯图里察如此地“南斯拉夫乡愁”以及因此而来的断裂感，我们必须闪回到过去。这是一个私人历史与大历史的混合物。阿伊达·贝吉奇（Aida Begić），一位我们在萨拉热窝遇到的波斯尼亚导演，这样总结库斯图里察同自己国家永恒的爱与恨：“作为一个新一代的女性导演，我不喜欢巴尔干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那种纵酒作乐的场景，以及伴随于此大张旗鼓的铜管乐，太大男子主义了。但对于许多导演来说，库斯图里察仍然是职业上的目标，甚至在萨拉热窝也是如此。尽管这里的人们依然说他的不是，许多人其实都愿意成为他，像他那样地成功。尽管他的政治立场是很让人质疑，但他在这里依然是一个偶像…”。
战争开始的时候，库斯图三十几岁。在萨拉热窝，人们依然记得黑角街区这个不安分的孩子，他自小出没于戈里察（Gorica），这个位于城市中心的山丘，是罗姆人的传统居住地。一看就像是个浸淫电影中的摇滚明星：战斗式的卷发，发狂的眼神，无限的野心。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就是电影界的马拉多纳和乔·斯特拉莫（Joe Strummer）。整个欧洲都将他当做一个奇才，他的前两部作品分别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和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他出生的城市与他结为一体，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他的成功并以之为荣，他也顺势从萨拉热窝九十年代动荡的局势中汲取灵感，这是一个双赢的局势。然而，在之后，埃米尔脱离了他的城市，到了贝尔格莱德。
更糟糕的是，他用了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提供的补助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部金棕榈奖电影—《地下》。所有人都惊呼丑闻，一场“战争”即此开始，他父母的房子被洗劫一空。然后，在2005年，埃米尔·库斯图里察改信了东正教并入籍塞尔维亚。他的新教名是内马尼亚（Nemanja）—一个十二世纪塞尔维亚的统治者，在拜占庭帝国面前争取到了自治，统一了塞尔维亚并使之成为了东正教文化的基石之一。对于这个亲塞尔维亚的转变，我们的当事人更倾向于使用文学和隐喻来为自己解释，正像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的那样：“一种新型的战争已然开始，在我的萨拉热窝，在我的戈里察，每一块砖我都认识的戈里察。在那里，我的忧伤就像是路灯上的光，闪烁不定，摇摇欲坠。在黑山上飘荡着我的叹息，像是那夜的蝴蝶…”，毫无疑问的浪漫，但对于萨拉热窝的居民来说可不一定那么有说服力，那里的人们依然没有原谅“变节”的这位导演。阿兹拉（Azra），一位波斯尼亚的出版人，到现在说起库斯图里察的时候仍然咬紧了牙：“他说自己儿时的城市已不复存在，但这不是真的。因为替侵略者辩护，他自己把这扇门关上了。人们很难忘记这些。他自己需要重新阐释这段历史。然而，每个人家中都会存有至少一部他的电影。”
不错，即使距离很远，所有人都能认出他：一米九的身高，饱经风霜的脸，不加修饰的胡子，浓重的黑眼圈。如果这些年来有什么没变的话，那就是他这扎眼的外形。一直沙哑的声音，伴随着浓重的斯拉夫口音，他说到：“我没法一件一件计算我做的事。我结束一部电影继而准备下一部，同时安德里奇城的建设也完工了，我同无烟乐队（No Smoking Orchestra）在世界范围内巡演。我的生活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忙碌的政客那样。同我比起来，奥巴马简直就是游手好闲”。没错。六十岁的他依然火力十足。电影计划，出版书籍，执导戏剧。但他偶尔也会让自己淡出人世，来到边界另一边的莫克拉戈拉（Mokra Gora）—塞尔维亚的地界。他选择“充电”的这个地方叫做库斯腾多夫，也叫木头村（Drvengrad），一片无法被遮挡的山区之境。拍摄《生命是个奇迹》（Zivot je cudo，2004）的时候，因为恶劣气候而中止工作的他发现了这个地方。结果是什么？无法抑制的欲望，想在这里建立一个融合了电影与乌托邦的东西。他首先为自己建了一个房子，接着又利用废墟建了十几座典型的当地住房，“一个像是隐修院的村庄。在隐修院中，人们通过攀爬来到某个地方。在我这里，就是一个放映厅。他们在放映厅附近吃饭和庆祝”。
如今已落成的库斯腾多夫，全是木质建筑，也是一个经济生态可持续的范本。每一年，都有成千的富裕游客来到这里–库斯图乐园，享受这里精心布置的奢侈房间。当然不容否认，电影节也为库斯腾多夫带来不小的名气，正像库斯图里察自己说的那样。只是2014年，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和贝特朗·塔维涅（Bertrand Tavernier）就曾来到这里。简而言之，库斯图有值得骄傲的资本：“对于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莫克拉戈拉只有七百名住户，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是八百了。也就是说十年间，多了一百位居民。这是证明这个村庄的理念行之有效的最好证据。这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社区经验。一个乌托邦，就像乌拉圭总统穆希卡说的那样，’我们建立了一个可持续的系统，在这里没有人会变得特别有钱，但每一个人都有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
塞族共和国：一个不存在的国家
安德里奇城离库斯腾多夫只有二十公里，库斯图乐园的另一个据点。以离这里几百米之外的萨拉热窝机场为界的地方，就是塞族共和国。离开城市的郊区，就是一片乡村景色，连绵的山脉之间是一块块岗峦起伏的平原，大部分是人迹罕至的荒原。典型的夹在陡壁之间崎岖不平的山路。十几个连续的隧道，都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遗留物。一个居民打趣到：“波斯尼亚有点像是瑞士，只不过我们只有两个州，而瑞士有四个；另一个更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互相之间没那么多好感…”。穆斯林村落很容易辨认，因为可以看到被摧毁房屋附近的宣礼塔，就像是被烧焦了的火箭。越是靠近维舍格勒（Višegrad），就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战争的遗迹，美丽的景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恐怖的记忆。突然，在尤斯蒂皮卡村（Ustipaca），德里纳河（Drina）出现在了我们眼前。这条惊人般翡翠绿的大河一直被用来当做边界。她是东方和西方的边界，是罗马帝国与蛮族的边界，是塞尔维亚人与土耳其人的边界，是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边界。在这条流动的边界上，少有的连接两岸的地方就是维舍格勒的桥…“以这里的德里纳河直到黑山的区域，是最不幸的地方”，库斯图里察解释道，“这一块永远是整个巴尔干地区最血腥、最致命、最残忍、最野蛮的地方。从十四世纪塞尔维亚帝国的奔溃直到现在。而且外界也一直怂恿这里的人进行血腥的对抗。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殖民势力在使我们持续野蛮的一面，而不是将其停止。”
在战前，维舍格勒的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的波斯尼亚人；而如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都是塞尔维亚人。虽然城市中的两座清真寺已经由国际援助重新修建了起来，但却没有什么教徒来到这里了。而在城市出口处，巨大的穆斯林陵园则不断地向我们昭示了往昔的暴行。
安德里奇城：德里纳河上的城市
在2011年，库斯图里察开始了自己的这个最疯狂而又举世无双的计划：以他最喜爱的一位作家的姓名以及这位作家的代表作《德里纳河上的桥》为蓝图，建立一座城市。这座1571年在维舍格勒建立的桥，现在已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单，它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1945年写的同名小说而驰名。“他是我的文学偶像”，“教授”这么解释到，这里的人都称他“教授”，“他的这部小说也是有关这块土地最有名也是最好的文学创作，它预示了《百年孤独》的到来”。这部小说讲述了这座城市以及这个地区五百年的历史，从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桥的创建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史诗般的气魄讲述了几百年间这块土地的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主仆关系，从奥斯曼帝国到奥匈帝国，以及本地的塞尔维亚人。“创建安德里奇城，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重建一段从未存在的历史”，库斯图里察讲述道，“土耳其人在这里待了四百年，但却没有任何创建，除了这座桥。他们用土来建筑而不是用石头，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奥地利人在这里待了八十年，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就是波斯尼亚也好，塞族共和国也好，它们的悲惨命运，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留下了建筑学上的痕迹。我所做的事，就是将传统带到传统不曾存在的地方。正像我电影中的那样，深深地打上了时代悲剧、历史以及个人悲喜的印记，我重建那种持续性”。
建立安德里奇城也是重建历史、再现不可见过去的机会。在那里，英语老师亚历山大（Aleksander），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引导人们参观这座人造的城市，讲述这个国家曾经错失的，同时也是未来可以抓住的东西：“安德里奇城表现了过去，但也代表了我们曾经失去的东西—一种复兴的可能。我们要继续修建它。它不仅会是一个多功能的旅游地，也会是一个文化、历史、教育、艺术的中心！”
建立这座城市用了三年的时间，从2011年到2014年。预估的造价是一千至一千二百万欧元，分三次用光。百分之五十一来自于库斯图里察的私人资金（三十年后他会将自己的这部分归还给城市），百分之二十四点五来自于维舍格勒地区政府，剩下的同等份额由塞族共和国政府承担。
安德里奇城的落成仪式选择在2014年6月28日可不是一个巧合，这一天是塞尔维亚的圣拉扎尔节 ，用以纪念1389年在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中死于科索沃的塞尔维亚王子，同时也是萨拉热窝事件一百周年的日子。“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当时只有十九岁，他梦想着自由以及属于自己民族的国家。他称自己为一个南斯拉夫国家主义者。我们现在有材料证明当年警察负责人曾经警告过维也纳在萨拉热窝有刺杀计划的可能性。在这个地区，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曾经信仰东正教后来被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是最后的奴隶。因此当’青年波斯尼亚’（Mlada Bosna）刺杀了费迪南大公的时候，奴隶制就彻底结束了。就像是当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候，人们杀掉了国王，进而解放了奴隶”。当我们上一次见到库斯图里察时，他说到自己想依照自己拍摄电影的计划同时修建这座城市。到了现在，电影《德里纳河上的桥》暂时离开了导演的工作计划表。“太贵了，也太复杂”，导演这么解释到并声明这并不代表这个计划就此彻底结束了。事实是，库斯图将这个庞大的电影计划与自己同威尼斯凤凰剧院的合作结合在了一起。结果：将《德里纳河上的桥》排成歌剧，预计于2016年在安德里奇城上演。
唯一的问题：“我是谁？”
一旦我们穿过了墙上入口的大门后，难以不将眼前看到的场景与电影的布景联系起来，也许正是因为所有的建筑都是比正常比例小了一些。可能正是因为安德里奇城被设计成为一个没有居民的城市，一旦建成，它将被用来接待来自世界的游客。由白色大理石修建的青年波斯尼亚路两边，一幢幢两层建筑用来解释这个地区的历史。从拜占庭帝国到塞尔维亚帝国，到奥斯曼帝国典型的矩形网格状窗户，由乱石搭建起来的驿站式建筑以及钟楼，与桥的另一端遥相呼应，那边则是奥匈帝国和它的铁器工厂。在第一层，有各式餐馆和酒馆，一个面包店，一个银行，一家纪念品商店、一家只能买到斯拉夫字母印刷的书籍还有黑塞哥维那酒的书店，还有一个捷克酒吧，那里供应着啤酒，很像是“教授”当年在布拉格求学时会喝的那种，当然，还有一个极其现代的电影院，名叫多莉·贝尔，其中有一个180座的大厅和两个80座的小厅，每天放映两到三部不一样的电影。安德里奇城某种程度上也是库斯图里察自己和他的人物们的隐喻性精神重建。
在影厅的上面，有一些他用来展示自己的，但却也稍有些媚俗的镶嵌画，他与塞族共和国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在一起；或者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他的网球伙伴；还有布兰寇• 秋匹奇（Branko Ćopić），南斯拉夫作家，他的《驴年》是导演读过得第一本书。在茶室内的墙上，一排排挂着巨幅的肖像画，杰罗尼莫（Geronimo）、甘地、格瓦拉、卡斯特罗，还有…普京。“所有我喜欢的人都在这儿”，他高兴地说，“我非常高兴可以这样做，因为丧失了自己生长的城市和南斯拉夫，我感到一种极大的失落与空虚，必须继续生活下去。所有自《地下》之后我所做的事，都是为了安慰自己失去祖国的痛楚。我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尝试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是谁？’ ”。不敢确定库斯图里察已经找到了这个答案，同那些在自己国家内不断流放的人一样。为了表示自己的风度，他自比于烈士：“当这个世界变异为噩梦，人们开始寻找制造混乱的人之时，我一定会在那个名单上。当新的纳粹寻找自己的第一批受害者时，我一定属于那前十个”。
稍远的地方，在一个巨大的伊沃·安德里奇像旁边，是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广场。除了正在修建的拥有三百个座位和四百平米舞台的剧院之外，还有一个奇怪的，风格古典的建筑正在被修建，它将是维舍格勒新的市政府。在另一个巨大的广场上，还有一尊佩塔尔·彼德洛维奇·涅戈什二世（Petar II Petrovic Njegos）的雕像，诗人、哲学家、黑山曾经的主教和君主，在十九世纪完成了统一塞尔维亚的大业，伊沃·安德里奇将他视为自己的精神之父。在半岛的另一端，城市入口的最右线，一个献给圣拉扎尔的东正教堂。“我真正想做的事，是建一个时光机器”，库斯图里察变得神采奕奕，“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渐进的推动关系。巴尔干的历史恰恰正好相反，一个时期彻底摧毁另一个时期”。如果我们相信数字的话，这个消磨历史疼痛的机器的确运作了，因为自从安德里奇大道开张以来，仅前六个月就有二十万游客来到这里，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当全部的工程结束的时候，城市将拥有数家酒店，包括一个五千平米的五星级酒店，那里会有六十间豪华的房间。还会有一个可以容纳四百名来自世界各地学生的私人艺术学院，从2016年开始他们就可以在这里听到，包括“教授”亲自执掌的导演课在内的许多课程。亚历山大，这位英语老师，预言到：“库斯图里察有一天会成为维舍格勒的市长吗？我们希望如此。”
作者：Laurent Boscq
翻译：Mu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