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有幸在第四届中国国际女性影展期间，看了荷兰女导演玛琳·格里斯（Marleen Gorris）的三部影片，她的处女作《沉默的问题》（Stilte rond Christine M., De，1982）、资料少之又少的《最后之岛》（The Last Island，1990）以及她最负盛名的《安东尼娅家族》（Antonia’s Line，1995），此片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我观影的顺序并非按照这条时间线，而是从《沉默的问题》开始，到《安东尼娅家族》，最后看的《最后之岛》。一直到最后这部，我才恍然大悟：导演在女性电影矫枉过正的程度上，恰好对应了我的观影顺序。
第一层：
杀人凶手背后的普通女性
《沉默的问题》是玛琳·格里斯第一部自编自导的作品。三位普通女性在看似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在一家服装店里，共同杀害了素不相识的服装店老板。
影片开头，三位女性分别被传讯至警局被羁押。一位年轻的犯罪学心理医生珍尼·范登波斯博士（Janine van den Bos）被派去为这三位女性做犯罪心理分析。影片叙事的视角则以范登波斯医生为主，在她分别与三位女性谈话的过程中，以插叙的形式交代了她们犯罪前、犯罪中以及犯罪后的状态。
安德里亚（Andrea）是在咖啡厅工作的独居女性，经常遭到店里男性顾客的骚扰。她体型庞大，笑声豪放，热爱美食，时不时会做大餐犒劳自己。在范登波斯医生的追问下，安德里亚承认杀人后的那晚，她做了一顿法式大餐，并买了昂贵的葡萄酒。
珍妮（Janie）则是个普通的办公室秘书，工作兢兢业业，却无法在那些“愚蠢男性”（珍妮语）主导的职场上大展身手。在杀人后，她给一位路过的男性提供了一次毫无快感的性服务。
而克里斯汀娜（Christina）是个百无聊赖的家庭主妇，抚养着三个孩子，还被丈夫指责为“无所事事，理所应当地尽妻子、母亲的职责”。相比于前两位女性在面对范登波斯医生时的滔滔不绝，克里斯汀娜一直是失语的。在长期无人倾听的状态下，失语也许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在杀害服装店老板之后，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坐了游乐园的小飞象，那是她第一次露出灿烂的笑容。
观众同范登波斯医生一道，抽丝剥茧地了解到这些女性的犯罪心理，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男权社会压抑下的暴行释放。这部电影中的男性角色，几乎没有很正面的形象，无论是三位女性生活中直接的接触对象，例如克里斯汀娜的丈夫、珍妮的老板或是安德里亚的顾客，还是法庭上看似义正言辞却带着难以避免的男权思想的法官、检察官，或是那个最“无辜”的受害者——服装店老板，仅仅是制止店内女顾客的偷盗行为，就因此丧生。
且不谈剧情的合理性，导演似乎是用矫枉过正的办法，在七八十年代欧美兴盛的女权主义运动的背景下，用略显荒诞的剧情，发出了自己作为女性导演的声音。
影片末尾，范登波斯医生作出她的结论：她们没有发疯，她们杀人的动机，只是恰好服装店的老板是个男性。检察官十分费解，追问道，如果是三位男性杀害了一个女老板，其动机仅仅是因为她是女性吗？安德里亚破口大笑，随后笑声像具有传染性一样感染了在场的所有女性，包括那些谋杀事件的目击者们（都是女性）以及最终和她们达成某种和解的范登波斯医生。
所谓的“拆屋效应”，来自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无声的中国》，“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
玛琳·格里斯的处女作正是实践女性主义电影诉求的“拆屋效应”。然而，我想说的是，尽管这部影片的剧情设定看起来是像要拆掉整座房子的气势，可是细想而来，影片中所有女性角色是极其贴合生活的，男性角色的设定也是真实、恰到好处的。尽管影片结构、拍摄手法都相对简单和粗粝，颇有希区柯克风格的惊悚片配乐却是点睛之笔。
平凡女性，在平凡男性的压抑下，发生的义无反顾、坦然自在的暴行，让这部《沉默的问题》成为我三部中的最爱。
第二层：
女性史诗中的“圣母”形象
这部女性史诗般宏大叙事的影片，倒像是奥斯卡钟爱的类型，颇有《百年孤独》的影子。影片围绕安东尼娅（Antonia）展开，讲述了她、她的女儿达尼埃莱（Daniele）、她的外孙女泰雷瑟（Thérèse）、她的曾外孙女萨拉（Sarah）以及她们的邻居、朋友们组成的庞大母系家族的故事。
安东尼娅是整个家族的核心，她美丽善良，收留了被哥哥强奸的智障女迪迪（Deedee）和不断生孩子的流浪女；她高傲独立，婉拒了老绅士的求婚，却允许他带着儿子们来家里一起干活、吃饭，在相处了几年时间后，决定放弃守贞，在家附近造了一个小木屋，和老绅士保持一周一次的性爱频率。她是一个完全不依附于男人的独立女性，完美得像圣母一样。
达尼埃莱则在某种程度上更进了一步，她借精生子，后来又和泰雷瑟的家庭女教师结合。泰雷瑟是个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数学天才，面对女儿萨拉的摔倒，她可以抚慰几句交给丈夫西蒙之后，泰然自若的继续研究。而萨拉，作为母系家族的最小一代，则是整部影片旁白陈述者以及视角主体。
影片中的男性角色也十分丰富。除了恶棍、傻子，也有彬彬有礼的老绅士、还俗的牧师、为爱人殉葬的清教徒……
表面上，这部影片的女权主义倾向减弱了，没有一味地通过贬低男性来烘托女性形象，实际上，玛琳·格里斯将自己的女性主义诉求内化在一系列具有政治隐喻性的事件或者意象里，例如片中出现的两次强奸，恶棍的生殖器受伤等等。
这几代女性，尤其是安东尼娅的形象似乎过于完美，片中的所有男性角色的设定完全是为女性角色搭配和服务。如果我们在批判《沉默的问题》中，范登波斯医生的丈夫在她毫无欲望的情况下强迫她，那么《安东尼娅家族》中那个苦苦等待多年的老绅士终于被告知可以实现愿望时，是否也有些“拆屋顶”的嫌疑呢？
玛琳·格里斯的确更高明地拍摄了《安东尼娅家族》，构建了一个那么庞大的女性乌托邦的舞台，这次的“天窗”开的不错，甚至打开了奥斯卡的窗，得以让全世界的影迷接触这位荷兰女导演。我想，这才是女性主义矫枉过正后的某种胜利吧。
第三层：
荒芜小岛上的“致命女神”
《沉默的问题》之后，时隔八年，玛琳·格里斯拍摄了一部末日题材的灾难影片《最后之岛》，将她的女性主义论调发挥到了某种极致。五男两女（其中一名年轻女性、一名老太太）以及一只狗因为空难，坠落在一个无人岛上，却因此也成为世界末日的幸存者。
一开始，影片基调欢快明亮，与一般的小岛度假片无异。阳光、海滩、烧烤、俊男靓女。伴随着一组五位男性分别用贪婪，或者说“美好的”目光注视女主的镜头，影片基调急转直下，变成了互相残杀的荒岛求生片。
被性欲折磨得无法自抑的年轻小伙被蛇咬后，贪婪自私的基督徒将其手臂砍下，令其疼痛难耐，最后被其余男人用毒果毒死；基督徒痛恨女人及同性恋，枪杀了亿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情人（另一个男人）寻求复仇时，和基督徒同归于尽；即便片中有点怯懦的法国生物学家，被塑造成了好男人形象，也难逃莫名其妙地掉在基督徒布下的陷阱里（为捕捉动物而设）惨死的境遇。
全片的女主形象也一如既往得美好、独立、自由、勇敢。甚至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为保存人类的后代，同意和她选择的法国生物学家尝试怀孕。在末日生存的环境下，她没有表现出一点怯懦、退缩、自私或者欲望，美好得不真实。片中另一位女性，老太太更是展现了所有女性身上的美好品质，宽容善良、洞察力强又会审时度势。
如此看似美好的两位女性，在我看来，却是这三部影片中女性形象最为单薄的。此外，本片虽有五位男性角色，各自代表不同背景、性格甚至性取向，却全部以荒唐可笑甚至愚蠢的方式在末日地球上去世了。
玛琳·格里斯毋庸置疑是个出色的女性主义导演。同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欧美女性艺术家一样，都在用自己的艺术方式实践理想、表达政治诉求来实现“拆屋效应”。如果说她这三部影片中，对于女性形象描绘以及男性形象的对比，矫枉过正的程度依次是《沉默的问题》<《安东尼娅家族》<《最后之岛》；那么现实中，取得的效果应当是《安东尼娅家族》>《沉默的问题》>《最后之岛》。
如果说，从感知的源头出发，艺术家会选择最外化、最激进的艺术表达方式，才可以实现女性主义诉求，这仍然是停留在女权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也许现在，或是将来，女性艺术家会更多地从思想层面出发，更好得实践这场女性主义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