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欧，以名人为主人公撰写传记体小说算是个传统，不过这个传统也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小说描写的对象一般都已经不在人世，所以作家扛着“小说体”传记的幌子也就少了很多麻烦。但是瑞典作家Alexander Ahndoril却敢于反其道而行。他于2006年出版的Instruktøren（导演）就是以当时尚且在世的瑞典电影界的象征性人物伯格曼为主角。小说刚发表就引起了瑞典文艺界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争论：称道者赞不绝口，称之为一部杰作；反对者则咬牙切齿，称作家为一个小丑。
从照片上看，Alexander Ahndoril显得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但是有足够的证据显示现实中的他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伯格曼一样，对于编导自己的作品和操纵自己的角色显得果断而冷酷。他很幸运，或者说很聪明，因为他选择了瑞典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伯格曼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他告诉媒体：在小说发表之前，他曾经将草稿寄给伯格曼，请求伯格曼阅读后给他一些反馈意见，很快在2006年春天他接到了伯格曼的电话，并且在电话里和伯格曼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他说：“当我接到自己小说里主人公的电话时，这个感觉非常奇怪。”。不过这个说法无法得到伯格曼本人的证实，伯格曼唯一一次对书本的评价是在瑞典电视台文艺栏目中接受的访谈。作为这个“小说门”事件的当事人伯格曼在镜头前一脸愤慨地当众称小说“无聊和无趣”，并且称之为“一无是处和一次羞辱”。作为最有权威评价这本书的伯格曼本人，很显然并不希望自己成为别人导演的舞台上的中心人物。但是伯格曼已经不能改变他已经成了小说主角的事实，并且在电视上进行一番评论之后，他又迅速占据了所有报刊上的首页空间。有趣的是，这个“出前先阅”的事情和小说中“伯格曼”希望他父亲阅读电影剧本非常相似：先是“伯格曼”的父亲拒绝阅读电影剧本，而“伯格曼”隐藏了真相，告诉“他”的妻子说父亲很喜欢这个剧本，但事实上“凯碧”知道他在撒谎；后来“伯格曼”的父亲参加了电影的首映式，并且为此感到高兴，可是当“伯格曼”告诉“他”妻子这个真相时，她却再次责问：“你为什么撒谎？”小说就这样将谎言和真相贯穿在情节之中。谁知道呢，或许作家所谓的和伯格曼之间的电话交谈也只是他自己导演的：他告诉媒体说伯格曼在小说上市前就看过草稿也只是一个谎言。
半个世纪以来，瑞典以及世界舞台已经习惯了伯格曼作为导演的身份（或者象征）存在。不过不管在电影作品里还是他自己的自传《魔灯》和《美好的意愿》中，伯格曼并没有对爱护他的观众们表示出一丝暖意，甚至对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没有，而这些正为Alexander Ahndoril提供了创作这部小说的素材。关于伯格曼自己作品中涉及到的真相，和Ahndoril传记体小说中描述相差的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远。不管是伯格曼还是Ahndoril都知道，在传记体作品中被挖掘出来的真相，往往是虚构的力量导致了“真相”更为深层的含义。关于是否是“真相”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艺术性，更能够激发公众进一步寻求“真相”的兴趣。
问题只在于，对于这个40岁的瑞典作家Alxender Ahndoril来说，创作这部关于伯格曼小说是否会给他带来足够的幸运。事实上，舆论界的激荡也证明了这种成功：小说引发的焦点在于善于操纵角色的伯格曼本人成了一个被操纵的角色。“伯格曼”被人导演着，在读者们前面表演在“他”生命中一个重要时期里，“他”和“他”的电影艺术、“他”的妻子、以及“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1962年当时已经获得一项奥斯卡小金人的伯格曼正在开始导演新电影“Nattvardsgästerna”（照字面翻译，应该是“圣餐仪式上的客人们”，中文大部分翻译成“冬日之光”），小说描写了“伯格曼”创作剧本和拍摄电影的那段时期，其中相关情节涉及到了这部电影中的许多著名演员，包括伯格曼的御用摄影师Sven Nyqvist。
伯格曼和他当时的妻子瑞典钢琴家Käbi Laretei处于一种相对开放的婚姻状态。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里“她”正进行巡回演出，不安、猜忌和妒忌让留在家里的“伯格曼”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一边被自己内心的痛苦所折磨，一边四处宣泄报复式的寻花问柳。小说在描写“伯格曼”展现自己的雄性力量、他的借机出轨、以及作为一个名人的精神状态上，还有在描写他的想象力、他的感觉以及自我封闭上非常到位和逼真。不过很显然，女人不是这部小说中的所有，小说中浓彩重墨描写的除了“伯格曼”的女人们，还有更重要的——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
严酷冷漠的父亲形象我们曾经在伯格曼自己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里见过多次。现实生活中伯格曼的父亲对儿子天赋的艺术才能也从来没有给予过鼓励和支持。作为一个牧师和神学家，他属于那类吝于施舍自己仁慈中的一个。小说描写了一种典型的父子冲突，不断展开的情节纠葛表现了“伯格曼”把父亲对“他”的承认看作是艺术事业最重要的动力源泉。而电影的题目之所以取名为“圣餐仪式上的客人们”也不仅仅只是个偶然。电影是小说中的“伯格曼”对父亲的一次投降、一次下跪，因此很显然电影里的牧师角色带有“伯格曼”父亲和“伯格曼”自身的双重影射。在Ahndoril的小说中，对“伯格曼”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的父亲对他职业选择的接受，于是“伯格曼”一次次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在电影开拍前和拍摄过程中让父亲看到他的剧本，电影拍摄成功后他又想法设法让父亲参加电影首映式。他试图用自己艺术成就的成功来证明自己，以求能够得到父亲最终的宽恕。只是对于当时已经43岁的伯格曼来说，做到这点必须首先清除自己不甘于屈服的痛苦折磨，并且在内心深处承认自己是一个辜负了父亲期望的、失败的儿子。
这种刻意求饶而又貌似难以融合的尖锐的子父关系很显然是Ahndoril故意的诱导，因为读者很快就可以发现小说，小说无意之中对“伯格曼”的身份做了一个改变：那就是在执导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伯格曼”不自觉成了和“他”父亲一样的人，“他”对待“他”的演员和剧组成员就像是神父对待他有罪的教徒们一样。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读者看到了这样一个“伯格曼”：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只犹斗的困兽，谎言连篇；而在拍摄电影的工作过程中，“他”又是一个专制的独裁者，冷酷无情。
如果我们尝试揭开小说主题存在的隐喻，那么可以把小说看作是Ahndoril试图用来和瑞典艺术界一个伟大强悍的父辈角色作一个抗争的武器。“老”父亲——伯格曼——正在遭受年轻一辈的一次“攻击”。不过小说内容的大部分意味着这只是一场“游戏”。对作家来说，与其和伯格曼直接冲突，还不如玩似兵抓贼捉迷藏的游戏。很显然小说是一次处心积虑的结果，作家采用了cut-up的技巧将回忆和现在、想象和真实交织杂糅在伯格曼带有强烈主观性的镜头运动前面。小说的结局瑕瑜互见，既有卖弄风情似的虚伪，却又带有强烈的吸引力：“伯格曼”在和“凯碧”（Käbi）等待点菜的某个瞬间，在他的眼睛里，剧组里的那些演员变成了绵羊、山羊还有牛；还有“他”将飞虫收进果酱瓶子里，看着虫子们徒劳无功得一次次为寻求自由撞击着无影的瓶壁，最后活活累死……这些画面，足以让一些读者感到激动兴奋。但是不可否认，小说在情节构思上有许多“迷人之处”，那是因为有很多“真实性”在小说中互相碰撞：读者自己对这位伟大的无法瞻仰的伯格曼、瑞典电影界不容置疑的大师的期待，甚至有可能是带着偏见的眼光；伯格曼曾经在他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中展现过的他自己的生活画面；最后就是Ahndoril的虚构，其中的一部分基于来自不容置疑的真实生活的素材，就像作家自己在《后记》里提到的，他是在阅读了伯格曼母亲Karin的日记和信件、伯格曼父亲Erik的一些遗稿，还有伯格曼当时的妻子凯碧的自传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相关的一些文件资料之后创作小说的；同时另外一部分则就像是作家在小说前言中提到的“首先这是一本出自我的想象力的作品”，他试图就此宣告自己是清白的。
这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阅读后，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对真相有进一步要求的需要，或许作家陈列的事实并不足够，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得将自己决意看作一个失败的“儿子”而和“父亲伯格曼”作一次以决胜负的斗争。何况依旧还是这个伯格曼，用自己对本书的评价为小说的市场销售充足了电。当他先提到这部小说是“无聊和无趣”的时候，毫无疑问人们首先会很自然地产生支持他的倾向，但是当他继续说这部小说“一无是处和一次羞辱”，这刚好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小说到底讲了伯格曼的一些什么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