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毫无疑问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并在全世界因为他的电影和音乐被人熟知，库斯图里察同时因为他所工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而颇受争议。他对社会政治趋势的回应不仅呈现在他的作品里，同时在他的采访和其他公共镜头中也显露无疑。我们只需要了解他的电影和其他公众活动就可以全方位的认知他的创作。这样的探索也许能让我们更准确的了解他，但考虑到他职业生涯的复杂性，这会不可避免的造成困惑和矛盾。如今他表现得像一位异向全球化主义者（译者注：alterglobalist，异向全球化运动支持国际合作，但抵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因为他自己所形容的“个体身份的丧失”他又像一位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是的，面对他的艺术和公众活动，我们会感到困惑，并理所当然的问道，谁是库斯图里察？
萨拉热窝：爱恨交织的关系
人们谈起库斯图里察的生涯开端总是会想起他和编剧阿卜杜拉·西德兰（Abdulah Sidran）合作的两部电影，《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Do You Remember Dolly Bell，1981）和《爸爸去出差》（When Father Was Away on Business，1985）。两部影片都设立在库斯图里察的故乡，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讲诉了1960年代年轻的迪诺（Dino）爱上一名妓女的悲惨故事。很大程度上来说它是一部关于童真的丧失的影片，并交织着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氛围。迪诺的欲望、吸烟或者自我催眠（他有句经典的口头禅“每一天我都在每个方面进步”）看起来比他父亲的政治迷恋、对共产主义的盲目歌颂、还有模棱两可的问题——太阳会最终正常的闪耀吗？——都更重要。这个问题可能是针对当时翘首以盼而一直没有实现的社会主义福利的失望的关键表达。这也和迪诺贫苦而拥挤的家庭相呼应，他们一家还在等待着政府的住房。
《爸爸去出差》作为金棕榈获奖影片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片，同时也赢得了南斯拉夫最重要的电影节普拉电影节（Pula Film Festival）的金竞技场奖。这部苦乐参半的喜剧设置在1950年代，正值提托（Tito，二战后南斯拉夫的最高领导人）跟斯大林的政治诉求分道扬镳之后。
抛开政治层面，这两部影片都制造了一种真实的城市氛围，它并不是明确的典型的萨拉热窝，但它无疑是建立在萨拉热窝的精神和其居民的精神之上的。《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甚至被认为引发了新波斯尼亚电影学校的成立（New Bosnian Film School），后者是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在布拉格电影学院（FAMU）受教过的本土作者掀起的标志性的运动。这种对城市的心跳的敏感来源于库斯图里察和他家乡的深刻联系，而这种联系即将被永远中断了。1989年库斯图里察发行了他最后一部在波斯尼亚部分制作的影片，《流浪者之歌》（Time of the Gypsies，或者Dom za Vesanje，字面意思是“绞刑下死亡的家园”）为他赢得了又一座金棕榈，但在普拉电影节上却颗粒无收。虽然这部影片仍然有着一些库斯图里察先前影片的特质，比如成长的元素以及在爱情和罪恶中失去的童真的主旨，但它同时也是他此后的主题和美学的分界点。他从此将会以其令人震惊的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桥段、对动物的离奇寓意还有在大银幕上对吉普赛人的处理而著称（或者说臭名昭著）。具体的说，他曾多次被指责“对吉普赛文明过度挖掘”，当然这样的指责的合理性仍然十分主观。尽管并不是他之后所有的影片都是关于吉普赛文明的，它们的主人公可能会被抽象地解读为吉普赛人——他们边缘化，被遗弃，离群索居而自由，被组织性的社会所排斥。
在1992至1995年间波黑一直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于1992年，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族和宗教内战的场所。起源于1970和1980年代的民族主义倾向在这期间达到了顶峰。战争在1995年以代顿协议（Dayton Agreement）的达成而结束，同时也预示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分裂为两个实体——波黑和塞尔维亚共和国（RepublikaSrpska，Serbian Republic）。这些战火的动乱也是库斯图里察对他祖国及家乡的反感的开端。他公开反对时任波斯尼亚主席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Alija Izetbegovic）的政策，并指责他制造了战争。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后，库斯图里察决定永不回到养育他并给予他前两部电影灵感的城市。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而他仍在恪守着他不回去的承诺。在一些他的采访里，我们能注意到他和萨拉热窝的关系有多么复杂，并可以确认他对失去的身份的声明——他声称要说想参观萨拉热窝就是在说谎，而说他不想去也同样是不真实的。除了库斯图里察自己失去的身份，他认为萨拉热窝也失去了它的身份。
黑暗的90年代
在短暂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学经历之后，库斯图里察发行了他的第一部英语影片，由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杰瑞·刘易斯（Jerry Lewis）和费·唐纳薇（Faye Dunaway）主演的《亚利桑纳之梦》（Arizona Dream，1993）。这部古怪的异想喜剧不知何故地在视觉和氛围上更像是一部巴尔干无政府主义影片，而不是一则美国故事。影片的反响还不错，也赢得了一些奖项，包括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如今，这部影片更主要是作为库斯图里察的影响力和他与诸如约翰尼·德普这样的明星合作的能力的范例被提及。
然而他的下一部影片则因其艺术手段、政治论调和语境以及库斯图里察在这些方面的立场的交织而被人所知。当他发行《地下》（Underground，1995）的时候，波斯尼亚境内的战争还在持续，公众对电影的反映也多种多样。这部三个小时的狂乱从1941年纳粹轰炸贝尔格莱德并残杀一个动物园的动物园开始，结束于1990年代的波斯尼亚战争。影片的主角们住在一个地窖里，制造武器，并被一对投机的暴徒夫妇压榨。由于并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和平是什么样子。整部影片漂浮在现实和幻想之间，脆弱的事实和威严的骗局之间。抛开艺术方面不讲，这部影片还因为其他很多议题而声名狼藉。波斯尼亚民众认为它是一部战争宣传片，而库斯图里察当然是否定这一点的。多年以来，塞尔维亚民众则对库斯图里察的《地下》可能是由例如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这样的政府资助的控诉相当困扰。米洛舍维奇是90年代的塞尔维亚主席，他善于操纵，被西方媒体称为“巴尔干的屠夫”。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CTY,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控告他犯下包括大屠杀和反人道主义的罪行。最终，他被迫在20世纪里塞尔维亚最大最重要的反抗活动之后放弃了他的主席职位（这本来也是通过内定的选举获得的）。在1990年代的混乱之中，他见证了米洛舍维奇作为救世主、给巴尔干带来和平的政治形象的诞生。
就在这时针对库斯图里察的政治意见的矛盾开始出现了。具体来说，库斯图里察宣称他坚信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国外政体和政府的“设计”，而不是任何卷入战争的国家造成的。然后，他又怪罪于波斯尼亚主席，并支持塞尔维亚主席。很难说库斯图里察这种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称赞是为了他的艺术的必要支援而做出的战略举措还是一种真诚的政治理念的表达。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直到今天都极力的维护自己，拒绝承认《地下》得到了米洛舍维奇政府的资助。他甚至起诉那些对他做出如此控告的人。另外，他对米洛舍维奇的管理的观点多年来不断在改变——库斯图里察在多次采访里都带着显而易见的不安谈论它，并以年代久远为由辩护他的这他的这段经历。
他的下部影片《黑猫白猫》（Black Cat, White Cat, 1998）于1998年发行，并将库斯图里察带回到舒适的区域。通过描述吉普赛人，混乱，爱情和罪孽，他轻松的吸引了各种电影节和观众的注意。这部影片也许是他最引人瞩目的视觉作品，它混合了动人和令人作恶的动觉，并由他的同胞和乐队同伴内莱·克拉吉利克博士（Dr. Nele Karajlic）奉上了难忘的配乐。
2000年标志着前南斯拉夫领域上民主化的政治转型的开端。要讨论库斯图里察的作品——其即将超越电影和音乐的范畴——就必须考虑到这些变化。
21世纪和库斯图里察的地域图像
有趣的是，库斯图里察成功的和新时期几位重要的塞尔维亚政治人物成为亲密的朋友，而这些人的政治观念是和米洛舍维奇提倡的观念相反的。他试着模糊政治和他自己私人关系的界限，声称“他认识很多人”，并且看不出有这么多熟人的奇人的奇怪之处，无论这些人的地位和政治企图是什么。除了他90年代的政治意见，他的那些争议性的友谊只是部分造成了他在波黑以及克罗地亚不受欢迎。当他于2006年通过一个受洗仪式正式接受正统基督教并改为塞尔维亚名“内曼加·库斯图里察”（Nemanja Kusturica）的时候，事情开始恶化了。尽管我们已经解释过波斯尼亚人仇视库斯图里察的原因，这里值得指出，不管他对波斯尼亚的官方意见如何，他仍然珍惜着他和许多波斯尼亚人的友谊，并一直受着他祖国一些重要艺术家的支持。
至于库斯图里察在克罗地亚的地位，从90年代他们决意不放映他的电影开始，总的来说也是比较负面的。比起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穆斯林通常说来更亲近克罗地亚，这可能是库斯图里察在克罗地亚的地位至今也很差的核心原因。
最后，他在塞尔维亚的地位也没有那么完美，因为他仍然面临着塞尔维亚文化和艺术精英们对他的政治和艺术控诉。而且公平来讲，这里面有一些库斯图里察自己的过错。从2000年代早期开始，他就是位于塞尔维亚的小村庄木头村（Drvengrad，字面意思就是木头村）、以及那里所有事物——从电影院到教堂、咖啡厅和餐馆的唯一所有者。要经过木头村的话，司机需要付税，这使得这个地方成为了一种“政体里的政体”。在冬天，库斯图里察会组织叫做库斯滕多尔弗（Kustendorf）的电影音乐节，通过邀请世界各地有权势的电影和政治名人来确定他的影响力。还有一些没有确认的关于他建立木头村的合法性的指控，但库斯图里察都一一否认了。
另外一件让库斯图里察招致提到的三个国家的厌恶的是他的果汁生产。他将它们取名为提托，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Draza Mihajlovic）（南斯拉夫祖国军的领军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在二战中是反对南斯拉夫人民民族解放军及党卫队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并宣布新的果汁口味将被命名为迭戈·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和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如此明显的挑衅，且完美的和他身份丧失以及其他矛盾相符，当然也没有帮助他重塑他在1990年代之前的正面形象。
同时，他继续拍摄那些他在国外放映并取得一定成功的影片。在2004年，他发行了《生命是个奇迹》（Life is a Miracle），这是又一个关于爱情和战争的混乱的异想故事。他还另外参与了一部欧洲电影节发起的短片。2007年，他的青春成长影片《给我承诺》（Promise Me This）让很多人都感到失望。那是一次对乡村和城镇的对比的拙劣描述，并充满了将一切都怪罪于西方和美国的陈词滥调。由他自己和莫妮卡·贝鲁奇主演的新片《送奶路上》（On the Milky Road，2016）刚刚在威尼斯首映，反响也是褒贬不一。
然而，库斯图里察在2000年代最个人的一部影片其实是关于迭戈·马拉多纳的纪录片，《马拉多纳》（Maradona，2008）。以库斯图里察演奏乐队“无烟地带”（译者注：No Smoking Orchestra，是由库斯图里察于1980年在萨拉热窝组建的一支摇滚乐队）的音乐开场，这部影片既是关于一个足球运动员也是关于导演自己的。它是他对马拉多纳的古怪、复杂和自由的明确认同。
库斯图里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他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局外人的身份。他偶尔会去否认他要面对的那些指控，但他看起来已经对其很厌倦了。他现在欣然接受着他是一个身份很混乱的人的角色。观众们也难以决定到底是单纯地享受他的电影，还是同时去探究他的个人经历呢，因为后者只会带来更多的困惑。毕竟，就连库斯图里察的母亲都经常会问他：“儿子，你到底是谁的人呢？”
【文章有关信息收集于以下文献】
- 《一个当代人的写照——木头村的主人》（Portrait of a Contemporary-The Boss of Drvengrad），作者：塔玛拉·斯科罗拉（Tamara Skrozza），发表于Vreme杂志http://www.vreme.com/cms/view.php?id=500496
-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https://sr.wikipedia.org/wiki/Сјећаш_ли_се_Доли_Бел
- 《埃米尔·库斯图里察：萨拉热窝，永不回头》（Emir Kusturica: Sarajevo, Never Again），发表于GlasSrpske，http://www.glassrpske.com/kultura/vijesti/Emir-Kusturica-Sarajevo-nikad-vise/lat/16730.html
- 《埃米尔·库斯图里察：我愿意为我的历史理念受苦》斯洛博丹·科斯蒂奇（Slobodan Kostic）的采访，发表于Vreme杂志，http://www.vreme.com/cms/view.php?id=301601
｜翻译：潜行者 @迷影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