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是件多么开心的事：尤其是你刚好叫汤姆·希德勒斯顿（Tom Hiddleston），并一路从牛津龙小学、伊顿公学、剑桥、皇家戏剧艺术学院这些名校毕业，既是戏剧演员又是电影明星，并且刚跟电力十万伏特的霉霉——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结束一段恋情。
对希德勒斯顿来说，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总有些好到让人产生阴谋论的事情发生——这些说法中最典型的一个比如：35岁的希德勒斯顿，是接棒丹尼尔·克雷格（Daniel Craig）出演詹姆斯·邦德的大热人选；以及，他的公关团队策划了他与斯威夫特的恋情，以此炒作来提高希德勒斯顿的名气。就好像他真的需要这种助力似的。
希德勒斯顿选择的星途源于自己的意志，且有众多的才能保驾护航。而自他成为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执导的《雷神》（Thor，2011）中的反派神话角色洛基（Loki）——这个漫威宇宙中的常设角色以来，他的星运更是势不可挡。电影死忠对他印象更深的角色或许是与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出演对手戏的《唯爱永生》（Only Lovers Left Alive，2014，后者刚好在正在上映的《奇异博士》Doctor Strange，2016 中，饰演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导师古一一角色）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执导。在此片中他饰演一个活了几百年的摇滚吸血鬼。
不过星探们会更早的注意到他在多种多样的舞台及电视中的角色——与肯尼思·布拉纳 （Kenneth Branagh）主演的BBC剧作《维兰德》（Wallander，2008）——这些他一直在持续成长的领域，一直到今年苏珊娜·比尔（Susanne Bier）导演、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改编的迷你剧《夜班经理》（The Night Manager，2016），希德勒斯顿饰演一个外勤特工，监视着世界上最凶险的军火交易。
明年，随着两部野兽级体量的大片（《雷神3：诸神的黄昏》Thor: Ragnarok，2017 和《金刚：骷髅岛》Kong: Skull Island，2017）的上映，以及，也许，还有那段高调的恋情，希德勒斯顿的星途会上升到一线巨星的水平。无论如何，无论这样的上升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个邦德或者更大的角色，这种好奇会一直跟随他。
8月，希德勒斯顿在深入澳洲拍摄期间与他的朋友同时也是漫威伙伴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聊到了这些伴随着公众目光而来的风险及潜力。
以下采访内容使用简称，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简称卷福，汤姆·希德勒斯顿简称抖森。
卷福：和其他采访者一样，首先，我得感谢你，汤姆，感谢你的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
抖森：（笑）谢谢你， 本尼。我们应该感谢彼此的时间。用余生来感谢。
卷福：来吧，以我们最传统的英国风俗，我们应该也对所有的事情道个歉。
抖森：抱歉打扰您了。
卷福：我更抱歉。
抖森：（笑）你怎么看……
卷福：我一个记者的身份？
抖森：我有点抵触（笑）。
卷福：我觉得我现在的角色其实更偏向一个真实的朋友而不是记者。不会有刁钻的问题的，我保证。不过我们还是开始吧，带上假发和角是什么感觉？再次和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Hemsworth）合作，以及初次接触导演塔伊加（维迪提 Waititi）感觉如何？
抖森：非常兴奋，因为我已经四年没有扮演洛基了。上一次我穿上洛基的服装还是在2013年的圣地亚哥动漫展上。
卷福：你在开玩笑吧！
抖森：最棒的事情是，老实说，是和克里斯再次合作。我和他初次见面是2009年在导演肯尼斯·布拉纳（Kenneth Branagh）英格兰的家中。那时我们还只是刚刚踏上演绎之路的孩子。我们立马就打成一片，与他一起经历漫威的旅程是非凡的。
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这周来到了片场。塔伊加简直太棒了，他借鉴了各种好的元素，但电影完全是他个人的东西。而且他很有趣，他的电影——如果你没看过，一定要找出来看看：《吸血鬼生活》（What We Do in the Shadows，2014）、《追捕野蛮人》（Hunt for the Wilderpeople，2016）——这些作品很轻松、幽默感和情绪都很到位，而且都很感人，每个人都是真的快乐。当然了，我们的拍摄只是刚刚开始。
卷福：你还要继续拍摄几周？
抖森：我会在这待到十一月初。
卷福：那你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啊（译者注：此次对话发生在8月）。所以你会度过一个澳洲冬天了，我猜想和英国的冬天比起来一定可爱极了。
抖森：（笑）大家都这么说。我们在昆士兰的黄金海岸，除了太阳很早很快就下山以外，这里都是蓝天和阳光。我凯尔特人一样的暗肤色在澳洲的夏天里才更合理嘛。我一月份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拍摄《金刚：骷髅岛》，一样的漂亮就是异常的热。
卷福：正好切到下一个话题，关于你最近的一次“远足”。你之前一直在很艰难的拍摄环境中——我记得是越南的丛林里，之后就到了炎热的澳洲夏天。
抖森：越南真是太难以置信了。能作为一份子参与到这样一个大制作的电影团队进行环球旅行实在是幸运……我们在夏威夷的欧湖岛、澳大利亚、越南北部、河内及周边、下龙湾、宁平省拍摄。其中最令人激动的是越南那些鲜有人至的风景，还有我在越南遇到的那些极度兴奋的人群。从我落地的那一分钟起——导演乔丹·沃格特-罗伯茨（Jordan Vogt-Roberts）、布丽·拉尔森（Brie Larson）、山姆·杰克逊（Sam Jackson）、艾利克斯·加西亚（Álex García，执行制片人）和我在河内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由美国驻越南大使主持。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时刻。我们遇到的很多人从来没见过这种规模的制作团队。
在一些地方，我们帮忙修了些路才能行驶我们四轮驱动的卡车来运输拍摄器材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在第一天，山姆露面拍了一场非常简单、对话非常少的戏，却吸引了上千人来围观。然后大概一小时过去，他们觉得有点无聊了就像：“噢，并没有多大意思，我们还是回去该干嘛干嘛吧。”不过，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却是置身在这个有着令人窒息的美景的国家中。
卷福：噢，天呐，我是不是应该把采访内容写下来？
抖森：你待会儿要把内容誊写下来？
卷福：我现在正盯着一片典型的欧洲大陆风光来想象你描述的画面，现在身边完全没有纸笔。我觉得自己正身处越南丛林。不过只要有个人懂拼写就行了吧，编辑也不是我的职责嘛，这样我会很开心的。
对了汤姆，你在演员和写作上都很有天赋，我读过你的一篇文章，关于你第一次面对这个荧幕经典形象金刚的故事，从一个电影爱好者的角度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不过我很好奇如果你有一台时光机器，可以穿越回你最想回到的电影时代，你是想回到音乐剧、二战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时代还是斯皮尔伯格（Spielberg）80年代的电影？
抖森：我一直很推崇两个时代。第一个是永不停歇的歌舞时代，从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金吉·罗杰斯（Ginger Rogers）到吉恩·凯利（Gene Kelly）。没有“我们在后期修正一下吧”这种说法。我之前看《摇摆乐时代》（Swing Time，1936）的一个片段，以及，《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1952）的男主角叫什么名字来着？“让他们笑”？唐纳德·奥康纳（Donald O’Connor）！我是怀着敬畏的心情看这些电影的。那是另一种表演。第二个是70年代。
卷福：当东海岸的男孩们取代了洛杉矶和大制片厂制度？斯科塞斯（Scorseses）的作品？
抖森：对，那种情绪上的直接、现实主义的严肃电影。《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1976）、《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1980）、《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
卷福：完全同意，他们是高度相关的，从政治角度讨论了大量他们那个时代的议题。他们在娱乐和艺术中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抖森：这也是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最好作品诞生的年代，《2001太空漫游》（2001）拍摄于1968年，早于1969年登陆月球，他们觉得在此之前已经在荧幕上跟着库布里克去过一次了。他们确实和NASA（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一起发明了一些服装、小道具，创造了先于他们时代的东西。我是说，是科幻在驱动这艘船。我们现在制作的电影依然在使用那个非凡年代的素材。当然，这是我们对黄金年代的迷思——像《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2011）里说的那样。
卷福：不过过去十年我们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长篇电视剧的黄金年代，现在你也有参与其中。《夜班经理》（The Night Manager，2016）在英国播出后大热，你都无法阻止人们谈论它，非常引人入胜，这部剧简直是BBC皇冠上的又一颗璀璨珠宝。和苏珊娜·比尔（Susanne Bier，导演）合作感觉如何？
抖森：我非常享受拍摄过程。感觉像是在拍一部六小时长的电影。我们画了分镜、排成一个360页的剧本，在一个导演的带领下。苏珊娜是我们的船长，我们从瑞士、伦敦、德文岛、摩洛哥拍到了马略卡岛。
我们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拍摄了大部分剧集，包括开罗的内场戏和“阿拉伯之春”运动。我们在马拉喀什呆了7周，每天都要拍好几页剧本，每一场都有我的戏，变换着各种身份——乔纳森·派恩（Jonathan Pine）、安得鲁·伯奇（Andrew Birch） , 托玛斯·昆斯（Thomas Quince）、杰克·林登（Jack Linden）。最近有人问我重回电视荧幕是什么感觉，其实没什么特殊的，我觉得应该是观众比我们更能感受到有什么不同。奇怪的是，说到70年代，西德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曾经选中《夜班经理》（在90年代初期），他找来罗伯特·汤（Robert Towne）写了一版电影剧本。最后版权又回到了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和他的儿子西蒙（Simon）、斯蒂芬·康伟尔（Stephen Cornwell）手中。
不过也许这个故事更适合六小时而不是两小时？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这么多年来，你同时活跃在电影和电视剧领域。《神探夏洛克》（Sherlock，2010）在BBC播出的第二天，我们在为《战马》（War Horse，2011）的拍摄训练骑马，那天你从马上摔了下来。我记得从那之后《神探夏洛克》变成了一个现象级的电视剧，你已经拍摄了三季？
卷福：我们已经拍摄了四季，还有一部圣诞特辑。
抖森：还有《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2013）、《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2014），还有无数我现在没有想到的事情，没有止境。
卷福：我，非常感激，现在能有时间停下来和你聊聊天儿，我的朋友。非常棒，真的，虽然我们的聊天内容会被录音还要印刷出来。我们应该挂了电话之后好好聊聊，抱歉，有些东西还是私下说吧。
我觉得电视和电影互相汲取了很多营养，观念上的差别更多是在观众的体验上而不是演员身上。不过电视有很多特殊的需求，你会感受到预算上的限制，时间和金钱上。不过在创作和制作上的野心使情况变得越来越好，因为我们想要超越自己，走在充满期望和饥渴的观众前面。
抖森：那你怎么看重复出演同一个角色，像是夏洛克或洛基，相对于第一次出演一个全新角色？
卷福：我觉得两者应该保持在同一个水平。有些东西是已有的，你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很显然，视觉上有特别标志性的东西是不能被完全移除的，比如我的夏洛克特定的帽子和大衣。我知道你戴着头上的角搏斗过，这个如果你可以的话我很想和你聊聊这个。当你感受不到角色的重塑时它就死了，这很有趣，我非常享受其中。
我想如果剧本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就不会再拍了，如果我的这个角色没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做了的话。这完全依赖于障碍和目标是什么。如果他们非常有趣，你就可以用新的策略来演绎了。
我认为这些角色应该是一本打开的书、空白的画布。你的角色洛基，作为可以随意变换形态的恶作剧之神，就可以做很多的事。一个顾问侦探突然间开始使用功夫、另一门语言和手语……这些都是未开发的资源。
就一天的工作而言，我喜欢这种熟悉感。我好奇在舞台上重新演绎一个经典角色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比如，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再次演出《哈姆雷特》（Hamlet），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都是同样的台词、同样的困境、同样的角色。没有任何改变，只有环境改变了。你的日常生活中会有一个心灵的维度吗？如果在一天中遇到了问题，你有一个例常的解决方法吗？一个咒语或者什么？
抖森：你必须去做些什么，即使只是强迫去开始这一天。我会听音乐、跑步。我发现，当我工作的时候，如果这一天是从户外跑步开始的，不是在健身房里，只有我一个人，用我的腿推动我前进……这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能让我跳脱出我的个人世界的事。
卷福：那你对于入睡和晨练有自己的规律吗？
抖森：你必须这样做，不然会没有效率。不同的工作之间是不同的。在《金刚：骷髅岛》中我们经常在外景拍摄。我的角色是SAS英国前特种兵，所以他有几分超级运动员的意思——如果我感觉懒惰了，我就一直跑让我的血液沸腾起来。
卷福：休·劳瑞（Hugh Laurie）把你夸上天了啊，说你精力十足，能让整个团队时刻保持紧迫感。不过你没有因为化妆和服装陷入麻烦？
我看过你和克里斯在冰岛奔跑的剧照，简直要命，你肯定是靠着英国式的笑容和魅力逃过了你的化妆师和服装师的对你的追杀。
抖森：（笑）我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只有我是这样的。关于跑步，如果我早上在开工之前，会让我觉得走在了一天的前面。所有我为准备、研究还是思考场景或人物做的工作，都凝结在了早上的那个时刻。有时候我会得到很好的灵感。
我记得在为《空王冠》（The Hollow Crown）拍摄《亨利四世：第一部分》（Henry IV, Part 1，2012）时，这个系列你也参与了，很棒的剧集，我们只有很少的时间，当时在拍摄亨利四世和哈尔王子（Prince Hal）之间的重头戏，哈尔被传唤到他父亲的法庭上，因为与福斯塔夫（Falstaff）做乐被公开的谴责和羞辱。
一场精彩的两人剧。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饰演的亨利四世台词最多。我记得当时在想，某句台词之后他要打我。那是2012年1月某个早晨的5点，我在雪地里跑步的时候想到——他就应该一巴掌扇在我脸上，哈尔承担着成为未来国王的责任，所以此时才是真正的尴尬时刻。所有诗歌的重量和莎士比亚的语言都化成那一巴掌。
卷福：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不过我想这些都是共通的，不论是呼吸、冥想还是瑜伽。跑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有流动的特质，不只是身体上的，不是跑步，而是你总能注意到你前方的事物。
你有过对什么事的恐惧吗？阻碍你的。我的意思是，这就像在问一个不可被战胜的人的弱点。不要觉得有要回答的压力。如果不想回答的话可以直接让我滚蛋，直言不讳，因为我是你的朋友。
抖森：谢谢，朋友。
卷福：在你思考答案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你我的？
抖森：告诉我，然后我再告诉你。
卷福：时间的流逝。完全来自于成为一个父亲之后，每天都希望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现在我会关注身外更重要的事而不仅仅是自己了，像是顿悟了一样，在他出生的那一刻。每一次我抱着他，如此崭新的生命，再看看镜子里四十岁的我，我心想：“喔，我真的很想一直在你身边直到看到你也有了孩子。”
抖森：我和你差不多，我是后悔。我害怕回头看到那些我本来应该做却没做的事。有趣的是，我很多年前读到一篇很棒的文章，关于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澳洲的护士，她是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方面的专家。她的工作就是帮助病人摆脱困境、减轻他们的痛苦，所以她花了很多时间陪伴在这些人最后的生命里。随着工作的积累，她变得易受感动，因为她总是听到人们说相似的话，奇怪的是，人们说的最多的是：“我希望我过去没有那么拼命的工作。”
卷福：这是你当下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抖森：一个家庭完全可以填补这个平衡，不过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你现在需要专门为工作抽出时间吗？
卷福：我会腾出时间。还有，也许只是因为正在变老，我不想错过什么。我们在这种工作中拥有最大的特权，但有时需要在特定的地方拍摄，我感觉就像，我在远离我的人生，我希望能更多的感受它。
抖森：那个澳洲护士书里的五大后悔是：我希望我过去没有那么拼命的工作；我希望我有勇气按我真实的样子生活，而不是满足别人的期望；我希望我有勇气去表达我的感受；我希望有和我的朋友们一直保持联系；我希望我曾让自己过得更快乐。这个“自己阻挡了自己”的清单很棒，不是吗？
卷福：对你对我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清单，对那些工作太多经常离家的人也是。我觉得我们工作中最奇怪的一点是，一个虚构世界中的想象的场景里扮演别人，之后你还得公开谈论和描述它。这只是部分的你的投射——不可能是你的全部，否则当你真的回到家中就没有什么剩下的了。
当你在公众场合工作之后如何回到本来的你？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会把你拉回原来的汤姆吗？家？家庭？朋友？运动？
抖森：我会回家，回到伦敦。这即是字面意思也是隐喻。当我拍完《夜班经理》后我意识到，75天里，我每天作为乔纳森·派恩的时间比做我自己多。
卷福：这确实会影响到你，你觉得呢？
抖森：对，你确实设身处地在为别人想。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我做过的那些——我飞回家参加我妹妹的订婚派对。我被家人们环绕，他们给我非常安心的感觉。然后我就过着自己很无聊的生活。我四处闲逛，读那些我想读但一直没时间读的书。
卷福：我在你家住过，还记得吗？
抖森：（笑）是，我就是闲逛和聊聊天……喝咖啡、读报纸，和我父母待在一起。
卷福：你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做了很多事，我读过你写的两三年前在非洲几内亚做实情调查的经历，听上去对你来说很重要，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不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公共的声音后同时觉得自己也肩负了责任？
抖森：我个人为了派恩这个角色投入很多，还有休·劳瑞，他爱了《夜班经理》20年，公开说他认定派恩是一个在寻找使命的迷失的灵魂。一个简单的命运交错，开拍《夜班经理》之前一周，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南苏丹拍摄一个纪录片，关于到现在还在发生的内战对那个国家、对无辜儿童的影响。
南苏丹是这个星球上最年轻的国家，2011年刚从苏丹独立。2013年12月中旬，总统和副总统陷入了严重的分歧，导致这个国家在种族上形成了分裂。我还拍了一部还没发行的纪录片，记录了招募儿童兵的反人权行为。
我看到的是一个严重军事化的国家，我就在想他们的武器是从哪来的？南苏丹充满了贫困和绝望，国境线两边都武装了起来。这是怎么发生的？后来我回到南苏丹亲眼目睹了《夜班经理》里的理查德·罗帕（Richard Roper）那样的人所牟利的暴力。我记得和约翰·勒·卡雷吃饭的时候告诉了他南苏丹的事，告诉他我的无力感和这个年轻国家的无助感，这里的居民都被内战扯碎了。在某种意义上，派恩的道德愤怒也跟随着我。
勒·卡雷对我说：“利用它，利用它。”这个世界现在已经变得更混乱和不安了。到处都是不平等、分裂，我对此很焦虑，我想每个人都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更得体的对待彼此。我想过很多关于我是否有这个责任为我相信的事站出来，因为我有这个平台，因为我可以发声。
这里有一条必须为儿童所站的红线，尽管他们没有要求过。而且，我深深的意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我不是医生，我不能影响对外政策，我不能建造学校，我不能制造蛋白糊给极度营养不良的人。不过我可以提到这些问题，你也可以。有一个很厉害的外科医生大卫·诺特（David Nott），2013年在阿勒颇出现在新闻上之前到达了那个地方，治疗叙利亚当地的战乱受害者和儿童。他的勇气真的很鼓舞，作为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邀请的大使，我有责任保护儿童，不是别人，所以我必须承担。这是我作为一个演员很好的平衡。我们拥有这个平台去谈论，我也受到那些远远走在我前面的人的激励。
卷福：超过我们能力范围的任何干涉都很容易变得愤世嫉俗，就像你说的。我们不是儿童基金会在难民营的志愿者或员工，我们不是警察或者政客，但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参与、调查或作为什么机构的辅助，我们可以把聚光灯照到真正在做事的人身上，比如那些脚踏实地为儿童基金会工作的人们。那是在做一件好的事情。我宁愿为此被责难而不是在这样沉重的苦难面前沉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痛苦的。不论在叙利亚还是苏丹。
抖森：我对此非常骄傲。
卷福：你应该的。
抖森：一旦你见过一些特定的事，道德上的内疚会推动你行动。南苏丹的所见所闻我无法不去谈论，我之前跟你提过。这让我想起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非凡的诺贝尔演说，关于剧作家的真相与公民的真相的区别。
“戏剧中的真相难以捕捉，你不可能准确的找到他，但却又不得不去寻找。”他说：“有时候你感觉到此刻的真相就在手中，但它随即从你指缝中溜走而不见踪影。”不过作为一个公民，你有责任去质询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记得看着他的演讲，感到非常的鼓舞。
卷福：同意，亲眼目睹之后怎么可能否认那种推动力？我简直无法想象你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对我们来说生活在公众目光下还有一个负担，就是这样一种推论：因为你的工作和宣传都是非常公开的，所以你的私人生活也应该如此。
为了避免一场巨大的争论，我只想说我不会问我朋友的私人生活问题，就因为一些他和某人被偷拍的照片、一段感情或者交往。我不会涉及这块的，这扇门已经关了啊亲爱的读者们。
抖森：（暗笑）谢谢。
卷福：不用谢。我知道你也会为我这么做的。回到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这个话题上来，你说过你对那些跟随责任而来的事感到非常感激，那些特别的经历。有成长过程中，童年、青春期、二十岁、现在三十岁，有没有一些特别感激的经历？
抖森：我非常感激父母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我现在才明白他们能够给我的一些东西是那么特别。我认为你人生的第一个十年是最具塑造性的。除此之外，我很感激那些在别人不相信我时仍然相信我的人。
卷福：你有特别想感激的学校里的戏剧导师或者指导你的同龄人吗？
抖森：有一个老师叫查尔斯·米尔恩（Charles Milne）。在1999年的爱丁堡艺穗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我参与了一个作品《旅程的尽头》（Journey’s End）。我那时刚要去剑桥，他之后给我写了个卡片，上面写着：“去剑桥并且享受它吧，去体验它，不过另一方面，考虑一下做一个演员。”
这些别人对你自信的鼓励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还有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他为我做了太多，在我人生中某个特别的时间段，他以非常实际的形式表示了对我的信任。我对此无限感激。我甚至还感激那些失败。
卷福：那很棒啊！不过我认为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希望我可以看到那个作品《旅程的尽头》。我猜你一定是惊艳了各位。
抖森：我认为我看你表演的时候你还不认识我。
卷福：什么时候？
抖森：《海达·加布勒》（Hedda Gabler），你饰演特斯曼（Tesman），我印象很深。
卷福：噢，天呐！好吧，我觉得在那之后不久我就认识你了。因为你那时去拍第一部《雷神》，我记得是在一个派对上。我不会说那派对是谁办的，不过，重点是我们是一次社交性会面，我当时的想法是：“上帝啊，这家伙要火！”那时候你应该刚结束《奥赛罗》（Othello）。
抖森：加入漫威宇宙是什么感觉？
卷福：我觉得这全都是关于一个角色的。我去过动漫展，这是一个回馈粉丝的非常好的方式。不过非常吓人，我觉得我像是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乐队。我只说了：“哈喽，嗨！”然后粉丝就开始尖叫。这一面是非常惊人的，让我发笑，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习惯这样。
我等不及去看这个宇宙是如何扩张的了。我也是你团队的一份子了！选角棒极了，而且我认为这是作为演员最好玩又辛苦的工作了，他们真的了解如何对待你。电影充满挑战又诙谐，拍摄过程非常好玩。《奇异博士》是一个复杂、有趣又刺激的角色。
抖森：谢谢你我的朋友。
卷福：不客气，保重。
抖森：对了，生日快乐！
卷福：非常感谢，我在世界遥远的另一端祝你好梦，等你回伦敦时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