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11月20日落幕的斯特哥尔摩国际电影节（Stockholm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上，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被授予了终身成就奖。电影节主席吉特·赛利亚斯（Git Scheynius）之前曾表示，“当斯特哥尔摩电影节于27年前成立的时候，我们列出了一份我们想要邀请的导演名单，而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是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能够欢迎电影的教父来到斯特哥尔摩是我们的梦想成真。”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作品集不仅仅是美国工艺的镀金典范，它更是一个无比同质的生命的辛劳结晶。现代电影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科波拉以其罕见的慷慨，为我们贡献了一些电影史上最无可争议的经典之作。他创作的惊艳绝伦的影像壁画，是我们这个时代振聋发聩的迷人的确证。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是最接近现代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他对现代美国宽宏而无偏见的呈现，严肃和承担与幽默和轻狂结合。而后者并不是庄严的对立面，它们是一种融合。
科波拉的名望在两方面坚不可摧，《教父》（The Godfather，1972）系列电影和《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然而谁又能抵挡《旧爱新欢》（One from the Heart，1982）——他受《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1939）启发而创作的关于成长的音乐电影呢？谁又不想被《从此刻到日出》（Twixt，2011）这样的作品秘密地带入迷途呢？这是那种只有功成名就的导演会沉溺于的电影。科波拉即将迎来其50年的导演生涯，它就像过山车一样有着很多顶点，也有着一些或许不足以称为“杰作”的电影。
电影一直就是他的生命。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于1939年出生在底特律，他在纽约长大并开始学习戏剧。但不久他就搬到了离工业核心更近的洛杉矶和好莱坞，并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习电影。他同时很快加入了罗杰·科尔曼培育天赋异禀的电影人的温床，这里走出了众多对事业充满渴望的才俊，诸如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和约翰·米利厄斯（John Milius）。到了24岁的年纪，科波拉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子作《痴呆症》（Dementia 13，1963）。
那是一群热情的对电影痴迷的年轻人，他们用最低的预算，创纪录地在10天的时间里在爱尔兰完成了《痴呆症》的拍摄。他们中的一人是埃利诺·尼尔（Eleanor Neil），一个擅长拼画的年轻艺术家。科波拉与她坠入爱河，而在影片上映之前，他们就喜结连理了。两年前，他们庆祝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
像其他众多科尔曼的门徒一样，科波拉搬到了一个好莱坞工作室，迎来了更大的挑战。随着《如今你已长大》（You’re a Big Boy Now，1966）——一部简约的喜剧的到来，科波拉开始穿梭于美国各种美妙的类型片之间。他的下一部影片是由音乐剧的无冕之王——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担当主演的歌舞片。在那之后他拍摄了一部公路电影，《雨族》（The Rain People，1969）。这部很个人化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女人走向自我发现的旅程。这个30岁的家庭主妇放弃了她的单调日常生活，抛弃了她的丈夫，离开了安全和熟知的一切，开始了一段穿越美国的历险。这是美国电影史上对女性最重要的描绘之一。而这都被雪莉·奈特（Shirley Knight）动人而勇敢地呈现了。
正如他电影里的女人一样，科波拉在好莱坞制片厂系统里也展示了他的独立和解放。《雨族》是他刚成立的制片公司——美国西洋镜在其总部旧金山制作的第一部影片。他和之后空前绝后的《星球大战》（Star Wars，1977）创始人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一起合作推进的西洋镜公司自此成为科波拉未来电影制作的根据地。
《教父》落入科波拉的手里，多少有一些巧合。科波拉当时还不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至少在好莱坞是这样。但有两件事似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制片人的决定：科波拉的意大利背景，以及《雨族》里的一场梦幻般的、超凡脱俗的婚礼戏。直到《教父》开拍之时，几年的时间又过去了。剧本经历了多次的修改和重写。很多演员为众多角色试镜，而决定谁来扮演电影里的核心角色，大家族的元老柯里昂阁下（Don Corleone）（谢谢读者SeaSalt订正翻译！）更是耗费了最多的时间。
科波拉的决定明确而坚定：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然而，制片人却犹豫不决。他们视马龙白兰度为难以驾驭、难以预测并在经济上充满风险的演员。而科波拉则安排了一次试镜，当时47岁的白兰度，自发地在脸颊里塞进湿纸巾以制造一个体质上更年老的男人的错觉。之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美国电影史在艺术和收益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影片被无数的奖项所沐浴，而《教父》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白兰度赢得了最佳男演员，而科波拉和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则赢得了最佳剧本。
科波拉自此几乎可以做他任何想做的事，而他在这时拍摄了《窃听大阴谋》（The Conversation，1974），一部他在《教父》之前就写好了剧本的热情之作。这不难理解背后的原因。这是一个关于迷恋和妄想，在很多个层面都扣人心弦的故事，一个模糊不清的政治惊悚片，一个案例故事，一部关于一个逐渐失去自我并走火入魔的男人的心理剧。
但当我们考虑所有这些令人愉悦的实验和类型片电影时，科波拉的作者形象在哪里呢？《创业先锋》（Tucker：The Man and His Dream，1988）可能是最接近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自画像的电影了。尽管塔克（Tucker）有着完全不同的职业，他对汽车却充满热情，他也知道如何改装一辆融合了优雅、性能和安全保障的汽车。在这个关于一个有着伟大的远见的企业梦想家故事里，我们不难觉察到一个用胶片和画面梦想的艺术家形象。所有塔克经历的起起伏伏，他所有的荣耀和失败，都和科波拉自己的经历类似。
而塔克身上还有一个元素也与科波拉契合：家庭。这是在他很多影片里被充分描述并赋予深远意义的活力元素。这不光是《教父》三部曲里的柯里昂大家庭。这个可被视为能量核心的家庭元素，在他的很多电影里都能找到，从算不上出色的处子作《痴呆症》，到发人深思的、至始至终都令人着迷的《泰特罗》（Tetro，2011）——科波拉让人意外的造访阿根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里，如同《教父》和实验性的《斗鱼》（Rumble Fish，1983）一样，都是关于处于显微镜下的兄弟间复杂的关系。
我们也不能忘记科波拉第二大的热情和制作所在，他在纳帕谷（译者注：Napa Valley，加州著名的葡萄酒产地）的葡萄庄园，尽管这有家庭的关系所在。科波拉曾经讲述过他的祖父在上哈莱姆区的天台种植葡萄并制作葡萄酒的故事。“小时候我从没见过没有酒的晚宴席”，科波拉说过，“酿酒和电影制作是两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在两种情况下你都得从优质的原材料开始，无论是土壤还是剧本。
而和好的酒一样，有些电影也是这样，它们优雅地衰老，从来不会丧失它们的酒香，并随着时间愈加出色。这正如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大部分作品。作为导演，剧作家，制片人和灵感的来源，他就是电影的历史。没有人比他更值得这个终身成就奖，不管是在斯特哥尔摩还是电影世界的任何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