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1991）被公众解读为是关于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这个食人魔的作品。这个精神病医生被监禁在巴尔的摩监狱最高警戒级别的囚牢里。相比之下，我会用接下来的笔墨假设将影片看作一部小说，它讲述了年轻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女实习生克拉丽斯·斯大林（Clarice Starling）的成长和心理治疗。她其实才是电影的主角，并比起汉尼拔·莱克特的情节更多地推动着电影的进展。她因为童年时父母的双亡受到精神创伤，而在与汉尼拔的接触中她的内心逐渐变化，并经历了一种在精神分析里不断进化的相似的过程——“变形记”。克拉丽斯去拜访汉尼拔，因为她渴望从他那里获得可以帮助她捉拿连环杀手的信息。因此，她和食人魔汉尼拔的关系后来证明对她自己的发展是有益的，因为在与他的接触中她开始直面她自己的一些无意识的感受、想法和行为。一方面，这种直视帮助她将自己置于行凶者——一个谋害女人并试图用她们的皮肤为自己做一套新皮的连环杀手——的心态中，另一方面，这也帮助她通过对凶手的身份认同来直面自己的恐惧。
在公众的眼里，电影《沉默的羔羊》有着和其他被认为在探讨食人主义的电影同样的命运，特别是以西格妮·韦弗（Sigourney Weaver）饰演的“里普利中尉”为主角的《异形》电影系列。在这些电影里，都是一个女性在勇气和毅力的驱动下准备面对外在的现实和内心的真我。在《异形》系列里，里普利中尉与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流着口水长着恶毒牙齿的外星人搏斗，它们威胁要摧毁人类生命。这里，“外星人”体现着食人的本能，而在《沉默的羔羊》里是我们和克拉丽斯要面对一个有着同样本能的人类。汉尼拔·莱克特的聪慧、魅力和才智最终让我们——以及克拉丽斯·斯大林——为他感到一丝同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他产生了爱意，并至少对他有一定的认同。
电影以克拉丽斯·斯大林在树林中完成一次训练开始，并带领我们穿过FBI的大楼进入到她未来的导师杰克·克劳福德（Jack Crawford）的办公室。在这过程中，克拉丽斯走进一个电梯里，发现她是里面唯一的一个女性，而所有的男人都比她至少高出一个头。我们通过感知她的境遇，能体会到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的一种隔离感，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她在FBI里结识的几个女性朋友而改变。她在此作为一群男人中唯一的女性的遭遇在之后的尸检时再次出现，这次是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而克拉丽斯因为她的导师而更显得式微。这场戏显示了他顺利开展一次行动的高明，但它改变不了观众在这场戏里对克拉丽斯的认同，并由此感受到社交上的孤立和排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个人很难在屈辱和羞耻下发展并保持自身的价值。
“感觉比别人渺小”，“被排斥”，“被孤立”，在一个充满这些情绪的世界里，克拉丽斯的童年命运在没有直接在银幕上呈现的情况下——除了那些梦境般的回忆场景——而被涉及到了。克拉丽斯在孩童时不得不承受给予她整个世界的两个人的离开：她的母亲和父亲。我们可以确定她不得不调动无尽的内在力量来应对这种亲人的离去，并来到她如今所处的FBI的位置。然而作为个人和警察更深入的成长，她需要再次去面对那些离去给她带来的创伤，以及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幻想和内心矛盾。
克拉丽斯和汉尼拔在巴尔的摩州立监狱的第一次见面的那场戏充满了情绪的张力，它是通过汉尼拔不断暗示性地和言语上重复地要求克拉丽斯向前走“近一些”来呈现的。在某一刻，两人的脸部被同时显现，并各自深深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当汉尼拔要求查看克拉丽斯的FBI工作证时，两位主角长久地看着对方的双眼，清楚地呈现出二者同样蓝灰色的眼睛。这种影像的技术揭露了二者更深层次的相似，这种相互的认知（相互本能的和突出的理解）从此为二人的关系构建了基调。不过，在表面上，汉尼拔成功地扭曲了克拉丽斯试图获得他协助的尝试，并将态势反转为虐待式地贬低她的资质和出生。克拉丽斯坚守自己的阵地，并以“或许你是害怕自己！”的言论成功地转移了他试图分析她的尝试。一开始看起来克拉丽斯和汉尼拔建立联系的尝试可能彻底失败了，但实际上，在隔壁牢房里的囚犯“多次”（Multiple）令人作呕地将他的精液甩在克拉丽斯的脸上之后，这种沟通的失败不过是一种选择罢了。至此，汉尼拔似乎感受到了一些和同情类似的情感，这使他最终向克拉丽斯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假定，与他的虐待式的贬低相反，汉尼拔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羞辱，而这些经历虽然被埋藏在心底，却仍然使他可以感同身受别人的情感呢？
对于克拉丽斯来说这个时刻是一个沉重的情感冲击——恶心的冒犯和克服她与汉尼拔之间的隔阂的突破，这些在影片里都在一个回到克拉丽斯的过去的梦境中呈现了。我们看见她欢喜地等待她当警察的父亲的回家。她扑进她父亲的怀里，而我们认为这是克拉丽斯尝试转移和再次协调自己对一个慈爱的父亲的渴望。她找到了两个亲如父亲的人：她的导师杰克·克劳福德，他将这项困难的工作交给她，因此给她注入了信念。还有食人魔汉尼拔·莱克特，转瞬间他已经准备好保护她并给予她深入调查的第一条重大线索。
从那刻开始，克拉丽斯的发展就成了她和汉尼拔的相互分析。实际上，在和他第二次见面时——这之前她根据他的指点找到了他的一个前病人的尸首——她已经明显可以更好地应对他，并在他的贬低下毫不畏惧。当他“解读”她对她导师杰克·克劳福德的性吸引时，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然而，当他再次开始诽谤她的时候，她提醒他和他被谋杀的狱友其实有很多相似性，这让他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和身份。
摄像机所展示的二者间密集的眼神交流，以及汉尼拔和克拉丽斯的脸放在一起的镜头，在他们的下一次见面中再次出现。汉尼拔这时已经和参议员通过话了，后者的女儿正是被追捕中的连环杀手所绑架。现在轮到克拉丽斯主动谈论她的童年，而这看起来不只是她为了从汉尼拔那里获取信息而做出的努力，也反映了她内心想要继续这个触及她尘封过往的对话的需求。在似乎精神恍惚的状态下，克拉丽斯讲述着当她住在亲戚家的农场时听到了羊羔的叫喊，以及她如何带着一只羊羔企图逃跑而拯救它和自己。在这场戏里，精神病医生汉尼拔揭示了克拉丽斯作为女警的潜藏的动机：“你认为如果你拯救了凯瑟琳（Kathrin，译者注：参议员的女儿），那些叫喊就会停止！”克拉丽斯回应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汉尼拔只是说“谢谢你，克拉丽斯，谢谢你”。他已经明白了——而我们也一样；最终，我们不得不相信克拉丽斯也明白了，尽管她试图通过说“我不知道”来保护自己。
《沉默的羔羊》，那些克拉丽斯童年里尘封的记忆，现在成为了故事情节的重要元素。在克拉丽斯被首席监狱精神病医生禁止和汉尼拔交流之后，我们短暂地看见汉尼拔的一副炭笔画，画里是克拉丽斯在怀中抱着一只羊羔。他还点了半生的羊肉片当做晚餐。接着就是他骇人的对两位看守的残杀，这被导演设计为一场祭祀的场景，其中我们能看见一个人像天使（或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被悬挂于半空，内脏已被取出。
从这方面来说，影片使用了基督教的核心比喻，它被象征意义的上帝献祭和摄取上帝主导：基督教的核心象征之一就是上帝被害，被献祭和被摄取。如同吊在空中内脏被掏空的尸体是一种视觉上的冲击一样，著名的耶稣十字架受难场景的表面情绪强化来源于钻入手掌和脚面的钉子，荆棘王冠以及从耶稣的伤口流出的鲜血。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神秘仪式在此通过充满象征意义的食人主义而表达了出来：在一种象征性的方式下，上帝的骨肉被吞食，他的鲜血被吮吸。这些象征性的食人行为是来源于一种表达温柔和亲密、经历一种类似上帝现身的交融的渴望——通常那些虐待性的充满破坏性的场面是不会出现的。
《沉默的羔羊》使用对羊羔的宰杀来作为克拉丽斯意识上的精神创伤元素并不是巧合。在重视祭祀仪式的宗教信仰里，“祭祀的羔羊”是一个核心的象征性话题。贡品这种习俗在很多简单的社会里也可以找到。无论如何，祭品带来的利益和好处多年来是几乎没有变化的。当生育能力需要提高时，灾难需要被避免时，病痛需要被救治时，另一个世界的逝者需要安宁时，祭品就会被牺牲。制度化的祭品牺牲可以被认为是来源于同类相食的，因此牺牲其实是一种同类蚕食的升华形式。食人文化包括牺牲人类以及吃食人类血肉。人类进化的下一步则是不再蚕食人类，但仍然保留人类牺牲的习俗。在基督教里，这种习俗在以撒没有被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献祭时被废弃了。上帝取缔了人类牺牲，而选择了动物牺牲。但献祭的食人特征在最后的晚餐中还是被象征性的应用了。在《约翰福音》中，圣餐的邀请是这样描述的：“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时我会让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约翰福音》第六章，53-56页）。法国精神分析师A·格林（A. Green）于1972年指出了圣餐的三个基本要素的释义。第一，要有结合的需求。一个没有被满足的人会受到短暂性的惩罚；第二，永生的承诺。这暗中与新生命的观念想联系；第三，不透露任何关于结合的产物的毁灭的消息。然而，在基督教圣餐中，人类牺牲的持续反映在自我牺牲的象征性形式中，它需要一个处于侵略和罪行的平衡中的重大转变。耶稣自愿地接纳了人类的罪行，并将自我奉献出来。
汉尼拔似乎猜到了克拉丽斯之前的童年记忆，他向她提出了一个有着安排好的逝去的现实的模拟场景：他让她去一个车库里找到一个与身体分离的头颅——这个人体祭品的头颅暗示着被屠宰的羔羊。他将警察的尸首如宰割后的动物尸体那样挂起来。克拉丽斯则备受和死去的父母相隔两个世界的折磨。在电影里我们逐渐了解到她的母亲在她小时候的去世，在那之后父亲成了她的“整个世界”，直到他在追捕两个盗贼时中枪殉职。然后影片通过屠宰的羔羊呈现了一段和她逝去的父母以及她在追捕的作案者有关联的镜头。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克拉丽斯正遭受着屏蔽记忆的折磨。在羔羊屠杀的清晰的恐惧背后，是她双亲的去世。而当她试图通过解救参议员的女儿凯瑟琳（还有其他受害者）以得到释怀的时候，她其实在不知不觉地尝试着将她的父母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并试图让自己这种因为他们的去世而导致的痛苦隔离的经历得到改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问自己：为什么克拉丽斯（以及我们）能够理解汉尼拔这个食人魔呢？尽管有那些汉尼拔杀人或者咬人的可怕镜头，他们（以及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否有一种共同的无意识的元素使得我们甚至能对汉尼拔产生一种同情呢？在精神分析上来说这是否是可能的呢？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915版的《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1905）里，性心理发展的口欲期被形容为“食人的”：“最开始这样的性组织是在口部的，或者说食人性的。性活动在这时被认为和进食没有区别，也就是在这两极之间还没有变异。它们中其中一项活动的对象和另一项是一样的；性的目的是要同化那个对象，而这个标准在之后会成为身份认同的一项重要的精神因素。”1（弗洛伊德1905，第98页）。进食对象意味着消灭那个对象，也就是说它的任何独立生存都结束了，弗洛伊德继续坚持这个理念，并不断强调进化的性征和对象在口欲期、食人期阶段的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性征的复杂的发展过程中，爱的前期阶段展示了它们是短暂的性的目的。这种阶段的第一段是以对别人的进食或者从别人那里摄食为代表的，这种爱的形式和对象的自我存在的消亡是相符的；所以它可以被形容为矛盾的”2 （弗洛伊德 1915，第31页）。
最重要的是，是K·亚伯拉罕（K Abraham）继续深入研究了弗洛伊德对口欲食人阶段的看法。他首先引入了早期口部吸吮和之后的施虐或食人期的区别。在他的文章“性欲的最早性前期的发展阶段的研究”（亚伯拉罕1916）中，他集中研究了食人的口部性行为和情感心境——特别是忧郁的心情——之间的无意识关系。他回顾了历史上的一些案例，其中的病人将对进食的欲望形容为食人性的，并表达出对吸吮和咬的特别渴望。然后他审视了对饥饿的不正常感受，拒绝进食，以及对挨饿的恐惧等作为压抑的失调的一种表达，以及/或者对它们的抵抗机制（如今我们的病人有很多的进食障碍，暴食症和厌食症）。至于忧郁病人和他的情感对象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忧郁的病人无意识地将他的进食的渴望导向于他的性目标之上。在他的无意识深处，有一种吞食，并摧毁目标的倾向……这和有强迫症的神经质的施虐欲望是不同的。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在忧郁病人里盛行的无意识渴望，在朝着将爱的对象以吞食的方式摧毁的方向发展。”3（亚拉伯罕1916，第109页）。之后（在“基于神经紊乱的精神分析基础上对性欲的发展史的尝试分析”一文中，1924），亚伯拉罕终于在抑郁的机制方面将自己的观察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齐。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失去的爱的对象，它的内心投入是忧郁的产生的重要一步。为了举例，他还提供了那些和失去的对象有关的自责的证明。根据亚伯拉罕的说法，这种由于失去的爱的对象产生的内心投入是“一种进食的发展，它和性欲倒退到食人性的程度是相符的”4（亚伯拉罕1924，第115页）。
电影《沉默的羔羊》通过汉尼拔的食人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他自身的发展。我们只能假设他也曾经历过一段痛苦的童年，这使得他无法象征化并控制自己的食人本性，导致他将这样的本性付诸实践。在有一场戏里，汉尼拔面对那个急切寻求关于自己女儿的信息的参议员，可以找到一个潜在的暗示。汉尼拔突然地问参议员：“你哺育了凯瑟琳吗？你有亲自母乳喂养她吗？你的乳头当时变硬了吗？”电影中的这个元素一开始让我们感觉很奇怪，似乎只是在呈现汉尼拔对参议员施虐般的攻击。但这也可以解读为汉尼拔试图澄清一个他们在无意识深处共有的一个因素。就像一个小孩吸吮乳头并不时地咬一下一样，当他/她将“母亲的乳房那样的肉体”放入他/她的嘴里时，并因此获得了他/她的第一次感官体验时，正如我们所知，这也引发了神经的充分发展。而食人者也是在寻找他的受害者，将其放入嘴里，并试图使其融入自己。他提到的哺育过程中的乳头变硬，当然也是这个母亲和孩子的相遇的隐藏的性学维度的表现；这位母亲也需要短暂地回到有着吸吮的欲望的口欲食人期：她本身必须无意识地感觉到她也曾经是一个婴儿，她也曾带着相同的欲望和另一个人建立了第一次强烈的完全吞食的关系。
在与参议员的对质中，主角汉尼拔也同样在和有着隐藏的食人性的我们——他的观众对质。他激发了和观众的一连串无意识的关联。而当我们观看影片的时候，通过将我们自己暴露于电影之前，我们也再次面对着我们无意识的食人本性（临床案例请参照格拉赫2000年的文章）；我们因此穿过了一段许多人只能通过邪恶的方式追求的变形过程，尽管我们为了更长远的发展都需要它。在这方面来说，我们和克拉丽斯一样，她通过和汉尼拔的相遇完成了自己的变形——这种变形是对她有益的，并强迫她去面对自己的食人本性。通过水牛比尔（Buffalo Bill）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尝试也是可能失败的。他作为影片里的连环杀手，试着用他的受害者的皮肤做一套新的皮肤，一套自己裁剪的新的皮肤。造成这种堕落的原因在于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性别，以及他先天的身体形态，而这些都来源于他的父母的生物群集。在这里我们能窥见他对异性的没有释怀的妒忌，包括和男性的所有不同，以及她们展示和诱惑的能力。在汉尼拔的帮助下，克拉丽斯也成功地发展出对水牛比尔的情感理解，这种同情使她在调查上走上了正轨。当她给导师杰克·克劳福德打电话，并告知他她发现水牛比尔在给自己“做”新的皮肤时，因为在理解上的突破，克拉丽斯处于一种激动的状态。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她也处于成长的痛苦中，从“乡巴佬”发展为一位FBI特工。她正在得到新的皮肤，就像是她在褪去自己的旧的皮肤一样，经历一种“脱皮”的过程，即变形。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要素：我们作为观众，并不是因为那些残暴的镜头而仅仅在惊恐中观看影片，我们其实在情感上也受到了触动。
参考文献：
1，2，3，4格拉赫教授的翻译
K. 亚伯拉罕（1916）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rüheste prägenitale Entwicklungsstufe der Libido. In Abraham, K.: Psychoanalytische Studien I (1969). Frankfurt a.M.
K. 亚伯拉罕（1924）Versuch ein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Libido auf Grund der Psychoanalyse seelischer Störungen. In Abraham, K.: Psychoanalytische Studien I (1969). Frankfurt a.M.
S．弗洛伊德（1905）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 GW 5
S．弗洛伊德（1915）Triebe und Triebschicksale. GW 10
A. 格拉赫（2000）Die Verdrängung des Kannibalismus. In : Gerlach,A., Die Tigerkuh. Ethnopsychoanalytische Erkundungen. Gießen 2000
A. 格拉赫（1972）Le Cannibalisme: réalité ou fantasme agi? Nouvelle Revue de Psychanaly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