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令孤
先讲一个细节，1月13号上映的《我的诗篇》，在新闻通稿中的定位是“非虚构电影”，而不是我们熟悉的“纪录片”。尽管纪录片的核心原则就是非虚构性，但这一称呼的微妙变化，立刻让影片显得逼格满满，并避免了观众对于“纪录片”这个词语的自动过滤。何况片名中还有“诗”，这一早被娱乐挤到角落的文学形式，对大众来说只是一道猎奇的风景，“可远观（嘲笑）而不可亵玩（买票）”。但我曾听作家路内说过一句话：农村小说已经过时了，但如果你写的是一个农村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它又是新颖的。《心迷宫》就是最好的例证。
看来，“太阳底下无鲜事”也适用于电影创作，关键是怎样去“保鲜”。如果单纯拍摄一群诗人的生活，可能真没什么吸引力，无非是故作冥思、无病呻吟罢了。但如果你去拍一群写诗的农民工，立刻就不一样了。在常人眼中，民工的文化素质不高，只能干粗活，为生存挣钱是他们的第一任务，但偏偏在他们之中诞生了一些诗人。这种身份与行为的错位，就如故事片中的正邪对立一样，能很好地营造冲突。有了冲突，就会有张力。有了张力，就有了观赏性。这是《我的诗篇》走出的一步妙棋。所以它不像其他很多纪录片一样，只是在颁奖的时刻浮光一现，而很难获得更多的市场关注。
影片以2015年2月2日晚在北京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为叙事轴线，串联起6位来自不同地方、从事不同工种的诗人的故事。夕阳下的北京，高楼闪着金光，飞机从天空呼啸而过，声画对位中传来诗人杨练的主持声音。然后来到朗诵现场，第一位登场的是广东诗人乌鸟鸟，多年来他习惯在自己的工作报表背面写诗。
他朗诵了自己的代表作《大雪压境狂想曲》，反映的是2008年冬天的雪灾事件，并与工厂的景象联系在一起，“机械的/流水线天使，昼夜站在噪音和白炽灯光中/麻木地制造着美丽的雪花”。伴随着朗诵声，镜头中呈现大雪弥漫的场景，俯瞰镜头下的苍茫大地与诗意形成交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的诗篇》并不是直接去跟拍诗人的生活，而是从他们的诗切入，通过后期摆拍和重塑场景的方式，还原他们的创作情境。
在结构上，影片采用了电视专题片的方式，将6个人物的故事分散打乱，然后再拼贴组合一起。就像摆了一桌子的菜，吃吃这盘，再吃吃那盘，而不是吃完一盘再上另一盘。同时，运镜上也没有统一的风格，有时候是壮观的俯瞰镜头和长镜头，有时候是广告片式的快剪镜头，有时候是主观性强烈的特写镜头，有时又是留白的空镜头。这种做法也对应了诗本身的形式，长短句结合，错落有致。然后，通过每个人物去承载一种情感，展现一种状态。
乌鸟鸟的故事探讨的是诗的价值问题。他拿着简历，想在招聘市场上找一份叉车工或内刊编辑工作。当他向雇主陈述自己的写诗特长时，所有人都在教训他工作首先应该考虑怎样赚钱。是乌鸟鸟的行为太荒诞，还是这个时代太荒诞？影片没有给出自己的态度。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奇葩说辩题。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打工诗人吉克阿优，在网上已小有名气。片中的他在外打工七年，首次回家过彝年。火车上，他问儿子故乡在哪里，孩子毫无概念。“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大量的人背井离乡，导致了传统的断裂和遗失。老父亲担心去世时，没人会缠黑头巾了，自己就在生前把它缠好。吉克阿优在怀念母亲的诗中写道“今夜我要睡在她的旧床上/今夜/我必须做梦”。对于打工者来说，故乡和亲人，最后只能成为一场幻梦。
诗格如人格。尤其是这些以生命为题材，用渗透着汗水的天赋写就的诗句里，更能看出一个人的质地。陕西丹凤的陈年喜，是一位从业16年的爆破工人，经常两三个月呆在大山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他的诗深厚沧桑，仿若他手上凿石的重锤，沉痛地击打着心灵。但更让人感动的还是他铁汉柔情的部分。他结婚时为妻子写的一首诗，至今还保存在家中的相框里。“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想想那是1997年，一个农村汉子能有这样的文艺情怀，看似出格，更是逼格。当镜头对准那块“囍”字已褪色的枕巾时，动人的力量彰显无遗。
不过，《我的诗篇》并没有过多阐述每个人对诗的观念，只在两人身上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一个是煤炭工人老井。他的诗就像矿井，深邃悠长。“谁敢说哪一块煤中，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上工了，随着井梯下落，天空逐渐缩小，最后只剩一个白点。这是电影中最震撼的镜头。煤炭业在二百年前没有，二百年以后或许也没有。井下的事情，需要让人知道。“我这个人不信仰其它的东西，只是把诗歌当成了我的信仰。”这就是老井对诗的态度。即使后来他可以离开矿井，但他选择了留下，坚持原生态的写作方式。
另一个是女诗人邬霞。在成名作《吊带裙》中，她细腻描述了自己在车间熨烫衣服的过程，最后这些吊带裙“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她的诗甚少控诉辛苦，有一种人道主义式的大气，正如另一首诗中所写：“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培植爱的花朵”。镜头中，她愉快地展示自己衣橱中低廉的衣物，害羞地笑着。“诗歌最能抵达人的灵魂”，这是她写诗的原因。
当然，《我的诗篇》除了塑造人物之外，主要目的还是想从这几个人身上去折射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整体样貌。一群农民工跪在北京的地下道里讨要工钱，高声喊着：“还我们血汗钱，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并不陌生，但进入到诗里后，就有了更沉痛的意味。
2010年，富士康连续发生13起工人跳楼事件。工厂为所有楼房都装上防护网。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应急方案。当一个问题出来后，先想到的是物理上的堵，而不是心理上的疏。而诗人徐立志就是跳楼者之一。“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这是他留给世人的呐喊。儿子死后，父亲才知道他在写诗。采访中，父亲说中国重视诗歌，是清朝以前科举制度的时候。这恐怕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诗的观念。
《我的诗篇》主要摄录了六个人写诗的状态，用画面来解读他们笔下诗句的含义。一个半小时的片长太短，没办法完全解剖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内心经历。于是，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成为悬念：他们是怎样走上写诗道路的？诗歌带给他们的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比如，陈年喜当爆破工一个月最多可挣8000元，而一首诗发表在刊物上，最多拿过稿费50元。
另一边，吉克阿优加入了浙江平湖市作家协会。学界也为老井举办过个人诗歌研讨会。要想全面了解这个群体，还需要关注更多有关工人诗歌的内容。影片结尾，乌鸟鸟的孩子出生，在医生剪断脐带的那一刻，这一群诗人也仿佛脱离了他们的时代母体，获得了个体生命的特性。太多的电影选择以新生儿作为结尾，隐喻新生、希望和传承。比如去年火遍天的《釜山行》，活下来的人就是一个孕妇。但是对于这群民工诗人来说，希望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