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钥匙,也是束缚──专访《健忘村》导演陈玉勋

「本文转自于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www.twreporter.org)」

导演陈玉勋 | ©報導者
导演陈玉勋 | ©報導者

1月13日,陈玉勋执导的新片《健忘村》首度对外试映,长长的人龙早早排队等着,大伙或戴或拿着仿自剧中“忘忧神器”、作为入场凭证的纸帽,熙攘热闹,在清冷早场的西门町电影街上,那景况意外违和,某个程度上,似乎也预示这部铺排许多酸涩笑梗的“喜剧”,会与一般的贺岁电影很不一样。

《健忘村》是陈玉勋个人生涯的第4部长片,也是他第一次参与的两岸合拍片,代表“勋式”喜剧将正式跨过台湾海峡,挑战对岸的观众口味。在两岸合拍片当道的市场上,55岁的陈玉勋是资深菜鸟,《健忘村》的3亿元资金,动员中、港、泰、韩、台5个地方工作人员的大规模制作,成了他导演生涯最大的一次冒险。

没有花过这么多钱,后来才知道,花钱是很辛苦的。”《健忘村》首映后,陈玉勋跟着监制李烈、叶如芬上台致意,他没多的话,就只缓缓道出这一句,他说得真切,神情甚至有些严肃,全场却笑了。要知道,这就是陈玉勋“好笑”的地方,每每他开口,毋需多的表情语气,就足以让人发笑。如同他每次出手拍片,大家会自动归类为“喜剧”,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特色与定位。

聊起宿命,陈玉勋自己也笑了,说起在《健忘村》之前,同样以记忆为命题的一部短片《海马洗头》。“我明明是想拍得有点惊悚味道的,但不夸张,当首映会上播到我的片时,只是片头画面『海马洗头,陈玉勋』,全场就笑了,戏都还没演耶!我真的很挫折,不想一直被定为成喜剧导演啊。”

《健忘村》剧照|来自网络
《健忘村》剧照|来自网络

《健忘村》名健忘,陈玉勋却什么都得hold住,因为牵涉的投资方、工作人员太多,从开拍到后制、上映,有太多状况得解决,“每个人都有问题,大家每天都排队来问我问题,因为我是导演,我真的都要炸掉了!”难得的冒险,路上风景与过去的经验也大不同,他坦言:“这是学习很多的一次,也是妥协最多的一次。”

需要妥协,因为限制多,撇开敏感的两岸关系,单是对市场的考量,就呛得紧,因为在大陆上档,第一天的票房就是决胜点,那将决定接下来的映演厅数多寡。于是,片长成了陈玉勋的关键考题,100分钟,是投资方评估观众耐烦、戏院安排场次、因应年节贺岁氛围等市场条件后给的极限值。

于是,从初剪的190分钟,到最终版的116分钟,陈玉勋挣扎了半年多,“还要再短?把我杀了算了!”他抱着头的模样,仿佛有阵阵白烟从他头里冒出来。

过去,陈玉勋的喜剧总是亲民,像是他的广告作品“张君雅小妹妹”、“孟姜女哭倒长城”,风格家常谐趣,让人印象深刻,但从电影作品中,却又可以观察到他不断实验喜剧可能的企图。

像是三分惊悚、七分幽默的《海马洗头》,还有《总铺师》刻意奔放的卡通式表现,到这次《健忘村》,片中充斥隐喻的符码,他挑战自己,也挑战两岸观众。像是村民的贪婪与盲从、主事者的短视与无能,又譬如不同外来势力,诸如神秘的道长、送信也送终的一片云,所有进入村里的人都怀着不同目的……。这类手法,有人联想到姜文的《让子弹飞》,陈玉勋说自己无意批判,对片子的诠释本来人人不同,他只认为“挑明了讲的剧情总是不高明”。

其实陈玉勋对记忆一事着墨已久,他身旁的友人都听过他叨念,他说年过50,记忆变得很差,老觉得有些记忆就凭空不知消失到了哪,“譬如我曾碰到一位20年没见的朋友,他记得我,我居然完全没有印象,以前那段时间的记忆全忘了,但在当年,我们是很熟的那种朋友。”又譬如脸书上有“我的这一天”功能,经常一点开,陈玉勋满腹疑问:“啊?我讲过这些话?”

《海马洗头》是陈玉勋的记忆第一部曲,以“洗去记忆”为题;《健忘村》虽号称是二部曲,诞生的过程却是无心插柳。去年圣诞节档期上映的《摆渡人》,王家卫本来找上陈玉勋当导演,修了几回张嘉佳的剧本后,毕竟不是自己的创作,陈玉勋突然失去感觉,最后选择不拍了。“后来,在华纳总经理石伟明跟我去找王家卫的飞机上,石总问我:那你想拍什么?我随口说起身边很多朋友健忘的故事,不如拍个《健忘村》。他眼睛一亮,就定了。”

透过《健忘村》,陈玉勋铺排了“如果把一段记忆拿掉,生命的一部份就不见了”的可能状况,他试图提问:“当你这辈子做了一些不堪回首的事、有罪恶感的事,你会希望大家不记得你做过?还是你自己忘掉就好?”这命题,就像道回旋门,要人随着剧情发笑的同时,在心底发酵一股酸涩。

不过,喜剧的本质总是残酷的,在陈玉勋与《健忘村》遭逢的现实中,十足应证了。片中有句台词:“忘了真好。”但有人就是忘不了两岸敏感的政治氛围,陈玉勋的喜感幽默还没来得及跟对岸观众相见欢,上映前,对岸网民已起底他,让他不得不面对“台独、反服贸导演”的标签。为了不节外生枝,他发了公开声明,后续在大陆的电影宣传行程,他也退居最后一线,不让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模糊了创作的初心。

说到底,陈玉勋只是想好好拍电影,而他也是务实的那类人,是离开过电影的人,那是在《爱情来了》之后,那是国片市场崩盘的年代,与《总铺师》相隔16年。

决定回头继续在电影里冒险,他难免恐慌,却更了然,他不为票房、不论奖项,他说只是想再多拍点作品,只是不想自己被自己埋没,“中间十几年就这样跳过去了,人就突然到这年纪了。如果我有一点点才能,不算很大的一点也好,应该尽量挖掘自己,不然哪天躺进棺材,阖眼前才发现浪费了,多可怕!”

聊起创作下一部创作,陈玉勋直言不想再碰大预算、大规模,他说年纪真的大了,得省点力气、省点对市场与投资者交代的负担,得忠于自己,“像是钟孟宏那样的,能忠于自己想法、单纯又纯粹的拍片环境与组合,我一直很羡慕他。

他预告,记忆的主题将有第三部曲,他想探究的神秘记忆还没到底,“假使,别人的记忆可以灌到你的脑袋,那你是否会有好几种人格?那人会变得怎样?”陈玉勋眼底有光,语速都快了。尽管年纪大了,忘了很多,他倒没忘记自己曾对自己的期许,那是在他30出头岁,刚开始拍电影时所许下的愿:“我要当一个创作力很旺盛的年轻新导演,我不要当大师、大导演,我要一直是新导演,拍不好没关系,要勇于尝试冒险。”

关于《健忘村》的好与坏,随之而来的穿林打叶声,他说,“人生很短,记得该记得的事就好,不重要的,就忘掉。”

| 文:汪宜儒 | 摄影:蔡耀征(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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