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精神分析法就好像在我的摄影机前又加装了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并不是蔡司生产的，而是浮士德衍生的。”——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
迟到的金棕榈勋章
1940年3月16日，贝托鲁奇出生于意大利帕尔马郊外的一个农场家庭。这个经常被其身为诗人和电影评论家的父亲领着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小男孩，茁壮地成为了一个电影迷。别家的孩子都在忙着把妹，已经长到与《四百击》(1959)里Antoine Doinel同龄的贝托鲁奇，一个人去了巴黎。在巴黎，他每天都泡在电影院里，亲眼见证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波澜壮阔。
回到意大利之后，这个大男孩出版了一本早熟的、得到“全国诗歌奖”的诗集《In Search of Mystery》。1961年，贝托鲁奇追随帕索里尼拍摄了电影《寄生虫》（Accattone）之后，不再写诗，也不再读书(1961年，贝托鲁奇辍学于罗马大学现代文学系)。此后，贝托鲁奇一直秉持着“电影是真正的诗语言”的理念，进行电影创作。他的处女作《死神》 (1962)，正是他与帕索里尼共同编剧的。1964年，贝托鲁奇以自己的故乡帕尔马为背景拍摄了一部名为《革命前夕》（Before the Revolution）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想去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却沉迷于和小姨子的乱伦之中，一直无法逃离自己的过去。
贝托鲁奇曾经担任过欧洲精神分析电影节的主席。他从来不反对以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读他的电影。他曾经说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区分我的现实生活与我的电影的关系。对于我来说，我的电影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区别。”“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拍电影了。那时我21岁，到28岁时，我已经拍了三部电影。生活中的我开始感觉不适。我感觉自己在沙漠中哭喊，举目无亲。我想通过我的电影与观众形成一种交流，所以我拍摄了《同流者》(1970)和《巴黎最后的探戈》 (1972)等影片。我发现，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报。”
法国时间2011年5月11日，贝托鲁奇在第64届戛纳电影节上接受了电影节组委会授予他的金棕榈勋章(Palme D’Honneur)。此前，贝托鲁奇曾带他的电影(1981年的《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以及1996年的《偷香》，两次来到这座小岛竞争金棕榈，却都铩羽而归。
现年71岁的贝托鲁奇是坐着轮椅来到现场的，他的健康状态可想而知。不过，老头依旧那么健谈，他打趣道，“要是哪天罗伯特•德•尼罗在演讲台上大放厥词，太阳可从西边出来了。我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几年前，我都已经有了息影的打算。后来我看到了《阿凡达》，我爱上了这部电影。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想象力去拍电影。但是，让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3D一定要为恐怖电影或者科幻电影服务。试想，要是费里尼的《八部半》(1963)、伯格曼的《假面》(1966)也3D了，会如何？让我震惊的是，三个曲高和寡派的欧洲导演竟然都对3D电影产生了兴趣。”原来，贝托鲁奇所指的是，维姆•文德斯用3D拍出了舞蹈电影《皮娜》（Pina），沃纳•赫尔佐格用3D拍出了纪录片《被遗忘的梦的洞穴》（The Cave of Forgotten Dreams）。
金棕榈勋章，是今年第一次成为戛纳的常设奖项。之前，仅有伍迪•艾伦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分别在2002年和2009年得到过该奖项。今年，戛纳当家人雅各布(Gilles Jacob)和福茂(Thierry Frémaux)特别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将这个奖授予贝托鲁奇，以特别表彰他的电影作品所体现出的独创性。他的作品，历久弥新。加之，他对电影的孜孜不倦以及他与戛纳的渊源。我们认为，他是获得该奖项的最佳人选。”
俄狄浦斯情结
其实，贝托鲁奇电影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贝托鲁奇故意为之的。换句话说，贝托鲁奇电影的弑父情结，是贝托鲁奇对于生活经验(并非个体经验)和电影经验的潜意识出写，是后知后觉的，是作为一种电影理论分析而存在的。
根据Jorge Luis Borges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蜘蛛的策略》 (1970)，是贝托鲁奇的第一部具有明显弑父意愿的精神分析电影。贝托鲁奇将原小说里的祖父变成了电影里的父亲，将原小说里的叙事背景——十八世纪的爱尔兰战役，置换成了墨索尼里统治下的意大利。贝托鲁奇称这部电影为一场前意识(preconscious)的航行之旅。电影里，当儿子回到故乡调查父亲死因时，到处都是父亲的雕像，各种街道以及剧院都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无关命运，”贝托鲁奇说道，“电影中的角色在试图解除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 。
同年，贝托鲁奇最著名的电影《同流者》诞生。原著小说里的刺杀段落，Clerici是不在场的，但是，贝托鲁奇让Clerici成为了这场谋杀案的参与者。在开拍这场戏之前，贝托鲁奇对原著作者Moravia说：“为了忠于你的原著，我必须背叛它。”小说的结尾是，墨索里尼倒台之后，Clerici跟他的家人一起逃到了罗马。有一天，一架飞机从天而降，机上的机枪对他们扫射。贝托鲁奇认为这个结局太过说教，就好象上帝惩罚罪人一般。于是，他将影片的结尾设置在罗马的圆形斗兽场。那里，Clerici重新见到了那个在他童年时猥亵他的司机。而且，他一直深信这个司机已经被他击毙。Clerici简直疯了一般地狂喊起来——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法西斯。到这里，影片依然没有结束。最后的镜头是，Clerici与一个小男孩隔着铁栅栏独处在一起，镜头越过小男孩那裸露的半边屁股，Clerici回过头来望着镜头——望着男孩。很多影评人以为，Clerici猥亵了那个男孩。至此，Clerici那受压抑的同性欲望(repressed homosexual desire)以及法西斯情结，得到了释放。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Clerici只所以要杀害自己的“哲学老师”，是为了逃避自己被猥亵的事实，是为了逃避自己被启蒙的同性欲望，是为了麻痹自己矛盾的生活信仰。
双重“弑父”——帕索里尼和戈达尔
“我想，与其说我影响了他，还不如说他反抗了我。我就像是他的父亲，所以他反抗了我。实际上，当他拍摄一个镜头时，他会想“帕索里尼会怎样拍摄”，然后他就决定换一种方式拍摄。或许我给他的影响只是潜移默化的，但他总能够分辨可信的和不可信的。我对他的影响只是总体上的，谈到风格，他与我大相径庭。他真正的老师应该是戈达尔。”帕索里尼如是说。
事实上，贝托鲁奇与戈达尔决裂于《同流者》在巴黎首映的那个夜晚。徘徊在街头等待戈达尔观影感受的贝托鲁奇，等来的却是戈达尔甩给他的一张小纸片(戈达尔开着小车而来，在丢给贝托鲁奇一张小纸片之后，扬长而去)，上头只写着“你必须与资本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奋斗到底”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难道这就是我的导师对我电影的评价？！”一怒之下，贝托鲁奇将这张纸片跺碎在脚底。
电影《同流者》中有一个细节，当Clerici向他前任老师索要电话号码跟地址的时候。教授所报出的电话号码正是戈达尔的电话，以及戈达尔在“圣雅克街”的住所。笔者认为，这一细节正好双关了电影语意与现实寓意的双重“弑父”，一个“意大利人”将要刺杀他的“法国老师”。
可以这样说，是《同流者》让贝托鲁奇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拥有自我创作意识的电影导演。他用这部讲述法西斯弑杀自己哲学老师的电影，双重意义地“弑杀”了他的两位精神教父——帕索里尼的制片手法以及戈达尔的电影理念。多年后，贝托鲁奇说道：“当然，你也可以这样以为，我这个循规蹈矩者潜意识地试图借助这部影片弑杀那位 ‘激进分子’(戈达尔)。”更为重要的是，极为风格化的《同流者》影响了“新好莱坞小子”的成长，贝托鲁奇也间接地成为了他人的“电影导师”。
两年后的《巴黎最后的探戈》，贝托鲁奇让其精神分析法走得更远。他将一个浪漫故事潜藏在一个极为放荡的性交仪式之中。一对渴望交流的男女，放弃了他们的身份，放弃了他们的名字，放弃了他们的住所，仅仅通过彼此的身体碰撞来交汇灵魂的瞬间感动。“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浪漫的举动。”贝托鲁奇如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片中的男主角保罗以可以做女主角让娜父亲的年龄，不停的做爱。但是这样动物般的做爱，并不能解决俩人各自的现实遭遇。最后，让娜还是举起了手枪，射向保罗。她的“肉身之父”，就此倒下。
事实上，贝托鲁奇随后的两部著名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1987)和《戏梦巴黎》The Dreamers(2003)都显露出其弑父情结的蛛丝马迹。《末代皇帝》里的“溥仪”根本就是一个被阉割的、傀儡的“父权形象”。《戏梦巴黎》里面的妹妹，更是心血来潮一般地打开瓦斯，企图弑杀自己的哥哥和那位志同道合者。
话说回来，贝托鲁奇的父亲其实一直都在关注自己儿子拍摄的电影。“我的电影确实有很多弑父情结。前一阵子，我的父亲对我说，孩子，你很聪明，你杀了我很多次，但你却不用蹲监狱。”
贝托鲁奇曾经在一次谈及自己童年的采访中说道：“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就好像一块黄油。总有一股令人不快的气味围绕着他，好像月晕。”后来，《卫报》记者将这段话复述给了贝托鲁奇，并对他说，“你的这段话，不禁让我想起《巴黎最后的探戈》里最臭名昭著的情节，马龙•白兰度饰演的男主角以黄油作为性交的润滑剂，将自己的阳具插入女性的体内。”贝托鲁奇立马反驳道：“天啊！我从未说过我的父亲像黄油。你搜集的素材一定弄错了！”气氛缓和点之后，贝托鲁奇微笑着补充道：“我不知道。也许他闻起来更像花生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