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菲尔斯小专题的前言：
虽说活久见不该这么用，但是能在我最崇拜的导演，马克斯·奥菲尔斯（Max Ophüls，1902年3月6日 – 1957年3月26日）逝世（人总有一死）60周年这天纪念一下他，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机（jie）会（kou）。
记得2008年还在豆瓣上活跃的时候，我就曾抱怨过奥菲尔斯一直不为人所关注，即使在他自己的年代里，似乎也没有很被了解，像巴赞就基本上很少夸他；记得当时为此还跟大旗虎皮老师有过一段讨论，他表示在国外其实有不少奥菲尔斯的研究出台。但现实是，国内依旧没有多少人讨论他，而国外的研究者似乎也少有切中他电影美学的核心。大概就像他跟特吕弗讲的那样：只要有十几、二十人看得出他在影片中设计的东西，也就足够了。
不，这位曾深刻影响库布里克，甚至也是小津喜欢的导演，到现在被讨论、被研究的情况远远不够。在他几部文学改编作品（他的名作几乎都是改编作品），集合起来大概可以成为文学改编的宝典；而他为人称道的摄影机运动，虽与现在这些更轻便设备或更精良特效技术完全不能比，但是他的形式总是用在最精准的时刻，不免让人感慨，在奥菲尔斯面前，即使是库布里克，在形式上的思虑都仍嫌粗枝大叶。而连史学家萨都尔、理论家伯奇都同样看不出奥菲尔斯的功力。大概只有真正懂行的影人，还知道他的价值，所以才会在他最后一部经典《劳拉·蒙戴斯》（Lola Montès，1955）惨遭口碑与票房失败的时候，愿意联署投书给《费加洛报》支持这部作品，这些人包括了阿斯特吕克、罗西里尼、塔蒂、贝克，当然还有特吕弗，“捍卫《劳拉·蒙戴斯》就是捍卫电影艺术”，他们的联署书上这么说的。
既然大概需要到那些大师等级的目光才能参透奥菲尔斯的电影之美，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让他自己发声吧！于是迷影网独家组织了这次的纪念专题，除了我自己厚颜无耻因为写过半本关于他的书（《在巴洛克与禅之间寻找电影的空缺——马克斯·奥菲尔斯和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美学的呈现》），而自告奋勇写了篇小文章，列举他的场面调度特色外，其余五篇文章均由导演亲自书写，再由迷影网超强的法文翻译小组根据法文原文悉数译出。有一篇文章里头，译者困惑问我文中诸多双关语、多关语该怎么处理，我回说就让文字保留它们表面的样子吧！毕竟这位在1957年过世的人，却在文中引用自己于1969年的演讲讲稿！你说，要怎么去推敲、理解这个人的脑袋呢？你会知道，怎么诠释都不对（够）！希望这专题文章，仅仅是读者认识奥菲尔斯的开始，而非终结。顺带一提，他最好的几部作品都曾有影碟（厂牌横跨CC、BFI、高蒙、Second Run等）流通市面，我这么说，你该懂的～
——肥内
写给主编的信……（注1）：相信我，从我的经历来看，我不是一个评论家或者专业的文人。如果您坚持在这期复活节刊号上，让我写一篇关于我经历的文章，我请您能够笑纳这篇也许文风都无法统一的笔记。
没有明确的想法，只是杂乱的笔记和断断续续的思路，在同行业的人眼中，这意味着休憩。大脑出去旅行了，尝试一种精神疗法，就像收集一样，不是单纯地搜集一根红线，而是多根彩色的线。这让我们换了换脑子，因为在电影中，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去构建、去计算，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观点，因为电影就是一个工业产品，自从我在这个行业开始，我的经历就是如此……也是我现在开始向您讲述的。
“是的！你的经验会越来越丰富的！”（来自1922年带有先知性的话语）我叔叔说得对。当所有的叔叔给刚起步的年轻人传递谨慎又悲观的建议时，他们说得都对。经验——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习得——意味着逐渐丢失了童年的无知和梦想。我们将现实替换了幻想，我们会经历各种既定的、想要的事物，以及世界上无法把控的限制。一个有经验的男人其实是一个被毁掉的孩子。我们喜欢将自己的命运托付于警察、飞行员或者牙医。
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注2），我曾经遇见过一位倒闭了的剧场老板。那是战后的1914年，在占领时期（注3）的冬季。我从亚琛（Aix-la-Chapelle）来，想去看望他。在风雪暴中，我徒步穿过了美因兹桥。我的小箱子里装满了广告宣传单和希望。他在家中，躺在沙发上，在日光的照射下，显得脸色发灰。他头上敷着冰袋，极度衰弱的心脏上盖着湿毛巾。在他的指导下，这场排练（我记得剧的名字叫艾德蒙）由于各种缺席、罢工、剧场危机和嘈杂的环境，是个彻底的失败。“所有这些人，都不是大人”，他喃喃道，“就算是那些交响乐团的音乐家，美术师，更不用说演员们，都是些大孩子……”
35年后，更确切地说，是前天，我去了一家巴黎的制作室。一位同行（导演）好像已经生无可恋了，他说“我真是受够了。都是些孩子，真是没用！”和他相反，我喜欢孩子，当然一点都不喜欢小孩子，我喜欢大孩子。然而不幸的是，在我的周围，在电影行业里，成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那是被毁掉的孩子们的时代。四十年前，当电影还在刚刚起步时，叔叔站在“儿童公园”前预言道“你的经验会越来越丰富的！”他说得对吗？如果说我们真的已经进入了“有经验”的电影时代，我们只需希望这种稳定性保持得短暂一些。
“寻找出色的工程师，敢于质疑一切成规。”如果我在钢铁行业里，看到类似的招聘，我肯定会去报名。然而，我们不需要像这样的导演。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在每一部电影之前，我都会在我虚拟的报纸上刊登这则小告示，然后我再自我介绍。
为了说明我想要表达的，开车逛巴黎成了最好的例子。到处是规则。很多人知道规则，很多人差不多知道。有些人会尊重规则，有些人则不在意。那些规则知道我们会遵守，也有可能不遵守，各种情况都有。所以，规则也在不断变化。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会开车。在巴黎开车就像一个艺术作品。交警是最好的导演，当他们在做指挥时，人们必须遵从。在摩洛哥也是一样。巴黎的开车指南值得所有期望当导演的人学习。不是根据指南或者地图，而是懒洋洋地在露天咖啡馆将将看一眼（交警指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们每次会在咖啡厅消耗好几个小时的原因吧……
如果我们给予警察，或者他们的助手，再或者协和广场的管理人员更多的关于制作和发行的自主权，他们会造成巨大的混乱吧。电影可不服从他们。电影需要严格的秩序，需要种种确定的安排。这就是它的悲剧。以前，它没有保险，还存在危险，也还没被威胁。如今，它尝试成为一种娱乐，有它自己的规则，构建它自己的条例，并以此来要求自己。并且，它不再寻求美好和奇妙的事物，而是可怜巴巴地张望着收入。也许这是那些已经遍布世界的金融人士的过错。巨头银行和财政部长代替了那些玩家，他们对给予投资的人负有责任。我们应该理解他们。
在电影史上，有一个人我很喜欢，虽然我不认识他，我会很想为他工作。这名商人打造了这个领域的职业，几乎称得上是艺术家。这个人，可以是杰西·路易斯·拉斯基（Jesse Louis Lasky，注5）、塞缪尔·高德温（Samuel Goldwyn，注6）、路易斯·B·迈耶（Louis Burt Mayer，注7）、马库斯·洛伊（Marcus Loew）。而如今，他们都差不多消失了。一个这样的男人应该是电影冒险中充满激情的缔造者。如果他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想他应该是带着牛仔帽，穿着马靴，手里拿着子弹盒和左轮手枪。这套装束，只能为我而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观众来说，我无法想象其他样子。事实上，他可能穿着燕尾服，戴着单片眼镜。这个没有经验的神奇商人看到了几卷胶片，上面飞速地呈现出两分钟的画面——一个骑自行车的杂技演员或者猴子——于是这位牛仔商人认为，也许可以在胶片上呈现更长的故事，有开端、中间、结尾和戏剧化的动作。
接着，这些西部牛仔们踏上了沙漠之路，或是骑马，或是乘火车去往加利福尼亚州，去往沙漠。那儿，什么都没有，只有阳光，穷不尽的阳光。他们在沙堆上建起了制作室，实验室，制片公司。聚集起来的钱，他们没有“投资”花掉，而是去赌了一把。他们是想象力的第一批探险者。他们拍摄的，是第一个梦，第一个吻，第一把火，第一滴水，第一场战争，第一次和平，第一次出生和第一次死亡。他们拍摄的，是第一部电影。
而今，这场探险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吸引着这些先锋们的继任者：有总统、银行从业者和那些普通的职员。为了不断他们的财路，他们只把钱投在确定的事物之上。我恐怕这是整个电影工业的病态。我们拍电影时，就像在乌云里建造城堡。然而，乌云里的城堡是不可能坚固的。如果我们想要加固城堡，就必须把乌云赶走。
节选一段演讲（大约1969年时，我在一所大学面对大学生发表的演讲）：
“正因为如此，出于对上帝的爱，我不想要去崇拜混乱，把话语权让给那些拼命去破坏，都没有时间学习画画的反传统者。那些公认的前卫的时尚人士老得很快，因为他们总是想保持年轻。他们涂在脸上的化妆品也掩盖不了经年累月的褶皱。有一种体验，在我看来，不需要解释，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总能够让我不得不停下来，来个沁人心脾的休息。直到遇见它，我的心脏又开始跳动。我们不应该抄袭，而应该谦卑地沿着它的路。欣赏杰作是我们应该一直保留的体验。这种体验的宝贵之处应当极其小心地一代一代经由大师的手传承至门徒们的心中。
那些没有经过前人洗礼的人，也不会遇到来自传统的降福。我们满怀崇敬和喜爱去看F·W·茂瑙（F.W. Murnau）、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格里菲斯（Griffith）、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的作品。我们感受他们就如同感受美妙音乐的回声。他们会阻止我们过度严肃对待这场时间音乐会……”一个女大学生对旁白的朋友说“他好一本正经啊！这个老师开始变得无聊了！”
节选自我在1956年1月15日于汉堡的一场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主席托人告诉我，想让我做一场名为‘电影创造者的经验’的演讲。我没有拒绝这个标题，而是改成简单的‘经验’。因为我不认为在一部电影中存在一个创造者。对于我而言，几乎就是一个原则，那就是电影中的创造者等同于所有为这部电影工作的人。我作为导演的任务就是组织这些人合唱，成为电影的‘创作者’。一部电影不可能靠一个人独立完成。我只能——连同我的同事们一起——唤醒每个人的创造力，无论是电机师、演员、配乐师、剪辑师或是美术师（在此，我不能一一列举我所钟爱的这个小世界中的人）。
如何才能制作出一部好电影呢？先生们女士们，当我的服装师给我画出美妙绝伦的衣服，美到我根本无法想象时，我该怎么做呢？当我和摄像师讨论，他总能给予我灵感，而且经常比我看得更明白也更长远时，我怎么办呢？我们如何做到呢？——我们经常会穷尽词汇，但是这儿，我觉得“自由”可以说明一切，意思是不要困顿于经验。我害怕的是如果纠结于以往的经验，那么下一个拐弯的路就不知道怎么走了。门必须要开着。虽然通常我们都喜欢把门关着——无论在制作室或者家里，因为总会有个修天然气的或者邻居突然出现在你的门口。然而，在这个电影领域，门必须要为陌生人开着，为尚未有经验的人开着。当我们有了一座开着门的房子，就不惧没有客人上门了。”
在电影史上，至少是我所知道的电影史，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只有存在空缺的时候，当以往的经验不再有帮助时，这个职业才会向前发展。这些“空缺”正是革命的关键之处。在那个年代，卓别林（Chaplin）出生了，开启了某个时代。二战后，当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拍出《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Roma, città aperta，1945），同样的变革产生了，同样是前所未有的。那个时候，我们还从未有扛着手提摄像机，带着简陋的设备，没有照明，就这么拍一出日常生活的悲剧，拍出了一首诗歌，没有得到允许，几乎是偷偷地完成了。那是一个充满了魔力和惊喜的美好时刻。看来，缺少经验在我们这行里是个重要的事情：想想只存在了四十年的戏剧表达方式，却已经鲁莽地自认为建立了规则，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如果你们和我一样，也是来自于存在了一千年的戏剧领域，我们就会骄傲地发现从专业领域里汲取经验的导演是有些早熟了。尤其是那些技术人员，试图用他们刚发明的技术打造世界。当心这些人！当他们屈从于我们的意志时，他们可以是朋友；但当他们唯技术至上时，他们就是刽子手。他们是不错的人，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可以变得多危险。当他们伸开双臂拥抱我们时，说着“这个或者那个必须这样做…你不能那样做…因为，比如，在冲洗时，拷贝会不清晰……”再或者，他们会在耳边说上一千遍，对我们来说，是中世纪密码信那样的东西。我有时候脑子完全乱了，甚至就跟着他们走了。我再也不能思考。只有一件事在我的头脑中浮现：这个时候，他们正在虐待电影的灵魂。”
这很严重，影响比我们想象得还要深远。他们已经开始传染给演员。如今，我们在全世界可以看到许多在成为演员之前，就已经是技术上打磨好了的演员。
在柏林，大约30年代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位教会我许多东西的老太太。她名叫罗莎·瓦丽缇（Rosa Valetti），已经年纪很大了。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工作室里。当时有人在钉钉子，她想要排练一场戏。她站起来说“我表演的地方，不允许钉钉子。”于是，她就回家了。而如今，所有的演员可以眉头都不皱地忍受周遭环境的嘈杂。可以说，再也没有对于创作本身的尊重了。他们就这样让技术吓得惶恐不安，甚至连五脏六腑都丢掉了。他们甚至都没有勇气去抵制。就这样，技术变得肆无忌惮。
几周以前，我去了一个实验室。在那儿，他们通过一些化学技术的实验，将我电影中几段很混乱的声音变得很清晰。我不想要这种效果。那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对我说“我们实验室的准则就是，永远要让别人听懂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试图向他解释我所表达的东西，然而，他打断了我的话，说道“您必须要明白，奥菲尔斯先生，您是为娱乐产业工作的。”我回答他，“确实是，也正因为如此，我想要做出一些让我感到娱乐的东西。”
注释：
1、原文发表于1956年5月31日“Deutsche Zeitung”杂志。
2、位于德国黑森州南部的中型城市，在德国号称“科技城”，也被认为是新艺术运动的代表，这可以追述到1899年恩斯特·路德维希大公创建的达姆施塔特艺术家村Künstlerkolonie。
3、一战后，德国的鲁尔区被法国军队占领了,失去了东普鲁士的部分领土,如波兰走廊.莱茵河地区也长期实行非军事化。
4、亚琛（德语：Aachen）是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城市，靠近比利时与荷兰边境。
5、杰西·路易斯·拉斯基曾经与威廉·沃兹沃思·霍德金森（William Wadsworth Hodkinson）和阿道夫·朱克（Adolph Zukor）在1912年成立了Famous Players Film（简称FPF），1916年，成立了派拉蒙电影公司（Paramount Pictures），并将其列为FPF公司旗下。1916年，FPF更名为Famous Players-Lasky。后来，1927年派拉蒙独立，脱离了Famous Players-Lasky。
6、塞缪尔·高德温创立了高德温电影公司，其公司的标识为著名的“雄狮利奥”。
7、路易斯·B·迈耶是好莱坞米高梅电影公司创始人之一。1922年他和马库斯·洛伊、塞缪尔·戈德温于美国共同创办米特罗公司，当时称Loew氏公司。到了1924年，马库斯·洛伊决定收购米特罗电影公司和高德温电影公司。
翻译：Piggy
来源：电影手册第81期，1958年五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