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说爱是永恒的，仿佛穿越岁月长河，这种感情从未发生过变化，但事实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爱情深深刻着时代、身份与阶级的印记，且常常显得那么脆弱和短暂。诱惑、疾病、挫折都能斩断一段海誓山盟，所以即便生活里有爱情，爱情也依旧像个神话。
于是我们不禁怀念几十年前，那时时光仿佛慢悠悠的，人心也格外平和，任时光蹒跚，我自不变，树锋与味芳的故事即是如此。不煽情、不卑微、不愤怒，仿佛只有日渐衰老的身体，感情却被永久冻结。当世俗的苦涩隐没在温柔的爱情背后，影像表达与留存的力量，才显得如此强大。
在3月26日，由迷影网主办、之禾空间协办的《我只认识你》观影会上，这部纪录片的导演赵青，知名影评人btr，以及主持人Lesley现场畅聊了这部电影在爱情、记忆、历史、拍摄与剪辑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的爱情故事尤为打动人心，现整理文字如下，方便读者一观。
——石头姐
Lesley：欢迎影片《我只认识你》的导演赵青，以及我们的对谈嘉宾btr老师。
赵青：先谢谢大家今天来看这部片子，谢谢迷影网，谢谢之禾空间能够安排这样一次放映。谢谢大家。
Lesley：我就简单的给我们的导演和嘉宾提一两个问题，大家可以酝酿一下，有什么问题或者反馈都可以和大家分享。首先还是请赵青导演谈一下为什么拍这部影片。这部电影里是你自己的叔公和叔婆，我们知道拍自己的亲人是挺不一样的方式，其实叔婆患阿尔兹海默症也已经有十年左右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在2012、2013年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值得被拍下来，请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树锋与味芳的现状
赵青：这个片子我从自己剪辑到放映，看了无数遍。每次影片放映结尾的时候响起这首歌“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反正肠已断 我就只能去闯祸”，都还是很感动。我想说一下叔公叔婆现在的状况，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想要了解的。
他们两个还是住在（片中的）这家敬老院，现在已经差不多两年多、三年的时间了，叔婆的状况跟片中已经完全不能比，她现在也不像片中那么黏叔公，看不见会找，现在已经基本不找叔公了。第二个是她还知道叔公是她枕边人，但是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如果叔公离开的时间长一点，她甚至就会跟我说“这是我爸爸”，出现这样的状况。有些事她也不再能护理自己，比如说她不会再用发卡，头发剪得很短，已经开始大小便失禁，需要用尿布。
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每个人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但到最后都是身体各种功能衰退，她现在症状比较明显的还有吞咽功能，吃东西只能吃半流质的东西。叔公叔婆还住在一个房间，应该说叔公蛮辛苦的。叔公现在经常会打电话跟我说，她又闯什么祸了。她也是真的经常要闯祸，闯的祸也是稀奇古怪的，会把我叔公的手表扔到马桶里，虽然说叔公也经常会跟我叹苦经，但是真的还是在非常精心地照料她。叔公虚岁今年已经90了，叔婆也有88岁。
笑一点，有趣一点
Lesley：关于拍摄的过程我们可以等会儿讲，先请btr老师讲讲。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纪录片在海外的电影节上都有放映，大家对中国的纪录片也有各种各样的期待，你是在16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就看过这个片子，当时看的时候对它有什么期待吗？今天重新再看一遍，又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btr：我是去年同样3月份，在香港电影节看到这个片，当时在片单上看到标着上海话电影的时候，还是有点意外的，因为即使在香港，虽然中国的纪录片挺多的，但是上海话的非常少，然后又看到这个名字《我只认识你》，我猜想是一部蛮煽情的片子，所以我就多带了一包纸巾，准备去擦眼泪的，结果呢没有擦成，为什么没擦成呢？
我觉得这部片子有一点非常打动我的，你每次觉得有非常好笑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感动；你觉得非常感动的时候呢，当中又有一点幽默感。尤其是当中一幕戏，在瑞金医院看病的时候，味芳不认识自己的儿子。这个如果是虚构电影的话，其实戏剧性是很强的，所有的观众看的时候都会笑一下，但是你笑完之后的一两秒钟，就会觉得鼻子一酸，所以这部片子给人的情感体验总是接近让人鼻子一酸，而不是哭出来。我觉得能够把握这样一种微妙的度，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导演和剪辑的功力；没有过度煽情，但是又保持了片子的这样一种节奏，我觉得这可能是对片子最深的印象。
那今天第二次看，我也很神奇地发现，当时所有笑的地方还是笑的，当时所有鼻子一酸的地方还是酸的；所以这部片子还是很耐看的，因为很多片子第二次看就觉得不如以前，但这部可能反而是发现了很多埋藏的细节，包括那些重复的段落，其实前面都有伏笔。
还有今天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怎么运用音乐，这部片子里面不像很多纪录片会去配乐，这里面的音乐都是非常巧妙地安排进去的，包括第一次白光的音乐出现，是在调试电视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安排的——但调试电视的时候出来一首歌，显然是有意安排的，可确实非常巧妙。第二次是他们在养老院里一起唱《美酒加咖啡》的时候，这一段我觉得也非常得巧妙。我在想所谓的幽默感，其实多少是指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因为幽默感不是很讲逻辑的东西，它往往是在某种断裂之中产生的，所以当一群老太牙齿都没了的时候，在唱一首或许以前都是年轻人在唱的歌，但又是一首年代错位的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它融合了既好笑又感人这两点。
赵青：我可以补充btr老师刚才说的（音乐）。除了片尾的那首《如果没有你》我是真的刻意去寻找的，前面那首白光的歌是因为叔公真的很喜欢白光，他的硬盘里面有很多。那天电视来的时候，他在用硬盘试里面的图片啊、歌曲啊的时候，他就放了这一首。
后面养老院里放的那一首《美酒加咖啡》就更不是刻意的了，那个就是联欢会他们事先排练的一个曲目，但是这种种意想不到给你的惊喜，恰恰反映了他们这一代人崇尚的品质，以及一些喜好上的东西，就在我拍摄的素材当中无意识地流露出来，包括我之前一直讲到说这是一部关于爱的电影，这一是一部关于记忆的电影，但是你会发现记忆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就是叔婆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会不认识身边所有的人，但她就是认识我叔公；她会忘记以往所有的事情，但是她就牢牢记得自己是卢湾区教育学院的院长。我拍的时候她会逢人就说，认识的不认识的，看见别人就告诉别人，我是卢湾区教育学院的院长。后来我就意识到，这应该就是她最辉煌的一段经历，所以她不会忘记。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让我感动的，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太，到后来她很多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但是她还是很爱美，很端庄、淑雅；到什么场合都不会忘记别发卡，发卡丢了她就要去找。这些细节是你拍摄时候都不会去注意它，但是到后期剪辑的时候，它会全部都呈现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是可以贯穿整部影片的一个很美的线索。
历久弥新的爱情
Lesley：那也请导演讲一下，大概拍了多长时间、多少素材，在你开始拍摄的时候，已经是他们要面临去养老院这个选择了呢？还是你拍了之后，深入他们的生活，才发现这是他们要面临的一段选择。之后你是怎么随着他们去了第一家，又去了第二家，对你来说拍摄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到你作为亲人和他们的关系。有没有可能，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了呢？
赵青：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叔公叔婆是我们家族中最年长的两位，叔公是我外公的弟弟，我小时候经常跟外公去他们家玩儿。后来当我真的决定要去拍叔公叔婆的时候，叔婆其实已经不认识我了。
叔婆其实已经不只十年了，大概十多年前已经开始出现说话会重复，然后刚说完的事情马上就忘，这个状况是最早出现的。多年前我们家庭偶尔聚会当中，你会发现叔婆虽然已经处于这样的状况了，但是叔公对她还是非常的耐心、隐忍，而且就像对待正常人那样对待她。两个人爱愈浓烈的感觉真的就会传递给你，让你非常受感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叔公叔婆两个人还是非常平静的生活，但是又不乏尊严。
“尊严”这个词在他们的生活中，处处都可以感受的到，这是很多老人，包括我们这些正在老去的中年人，所期望自己的一种晚年生活，一个想要遵循的原则。片中这个儿子也不是叔婆的儿子，是前面一个叔婆的，所以他们两个是没有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孩子呢在90年代的时候就出国了，他们也是现在中国当中很多留守老人当中的两位。他们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是现在很多中国老人会碰到的问题，怎么养老？怎么在没有子女在身边照应的时候，去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困境，所有的问题，更何况叔婆还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我们的制片人冯都，她是我的表妹。2012年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商量说，应该拍一下叔公叔婆的故事，因为他们两人的故事还是有很多可以讲的。而且最打动我的还是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真的是很有渊源。
他们两人其实是在叔公结婚之前，叔公姐姐、姐夫的婚礼上认识的，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当时都很年轻嘛，刚大学毕业工作，叔婆在那个婚礼上第一眼看到叔公就看上他了。然后叔婆和他的妈妈就去问姐夫，你这个小舅子有没有女朋友。结果一问说有女朋友，而且还订婚了，那就没办法，只好算了嘛。
之后叔公就结婚、生子，一直到文革的时候家里出了很多事情。叔婆也很有意思，她在中学一直做化学老师，在教书上非常成功，上课也上得非常好，很早就是上海市优秀教师之类的，但是就是一直没有结婚。据说在这之中呢，我叔公都给她介绍过两次男朋友（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没看上。
然后到了文革的时候，叔公家里先是女儿过世，然后又是太太过世。这个时候家里人回过头来说，诶，这个（味芳）不是还单着吗！说问问她还愿不愿意嫁给你。这个时候我叔公倒是有点顾忌了，他觉得那个还是黄花闺女，我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嘛。但是去问了之后，叔婆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所以他们大概一年之后就结婚了。
小的时候我是听我妈给我讲，我妈说：你这个叔婆啊，就一直在等他，等啊等、等了十几年没想到就被她等到了（笑）。家里的这种说法，包括他们俩的故事是最先打动我的。但是我当时觉得拍，还是因为他们俩的这种状况。当然我并不清楚他们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就是纪录片的一种魅力所在，也是它带给很多创作人员的困惑，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他们接下去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大概是12年四、五月份开始拍他们的，素材持续拍到14年的差不多五六月份，拍了两年多的时间吧，然后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做后期。素材的量大概在150个小时左右，其实还是蛮控制的。因为我平时拍摄也不想过多地打扰老人的生活，因为老人的生活都是很有规律的。
亲情与导演身份的拉扯
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叔公叔婆包括我自己都不是很在状态里面。一个是像刚刚Lesley说的那样，他们是我的长辈，所以我的摄像机对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也有点顾忌。叔公是那种很老派的知识分子，你拿着摄像机对着他的时候呢，他还是很顾忌自己的状况，也会顾忌叔婆的状况，有时候就会制止她做一些事情，也会有意识地说些什么。
叔婆就更不在状况里面了，我拍了两年，她从来没搞清楚我是谁，每次去她都把我当新朋友对待，有的时候说我是她的学生，有的时候说我是家里的亲戚，有的时候说是朋友。我拿着摄像机去拍她，她就以为我是要给她拍照片，老太太就会常常跟我说：你等等，让我先去梳梳头。然后她就真的会去梳梳头，然后到镜头前面摆个pose什么的。
但是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状态，我还是希望纪录他们生活当中平常的事情，包括他们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隔三差五、有事没事就在他们生活中晃，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叔公也就接纳我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影片当中那一场叔公生病。其实那天是叔公差不多半夜就开始发烧，烧得挺厉害的，没办法，第二天大清早就带着叔婆去医院挂急诊。
上午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现在生病了在医院，要打点滴，但是她一直在闹，我实在没办法。然后也没多想，我拿着摄像机就跑到瑞金医院去了。我在（医院）边上拍了一些，叔婆的确一直在闹，就是你跟她解释完她就忘了，她老想为什么不回家？我就跟叔公说我把她带回去，你好好在这里挂盐水，然后我就把叔婆带回家。那也是我第一次拍到叔公不在她身边，叔婆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那天真的心里挺难受的。在家里我也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说：树锋在医院，他生病了在挂点滴，但是你跟她说完她就忘。她会一个一个房间去找他，甚至会从他留在家里的衣服、鞋子、桌子上的字条去判断他去哪了。
一开始我还告诉她，后来我就不解释了，我觉得把她那个状态拍下来才是最有力量的一种说明。但是，那次拍完回去看素材的时候也在想，我怎么就在叔公那种状况下不是帮他们解决问题，而是拿着摄像机就去拍下来。
这种状态在后面两年的拍摄中一直很困扰我，经常会在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是去帮他们，还是应该把这种困难的状态拍下来。包括后来他们去第一家养老院的时候，拍到后来，我拿着摄像机实在控制不住，眼泪就哗哗的流，因为看到叔公一开始在很耐心的跟她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这里是哪里。但是到后来他就不解释了，在那里沉默。那个时候我真的心里太难受了，所以跑到卫生间去哭，哭完继续拍。
最后我觉得能坚持下来，一个是我还是想要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这种爱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呈现，所以还是坚持下来，把这个片子完成。当然，在片子完成的过程中，我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以前是在上海电视台做电视纪录片的，这个应该算是我的第一个长纪录片，所以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也参加了不少国内、国外纪录片的提案会，真的是得到很多知名的、资深的纪录片专家的帮助，也是非常有收获。之后我还收到了一些国外的纪录片经费帮我去完成它。
两位厉害的监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这个片子有两位监制，都是赫赫有名。一位是杨紫烨老师，她有一部纪录片叫《颍州的孩子》是拿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的，一位香港导演，非常棒。还有一位钱孝贞老师，她是美国非常知名的剪辑师，很多她剪辑的纪录片都拿过大奖。
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在拍摄过程中她们就已经介入了，就是看到片花，了解到内容她们就很喜欢，然后从前期的拍摄她们就给我很多建议。尤其是钱孝贞，她在我拍摄的差不多的时候，跟我有过一次非常深入的沟通。我们一起把所有的素材都过了一遍，她会帮我把影片的整个框架先搭起来，我在她的这个框架下就开始做粗剪。
影片的粗剪差不多是两个半小时，然后是她帮我做精剪，用她的话说我们就是在“绣花”。这个绣花的过程太重要了，她一个星期，就帮我把两个半小时剪到了八十几分钟，她剪完之后传给我看，我这个心疼啊，我很喜多喜欢的情节、段落、细节都被她剪光了。然后她跟我说没关系，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你喜欢，是有用的可以再把它重新剪回来。
那当你真的考虑要把它重新剪回来的时候，你就会想了：她为什么要把这个段落剪掉？还有一些段落，它本来是在这个位置，她给放到那个位置。这个真的是剪辑的功效，好的剪辑师她会变废为宝，会化腐朽为神奇。
Lesley：还是在观众提问之前，请btr老师再说两句。因为之前在放映的时候有观众提到哈内克的《爱》，也有人把它跟《依然爱丽丝》在主题上进行比较。而且像失智这个病在虚构电影里也挺多的，虽然不能说是流行，但是大家都挺关注的。那这个题材在各种层面上都非常有戏，请问您在这方面有没有评论、或者感想也好。
btr：如果说跟《爱》有什么相似的话，就是一种爱的浓烈、激烈程度，我觉得这个片子跟哈内克的《爱》浓度是类似的，但是他们明显又是不一样的嘛，因为哈内克是一个很欧洲的导演，他的《爱》欧洲性是很强的，里面包含的那种虐的成分，以及压抑的重量都是不一样的。《我只认识你》我反而看到了更多的留白，这种留白是可以唤起观众对身边人的爱情的想法。
我还想提一下赵青导演刚才提到的身为亲戚的责任感，与身为导演之间的一种冲突。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拍出这样一部作品对我们这种平常并不是特别了解阿尔兹海默症的人，有一种很大的帮助作用，也可以在整个社会唤起对阿尔兹海默症更强的社会意识。因为你只有知道这个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社会有共同的意识，相关的医疗、护理或者针对这种疾病专门的护理医院才可能出现。所以我觉得如果这部片子能起到这部分的作用的话，身为亲戚的这一部分的责任感，就可以让位给身为导演这种更大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电影。
上海话里的时代与身份
然后说回比较的话，其实我想在不同的层面比较上海话这件事。这部片子给人一种特别真实、特别自然的感觉，当然这就是纪录片。但是它之所以真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使用了一种我们日常就会使用的一种语言。
有一些电影讲上海却讲了一口京腔、东北腔、台湾腔，那个片子感觉就不对，比如前一段时间看那个《罗曼蒂克消亡史》就经常会出戏，我经常会想里面的上海话对吧？这个片子你就不会想，有时候你会因为一两个词它标记了不同的年代。比如味芳经常说这个发卡“ga cu”，让我想起我的外婆，因为外婆一代的人说发卡都是“ga cu”。然后他那个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儿子回来说的那口上海话，跟我们说的上海话也是有点不一样的，他有一点书面文的气息。
我们看到很多留学到国外，或者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上海人，他们就好像把自己临走时的上海话放在冰箱里冻住了，回来时再解冻，那么这种解冻就让他们的语言变成了跟我们现在不同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潜移默化都标注了他们的身份，包括他回来一讲上海话，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留学海外回来的人。这些东西在这部片子里都是非常自然发生的，但是这些却是这部片子所谓真实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Lesley：你前面说到这个片子如果有什么社会效应的话，真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知道这样的病不是一个家庭可以去负担的，必须要很多人共同地来做这件事情。我们有一次放映地时候，台下有个观众特别的激动，他说大家看片子的时候都在关心这个老先生，他的生活有这么重的一个负担，他觉得大家没有关心老太太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很恐慌，如果自己的生命到了那个阶段，失去了意识自己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像btr老师这边认为，电影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安慰吗？或者像《爱》那样很残忍的、肢解的，对于我们观者来说看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意义呢？
只是为了晒一晒太阳
btr：我觉得《我只认识你》肯定是有一种安抚的作用的。这部片子让人看到了，比如说像我经常会怀疑，爸爸妈妈能够爱那么久吗？更重要的是看到这种爱的可能性，这可能不仅仅是爱情本身，而是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维系。这个维系可能是非常深、非常牢固，是给人一种信心的。包括电影结尾的时候给出的这种基调。两个人住在养老院里，阳光从外边射进来，他们还在努力地把一个衣服挂上去，只是为了晒一晒太阳。我觉得片子在结尾的时候有一些有隐喻色彩的段落，其实是很安慰人，给你积极向上的信心的。
赵青：btr老师太厉害了。因为纪录片不像电影有剧本，拍完就完成了，纪录片是只要你想拍就可以一直拍下去。很多人都问过我：你打算拍到什么时候结束，也有人给我很多建议，比如说你可以拍到叔婆连叔公也不认识了，或者拍到两个老人中间有一个人走啦之类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我觉得还没拍到自己认为该结束的地方。
真的就是拍到刚才btr老师说的那个场景。那天是他们住进这家养老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在春节后的一段时间，那天真的就是阳光特别好，叔婆本来就是一个很爱阳光的人，她在家的时候也是，什么东西都喜欢晒晒。那天阳光好，我看到她非要把已经收进来的衣服挂到衣柜壁上，再晒一晒。就在拍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突然内心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这个片子可以结束了。所以我后来是觉得，我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把那种温暖的东西传递给大家。我不希望把他们两个人拍的很悲惨、很不堪的那一面给大家看。我还是觉得温暖的东西更有力量，也是可以传播的更远的一种。
Lesley：我们现在看看观众也没有什么感想，或者问题也好。
认识阿尔兹海默症
观众一：想问下导演，您拍叔公叔婆是因为跟他们有一些亲戚关系，那您在拍比如敬老院里的其他人，或者医生也好，您是怎么让他们在短时间内习惯摄影机的存在。还有，阿尔兹海默症会有一些很难让人接受，比较恼人的部分，但是电影里您并没有呈现这个部分。我能感觉您是想强调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但是你在最后剪辑的时候，您是怎么把握主观和客观的平衡。
赵青：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你看到的只是短短的几分钟，拍摄拍了很多次，所以他们也是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介意到不介意。像这个片子当中给叔婆给看病的医生，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也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专家李霞。后面影片成片之后，李医生帮我们在相关领域当中做了很多推广，也让这个片子得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实现了它的一种社会价值。
去年一年当中，我们除了参加一些国内外的影展之外，还做了差不多一百场公益放映。主要是阿尔兹海默症认知障碍的一些公益机构，放映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有认知障碍的家属、护理人员，包括帮助他们的志愿者。还有就是医院，这个片子在瑞金医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北京三零一医院都放过，都是精神内科，也就是针对一些阿尔兹海默症的专家。因为他们看完是有真切的感受的，原来生活当中的病人是这样的。
我们还在药厂，一些专门研制生产阿尔兹海默症药物的科研人员，因为平时都是关在实验室里做药物研制，看完之后他们感触也很多，陡然就觉得自己责任重大（笑）。我觉得一个影片能有这样的社会效应，能够延伸带来更多的社会价值，那真的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一点点事情。
然后我拍摄过程中还是有跟李医生沟通，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才去拍。包括敬老院也是之前跟院方有一个沟通，他们同意的时候，才慢慢介入拍摄。但是那些老头、老太真的都是非常可爱，并不是很介意去拍他们，所以才能拍出这么自然的状态。还有我觉得因为我是女性吧，比较有亲和力，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做纪录片、做电影的还是男性嘛。而且在现场我基本都保持是自己一个人的状态，我自己拿着摄像机，然后我又很好的跟他们沟通，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他们基本都能接纳我。
Lesley：那也请btr老师聊聊，你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片子的走向跟你的期待不太一样，比如你可能更想看到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生活中比较残酷的那一面是怎样的，但是这个片子可能并没有着力在这上面。
btr：的确跟我设想的不一样的。我看之前还以为会有一些传统纪录片的介入式的访谈，或者展现护理的过程，但其实不是。这个片子感觉更像是剧情片，或者说有点像阿巴斯拍摄的剧情片。比如说阿巴斯去一个山区里，那些小孩子根本不知道他在拍电影，只以为他在拍照片，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的剪辑是特别不容易的，她剪出了一种剧情片的感觉，而且跟我自己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识也有关系。
我是在翻译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的嘛，保罗·奥斯特家里所有人——包括死掉的长辈都是心脏病，都是非常突然的死掉的，他们家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患的阿尔兹海默症。他在书里有很多描写，原来死可以这么漫长，好像每天死掉一点点，在我脑海里就会这种病有一种想象，但是看了这部电影，可以展现出另外一面，说的鸡汤一点，就像是爱怎么战胜这种病。它展示了我们两个人中间有爱情在的时候，还是可以面对这些，至少可以这么说吧。
电影的容量有多少？
观众二：今天看了这个电影还是蛮感动的，很多让我感动的地方btr老师都已经说了。我认为还有很多可以挖的地方，不知道导演能否认同。我在想她的儿子是继子，这个孩子谈起他继母的时候，我特意关注他的神态，他觉得他父亲是有责任照顾这个继母的，但是好像也没有更多的感情。我自己是很有兴趣知道继子和继母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更多的照片啊或者一些交流，能够展示继母在没有患病、年富力强也是最辉煌的时候，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她有什么样的思想，我自己很感兴趣，因为我妈妈也是一个化学老师。我妈妈当时应该也跟他们年纪差不多，但是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我很想知道像她们这样的知识女性正当年的时候都有什么想法，她对待弱者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还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味芳）相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很有社会资源的。她曾经是中国最好的城市里某一个区的教育学院院长，她的丈夫又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她得了这个病之后虽然也经常感觉到无助，但是因为她曾经的这个资历，还是能进到一个相对靠谱的敬老院里。大多数的中国人得了这样一个病症，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条件的，电影能否关注一下这样方面的事情。
赵青：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她的儿子，我从小开始是叫舅舅的。他大概十二三岁叔婆就嫁进他们家，我们不是很清楚他们当时相处的状况，但是因为叔婆是一个知识女性，所以你真的说把家里照顾得多周全也不见得，但是我知道他们还是很和睦的。只是说儿子出国比较早，90年还是91年就走了，所以他对父母现在状况的思考跟他爸爸是不一样的，他更冷静，更理智。
首先你也不能强求他，因为他已经在国外生活很多年了，在那里成家立业，孩子也在那里长大，你不可能要求他一个人回到国内照顾两位老人，而且之前两位老人也去澳大利亚住过，只是说住不惯，然后就回来了。
很多留守老人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去国外住不习惯，让孩子回来照顾他们又不现实。这种状况下，他对父亲的建议是把老太太送去养老院，他不希望父亲也赔进去，他认为父亲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说实话我还是可以接受他的这种想法的，但是我叔公是不接受的。叔公觉得这样是没有责任、没有道义的，他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分歧很大。
我拍摄过程中一直是尊重叔公的决定，他也很徘徊，关于去不去养老院他也有自己的考量。他一开始也是很排斥养老院的，就觉得去了养老院就等于在那等死之类的。儿子其实也很尊重他，他们几乎三天两头都会打电话，叔公很多事情也是跟他商量的，只是说对待继母最后的归宿上有这样的分歧，好在说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我再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其实说实话我在两年的拍摄中，跟叔公看过的养老院不下十家。我不能说我对这个很了解，但通过跟他看这些养老院，对上海的养老机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上海在国内已经算是好的，它的养老机构大致分为民营和公立的，就像他们现在去的这家养老院就是公立的。但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床位不够用，资源很少，几乎是要等有老人过世了才能进去，真的是排队的人很多。但是他有一个好处是这种公立养老院很多都在市区里面，而很多民营的养老院都在郊区、很远，就像他第一家去的。
第一家其实已经算是徐汇区民政局资助的了，但是在佘山那里。对于叔公这种觉得自己热爱生活，希望有自己活动空间，保持自己生活质量和生活状态的老人来讲，郊区真的不是他最好的选择。还有一个是费用问题，虽然像你刚才说的，叔公叔婆是高级知识分子，不能说钱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而是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我也只是希望通过展现他们在选择养老院这样一个过程，告诉更多的人，告诉社会，希望政府能在养老的政策、方式上能够做更多的改善，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选择。
我知道现在慢慢开始提倡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这样的概念也在慢慢呈现出来。你不可能做一个片子，希望方方面面去唤醒人家对这个东西的注意，但能起到一点点作用，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另外我想介绍一下，今天有一位叔婆的学生也在，在片子当中也出现的朱重庆老师。所以关于叔婆年轻时候的那段，朱老师应该可以说说。
朱重庆：娄老师是我们高三的班主任，教化学的。这个老师跟其他老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她对我们所有的同学，不论当时的出身怎么样，哪怕你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她都是一视同仁，对大家都很好。我们那个时候阶级分的很清楚的，有的老师对出身不好的看法就两样了，不管你这个同学功课好、态度好还是表现好，她看你都是两样，而娄老师不是这样。因此当她年纪大了，我们年纪也大了，我们的同学还是思念她，我们还是每到一定的时候就去看她，因为那时候在我们的心目中呢，她就跟别的老师不同。她也是共产党员，当时的三八红旗手，不仅内容教的好，她的内心也比较善良。因为她的善良，才碰到冯老师的爱情。冯老师也有爱心，两个善良的人在一起，就是我们这片子呈现的爱。
他们这代人的感情，跟我们年轻一代的人的感情不一样了，思维方式也不同了。赵导刚才讲到一点，就是他把她带到养老院，一直要把她带在身边，他跟儿子的思想就是两样的。这就是两代人不同的感情，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思考。
观众二：刚才这位老先生对叔婆的一段评价，如果放进影片里，是不是会使人物更立体一点。比如一个特别有人性光辉的女性后来得了这样一个病，可能更打动人。
Lesley：其实您的回应也让我想到一个片子能够承载多少东西。像这个片子，导演选择了这样一个主线，可能是这两个人有这样深厚的爱情，他们面对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在完成这个挑战时会经历什么，这是导演选择了让故事扣在这条主线上，那很多其他的背景相关的东西，或者包括整个大环境当中我们还应该去关注的那些东西，就隐没在背景当中。但我自己也是看这个片子看很多次，我也在想一个片子它能承载那么多东西吗？还是说一个契机、启发，让更多的观众知道当你遇到这样的人，你可以用什么样角度去理解她，她背后有怎样的故事，生活细节当中她会遇到哪些困难。高级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境遇，相似的，其他阶层有其他阶层的境遇，当你有这样的动力的时候，或许你就可能去行动，自己去用影像呈现相似的故事。
我也想听下btr老师的想法，因为你前面提到了记忆，而这部片子也有一些像家族史、口述历史这样的因素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片子对观众会有怎样的启示吗？
一个人何以成为一个人
btr：我觉得记忆是看这部电影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味芳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之后，大家可以思考一个人何以成为一个人，一个人的身份是由什么决定的。她忘记了很多东西，但是她记得自己社会身份的那一部分，一直记得自己是卢湾区教育学院院长。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真实的，里面没有半点做假的成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大家就可以思考人何以成为一个人？是否是那些记忆造就了她。
另外，我们永远可以在这些电影里看到时代的变迁，包括电影里新年还在写爆竹声什么的，现在连爆竹都不能放了。还有我们这代年轻人跟上一代也不太一样，我们多多少少都懂点英文，或许以后我们可以去澳大利亚养老，也不错（笑），至少网速比较快。
观众三：这个电影某种角度给我感觉好像不是中国的养老院，因为里面来探望的孩子一个都看不到。我经常去养老院，我看到养老院里孩子的影子还是很多的。我在想会不会给看到片子外国人误导，觉得中国的养老院是这样的。
赵青：我真正拍摄的养老院就是片子里看到的这两家，其他他们看的养老院只是蜻蜓点水，有的也是不让我拍的。包括他们前面那家养老院，我也没想到叔公住了三天就跟我说：我不住了。那家养老院很远，就在佘山那边，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孩子每天跑过去陪老人，不现实的。周末可能还会多一点。但是现在这家养老院呢就在徐汇区，我知道的呢有一些孩子——但是这些孩子也都五六十岁了，有的经常会送一些吃的，有的甚至就吃饭的时候到一下，喂老人吃完饭就走，但是大多数老人还是靠护工、护理人员照顾，真的就是这样的状况。
周末的时候看到他们家里人会多一些，我拍叔婆在养老院里找叔公，那天是叔公回家拿衣服去了，那天是周末，有不少家里人来看老人，那天拍到叔婆有问那些家里人：你有没有看到我爱人，人家根本不知道你爱人是谁。留守老人的确是现在中国很严重的一个状况，但也不只是留洋国外，也有很多子女在外地之类的，也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去照料他们。
看影像里的自己
观众四：导演当时拍你叔公叔婆肯定跟家里人沟通过，他们当时听到你的想法是一种什么反应？还有你拍完后，不知道是否有放给叔公叔婆看过？他们自己看自己的纪录片会有什么感觉？
赵青：我先回答你后面的问题。拍摄过程中因为我有参加一些提案会，所以叔公是看过片花的。但是完整的影片真的是完全剪辑完成后才给他看的。叔公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是我陪他看的，他看完说觉得其实挺难受的，一个是因为看的时候叔婆的状况已经有变化了，还有是这个片子当中有一些细节是他之前也不知道的，比如说他不在的时候叔婆满房间去找他。还有他看到叔婆去马桶里找发卡，发生那一幕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后来他看到了非常难过，她以前那么聪明那么能干的一个人，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真正对外公映的时候是前年年底，我们从荷兰参加IDFA回来之后，在上海电影博物馆做了一场点映会。我有把叔公叔婆都邀请来看这部电影，叔婆看完都不知道这部电影是在说她的故事（笑），这个就是她的反应。
全文完
整理：石头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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