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生活在一起 第137天
2017年4月18日 星期二
片名：我的舅舅 Mon Oncle (1958)，雅克·塔蒂
北京，影院
因为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特别奖，《我的舅舅》成了雅克·塔蒂最有名的电影。我因为在十年前写这部影片曾经反复观看过，印象很深。这次在北京电影节，特地选它在大银幕上观看，好在塔蒂的票不算太难抢。入场后发现一件糟糕的事，后面的一对大叔大婶在问今天放的是什么电影，电影节最怕这样“文不对题”的观众。接着大叔在开场时拨了好几个电话，找快递员要截回一件包裹，因为“买家还要加一样东西”，拜托快递员速度拦截，一直说“时间就是金钱啊，哥们”。
《我的舅舅》的开场那么悠闲、那么慢，一直为后面这对大叔大婶提心吊胆，深怕他们不耐烦而聒噪。好在并没有，很投入地笑。对于影片中的现代生活方式，偶尔有一两句点评，“这是在讽刺啊”、“这日子过得累赘”。真是为雅克·塔蒂感到高兴，谁都能看懂他，即使是六十年后中国的普通观众。他的电影也完全可以不用看字幕，对白极少，且没有意义，甚至动作也极为简单，全部是视觉展示。
所以雅克·塔蒂的电影完全是一目了然的。他总是为自己的电影建立起非常清晰的世界。《我的舅舅》中这个世界被分作两部分：一个是新的、现代化、干净整洁的部分；一个是过去的、落后的、乱糟糟的部分，这两个部分被一堵破墙区隔开来。塔蒂让自己扮演的于洛先生这两个世界来回行走。让我们自行比较它们孰优孰劣，到底哪种生活更舒服。
我找出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觉得已经面面俱到，不必再多谈影片本身。雅克·塔蒂不太喜欢说自己在批判现代化、批判机器文明，他的电影只是深刻地提醒我们，当生活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时，我们正在失去什么。先进和时髦的潮流不断席卷而来，让我们变成更相同的一族，拥有同样的家具、同样的衣装、同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正在现代进程中逐渐趋于一致，就像总是叫近似的外卖，穿同一种爆款。经过十年时间，重看《我的舅舅》，感触更深了。
属于过去的那种胶片色彩非常迷人，尤其是拍到旧街区时，那种散漫、慵懒、亲切、又生机勃勃的气氛，简直让人感动。然而就像所有的雅克·塔蒂所拍的电影一样，这部影片也不会让人意识到：这是一部“属于过去的电影”。这已经很了不起。
感谢十年前的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篇长文，清晰地记录了当年的感受和分析，并且让今天的我可以偷个小懒。
现代主义生活的问题
1953年，在《胡洛先生的假期》雅克·塔蒂创造了一位“高高的个儿、微微驼背，上身穿风衣、下身着一条不合体的长裤，嘴里叼着烟斗、头戴一只毡帽，手里不是提着公文包就是拿着雨伞”的胡洛先生。为此安德烈·巴赞热情地写下了一篇《胡洛先生和时间》的影评。此后，雅克·塔蒂在他的作品中一直以这个形象代替了他以往一贯的邮差的银幕形象。1958年，塔蒂的第三部长片《我的舅舅》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法国也获得了巨大的票房。这一成功，使得塔蒂得以完成称为“战后最狂妄大胆的作品之一”的《游戏时间》，但几乎没有人看得懂这部充满对现代主义建筑进行批判的预言式电影。
当我看到雅克·塔蒂著名的作品《我的舅舅》时，多少有些惊异。原来，半个世纪前的巴黎人就已经开始追求我们现在追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了。所以这部影片在今天的中国观众看来应该格外亲切：里面呈现的家居布置正是现在商场中普遍陈列着的；那种仅有一条钢管弯成的楼梯扶手正是时尚杂志所宣扬的；厨房的全面电器化正是我们所日益追求的；而旧城区的不断拆除和新住宅区的不断建设也正是我们每天可以看见的。巴赞曾经说雅克·塔蒂是“超越时间”的，他可能没有想到，在当下的中国，这部作品依然能找到它的意义所在。
影片里反复出现一堵残破的围墙，间隔着新旧两个截然不同的社区/世界。一面是冷清、整洁、现代化的“高尚住宅区”；一面是喧嚣、嘈杂、乱哄哄的旧城区。整部电影，在这两个区域和场景之间反复切换，僵化和诗意的生活对比依靠画面很自然得呈现出来。塔蒂利用建筑、装饰、环境对那种现代的、文明的、中产的生活，进行了绝妙得嘲讽和批判。这个电影里没有基本情节、没有有意义的对白，只有场景——雅克·塔蒂说“场景就是明星”。德勒兹在谈及塔蒂后来的巨片《游戏时间》时说这是一部“场景取代状况，来来去去取代行动的电影”，实际上《我的舅舅》也算如此。
片名《我的舅舅》中的“我”，是个孩子，但影片并不是以这个孩子的视角来展现，他只是沟通“文明”和“自然”两个街区之间的小精灵。一方面他喜欢被舅舅带到热闹的旧城区玩乐，和其他孩子坐在杂草丛生的荒芜的乐园上，玩各种恶作剧游戏，捉弄的对象往往是成年人。另一方面他最终要被送回到位于高档社区的文明世界——父母的世界里，进门后他首先被规定要清洁自己。在一场母亲给“我”洗澡的戏中，装饰用的金属栏杆投影在浴室里，看上去和犯人在监狱里被强制擦洗自己的躯体无异。
“我”的父亲亚培先生是个小企业主，一个“现代主义”生活的典范，他所到之处——家、工厂、甚至道路——都是简洁齐整，一举一动都有板有眼，自觉地遵守文明社会的规范。在雅克·塔蒂的前一部作品《胡洛先生的假期》中，这种“规范”并不突兀地、但全面地呈现出来，在那些中产阶级文明人看来，度假也是一种被“规范”的礼数，他们的假期生活甚至比平日还要有规律。而《我的舅舅》刚开始，亚培先生第一个出场，他和妻子以一系列固定的、配合默契的小动作，演示着他们是如何多少年如一日地过着精确而刻板的生活的。在上班途中，亚培先生和他人的汽车组成的队列就像行军一样整齐划一，依照箭头、路牌、指示灯而行。
亚培先生和太太对自己居所的现代化和前卫品味无比满意，常引领邻居和友人参观。当友人发出一声 “好空啊”的含义暧昧的赞叹时，亚培太太忙解释这是从“工业设计”来的灵感，以及强调“现代主义”的整体感。随着亚培先生活动区域的扩大，我们发现他的家和他所到的办公室没有任何区别——几乎一模一样的极简造型的桌椅和灰色调的空间环境。“没有任何区别”，等于没有任何“个性”，当亚培先生和装束一样的生意伙伴或朋友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几乎认不出谁是谁来。有人说“1933年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以夸张巨大的工厂机械齿轮将工人卷入来象征现代社会中资本与机械对于人与人性的伤残”；而1958年塔蒂的《我的舅舅》则以“机械与新科技进入居家与生活的各种领域成为西方文明的重心，来表现出社会、文化、甚至人性所付出的代价。”在影片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一个象征性场面：全面进入“按钮时代”的亚培夫妇最终被感应式自动门锁在自家车库中。
亚培一家在他们“没有花的”花园中举行的露天聚会，成为一场“现代主义的灾难”。在那个由石子和地砖组成的花园里，只有被修剪的变形的绿色植物。友人前来送的花亦是塑料花，“这样保存的时间长”；而女邻居因为裹了件奇特的披肩被误认为卖地毯的差点被拒之门外。整场聚会由含糊的、无趣的闲聊组成，最后被亚培家的喷泉所摧毁。那座喷泉是花园的核心，亚培家得意之作，只有客人来的时候开上片刻。没料到水管突然破裂，花园到处喷发泥浆水，主人和客人们端起座椅避让。偏偏花园小路铺的怪异，一块块无规则布局的小地砖犹如梅花桩，人们步调奇特地跳窜在“现代主义的小径”上。
“我的舅舅”就是胡洛先生，他是不合时宜的。他几乎完全无法融入到现代社会中，在《胡洛先生的假期》中他往往会无意的打破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的秩序；在《游戏时间》中他又盲打误撞在由玻璃和金属构筑的“先进”城区里乱逛。而在《我的舅舅》里，他显然又无法接受工业文明的洗礼。就请看胡洛先生在亚培家厨房中的“历险”吧：为了找一只杯子，他狼狈不堪，诸多按钮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重重机关。
而胡洛先生骑上他的破自行车，回到热闹的旧城区小街上，又显得从容自如。在那里，人们闲聊、争执、无所事事，和着悠扬的小调和某种重复的动作，构成了一种有韵律感的、音乐性的生活场景。那里永远像是游乐场、集市，每天都有不同的小玩笑诞生。胡洛先生的公寓和亚培先生的别墅有着强烈的对比性。雅克·塔蒂用了一个固定镜头，表现胡洛上楼的场面，忽而向上、忽而转弯、忽而经过平台、忽而又向下，左兜右转，漫长的迂回之后，胡洛才达到自己的家里，貌似平淡冗长的镜头却表现出一种生动的悠闲生活节奏。我们亦可以称胡洛为“生活的诗人”。
胡洛先生生活在旧城区，这里的人们貌似粗鄙、衣装不整，这里的住所狭窄、街道积水。但胡洛先生却异常的谦逊和优雅：他碰掉残垣断壁上半块破砖也要小心得将它放回原处；他每天早上精确得把自己的窗户调整到某种角度，以便让对面生活在屋檐下的鸟儿能照到反射的阳光。但是纯粹的“诗人”即意味着是对生活无能为力的人。亚培先生决定要改造他成为“现代的、文明的人”，先是把他介绍到朋友的公司那里，结果面试的时候，因为擦鞋子的时候把一串脚印留在桌上，被人误以为是耍杂技的而遭到拒绝。亚培先生只好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工厂里，结果他又把标准化生产的塑料皮管弄成了怪模怪样的造型。然而，我们在笨手笨脚的胡洛先生身上，相反却看到了那些被工业文明改造过来的人们的愚蠢、乏味和虚伪。
亚培先生终于忍无可忍，又生怕儿子被舅舅带坏，最终打发胡洛先生去外省做推销员。邻家少女惋惜得说“你真的要走了么”，胡洛脸上似乎没有忧伤。而这时，隔壁的旧街区依然在拆着，我们可以想象等他回来，这里也将变成一片毫无生气的新式住宅区。亚培父子送胡洛先生去机场，胡洛匆匆离去，甚至没有来得及道别。而亚培先生和儿子因为一个意外的恶作剧，使得父子的关系弥合起来，我们看到亚培的汽车按着道路上箭头的反方向径直开了出去，这也许胡洛先生的抗拒“改造”的小胜利。
《我的舅舅》几乎没有直接从肢体和语言产生笑料的桥段，笑料来自电影所表现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影片自始自终不断完善、扩张的视觉印象。雅克·塔蒂成为一个独特的“作者导演”，不仅因为他自编自导自演，更重要的是这个环境的缔造者。在雅克·塔蒂的电影中，你别指望能看到类似闹剧的片断，你得耐心观察里面的人物细微的、生活化的、极易被忽略的喜剧动作。有时候你必须在画面中搜索才能“发现”哪里可笑。这种感觉就像你坐在露天咖啡座上，微笑着看街上的人的行为（你可能听不见或者只隐约他们的言谈）——某个老人的散步，一对情侣的争吵，两三个少女争相展示自己衣着，几个孩子的玩耍——猜想他们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当然，在《我的舅舅》里，这种可能性只属于胡洛先生和他生活的街区，亚培先生的“现代化”生活是没有可能性的，一眼即可看穿，因为他太规律、太秩序了。
影片的结束是几个空镜头，缺少了胡洛先生的街道显得如此空旷、寂寞，嬉戏的人们、工地的噪音，忽然全部都消逝了。巴赞为《胡洛先生的假期》的伟大结尾写下的美妙语句，我们依然可以套用在《我的舅舅》中：“如果你想弄清影片结尾时那种淡淡的哀愁，那种怅然若失的情绪从何处而来，也许你会发现，这是万物突然寂静下来后产生的感受”。
【第20周 人间喜剧】
4月18日（周一）于洛先生的假期 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 (1953)，雅克·塔蒂
4月19日（周二）我的舅舅 Mon Oncle (1958)，雅克·塔蒂
4月20日（周三）两个人的车站 (1982)，梁赞诺夫
4月21日（周四）儿子 (1991)，山田洋次
4月22日（周五）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 (1994)，迈克·内威尔
4月23日（周六）热情如火 Some Like It Hot (1959)，比利·怀尔德
4月24日（周日）顽主（1989），米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