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香港回归20年。
回首我最开始接触电影，就是从香港电影开始。那时的CCTV6，街市的录像厅，再往后一点的盗版DVD，全都是香港电影，那时的香港电影业，也像个强大的造星机器，把一张张极有辨识度的脸，周星驰、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张国荣、曾志伟、张曼玉、钟楚红、关之琳、邱淑贞……通过频繁的拍片露脸，淬炼了大明星、老戏骨。所以今天当香港电影式微，香港电影人就会更加怀念那个黄金年代。在2017这个当口上，我们也看到金像奖像是缅怀一般，连续两届将最佳电影颁给了《十年》和《树大招风》，这些指向香港政治环境变化的本土作品。
与此同时，我们和香港电影人都有同一个困惑：为什么九七回归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大事件，似乎成为了香港电影的分水岭？
其实九七之于香港电影的影响，远不止政治因素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包括经济、市场在那的连带效应。而这个牵扯到20年社会与行业的大问题，也是庞杂和深奥的，因此我们策划了后九七专题，希望通过不同人的视角，去探知一点他们对香港电影变化的认知，有趣的是，你会发现在不同身份与国家的人眼里，九七之于香港电影的影响，千差万别。
在我们采访关锦鹏导演之前，是无法预料他对于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态度的。从他以往的作品来看：《阮玲玉》、《胭脂扣》、《红玫瑰与白玫瑰》、《蓝宇》，风格不一而足，既有先锋又有类型，所以你很难捏得准他到底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事实证明，作为一个走在制片一线的导演，他的眼界非常宏观，能够清醒的对现状作出判断，既不回避敏感的话题，又不会将之作为立场标杆，而之中，也不乏他对香港电影的骄傲与期盼。相信对“后九七之于香港电影”这一命题感兴趣的影迷，会从以下的访谈中，得到一种新的思路与解答。
——石头姐
记者：您的《愈快乐愈堕落》被选为今年电影节“范式转移：后九七香港电影”单元展映的作品之一，这部戏里有很明显的“香港味”在里面，您理解的这种港味在电影里，有怎样的定义呢？
关锦鹏：你不好只讲《愈快乐愈堕落》(里有港味)，譬如我再早点的戏《地下情》（1986），也都有点到，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定要（落实）到香港九七回归的，也有人觉得英治后期带有香港怀旧这件事是呼之欲出的。
96年为什么我会选《愈快乐愈堕落》这个剧本呢，其实是王晶导演想促成我同邱淑贞合作，根据过去我自己的经验，我从来都不会想说，改编除了《胭脂扣》、《红玫瑰白玫瑰》、《蓝宇》之外的类型，如果是原创的剧本，我是偏向先由人物出发。
那个时候，杨智深想写个剧本给邱淑贞，按王晶导演的意思来跟我们合作。但是96年搞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正好生活在香港。那个时候不是因为明年回归我们才要写，开头在旧启德机场结尾就是青马大桥去到新机场,是这么处理的。那时你可能还小，你倒想回去，89年大陆发生那件事后，香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好多身边的朋友都说“喂，走啦！去加拿大啦、去美国去欧洲啦！”甚至好多人觉得，英国政府统治这么多年，是不是选择曾荫权更稳妥点？我有朋友去投——但又不是特别多香港人去投，你就会发现，没有香港人真的想走。
到96年有这么个机会和王晶、邱淑贞合作，再加上96年我拍了一个纪录中国电影一百周年的《男生女相》，这个某种程度算是我出柜的作品，讲我自己和自身身份这件事。这种种原因，让我将很多直白的将自己的经验、情感放到《愈快乐》里面——或许还有过去对自己性身份的迷茫也放进去。
这算不算认同邱淑贞（饰演月纹）的某个身份是什么呢？其实这两个角色一个出事了，一个同她擦肩而过安然生活在台湾，这些都是一个身份的投射。我觉得，你如果问是不是很特意去为着迎接97年的回归而拍的《愈快乐》，我会说不是。但是97前这几年，香港发生的事，或许令我身边的朋友发生很多关系的变化、去留等等，是有影响我这样处理《愈快乐愈堕落》。
记者：那您觉得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归以前的那种情怀？
关锦鹏：我争取今年年底再香港拍一部戏，现在剧本已经筹备好了，虽然是合拍片，但整部戏都会在香港拍、在大会堂拍，大会堂在里面会是一个地标性的角色。
大会堂装载着很多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音乐会、舞台剧、电影节，种种对于大会堂的情节。如果说20年前拍《愈快乐》，20年后的2017年，我有机会拍这部戏的时候，就觉得大会堂现在总是很有戏。但是可能《愈快乐》里看到的这种迷失的身份的认定，或者说困惑，我这部戏想讲的不再是这个。97年前香港人还可能会有迷茫——甚至乎带有点幻想，但今天香港人很清楚，今天的社会已经到了哪一个程度。大家要发声的就发声，要做点什么的就做点什么，各有很多情绪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今年年底拍这部戏去调返转头，我觉得我讲的是，要知道适时的放低。好多事不是对人、对其他事放低，首先你自己要懂得放低，释怀这件事。
记者：《愈快乐》里有出现其他的语言，有国语、上海话这些出现，这些是你当时的创作灵感，还是恰好那时出现在香港的一种变化？
关锦鹏：还有台湾话。我觉得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你可以看到曾志伟、陈锦鸿两个都是香港人，但问题是多了柯宇纶嘛。有柯宇纶这个角色是因为我自己很中意台湾，所以设定成有个台湾的男仔来香港做事，在香港生活。还有因为我很欣赏柯宇纶在杨德昌导演戏里的表现，所以想跟他合作。所以电影没有故意要设定一个台湾男仔的角色，纯粹是很多我的个人想法，比如想跟这个演员合作等等。
记者：在电影里我们能看到《悲情城市》的海报，还有《牯岭街》的DVD封面出现，是不是杨德昌或者侯孝贤导演，都有带给您一点灵感？
关锦鹏：当然，这两位都是我很尊敬很喜欢的导演。你看我的《地下情》，就是因为看过杨德昌导演的《青梅竹马》，包括《愈快乐》里的《悲情城市》的海报等等。这些都是很个人的，对这两位导演的致敬。
记者：一九八零、一九九零年代差不多算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很多我们现在说的经典电影，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包括你的《女人心》、《地下情》都是那个年代拍出来的，您觉得作为一个电影人，那个年代的氛围、或者说从业感受是怎样的呢？
关锦鹏：我觉得，我每天都跟很感恩自己是70年代末进入这个行业工作，由场记、副导演开始，在无线电视的阶段跟着许鞍华、谭家明导演等等。后来他们出来拍电影就叫我做副导演，我完全是时机太好了，让我看到这班导演对电影的态度，非常纯粹，为了电影可以博上命，可以不吃不睡，我觉得这个是香港电影工业环境里面的一种传承，你不是偷师、学技拍戏，他的风格你学不到的。谭家明的风格你学不到，不过学个精神或态度也很重要，整个80年代，跟住你说的第二（浪）、第三（浪），之后我们出来拍戏的时候，某种程度传承了一些对电影的精神和态度，这个是很宝贵的。
记者：有没有觉得这种东西，在现在这个环境很难再现？或者说年轻一辈，很难再有再有这种精神？
关锦鹏：你看《一念无明》的导演黄进呢？他有想承递谭家明，包括剪辑等等。还有黄修平导演都参与电影制作很久了，可以说这这个精神在香港电影里面一直都有的，不过是因为过去几年香港电影（比较低靡），但今年、去年开始好多了，拍68部戏就有28个新导演走出来，作为香港电影人看到是很开心的事。
过去几年香港电影无论是在客观的大环境下，还是在市场上，有时候会（让人）觉得香港电影（比较低靡），甚至乎有人觉得香港电影已经死了。我是不认同的，我觉得大家很期望见到现在的年轻导演出来会更加有作为，但这一切所在的这个大环境变了，无论事市场还是选材上（都变了）。香港电影人在80年代那个黄金时代，正好很多电影都在本土，但问题是没有怎么确定政治上的（方向），更多还是一个商业取向的大环境；但你说对于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一代香港电影人，他们对这个地方的感情没有讲出来，不过电影里面有表达过这样的情怀。我觉得现在正是需要把这种对香港的感情，落实到香港正在制作的电影里面。
刚刚有记者问我：“97之后你发觉哪样事变得令你非常满意呢？”我觉得是我同亲人的关系。我一个人的力量不知道能帮到身边的朋友多少，但是最亲的人，我当然首先要更加关心、更加贴近他们。所以真正回头看，大家会发现很多不开心、不积极啊，甚至很多不包容的事在里面的时候，正是我同家人关系亲密很多（的契机）。
记者：其实刚刚讲到九七的变化，有没有觉得对于香港电影来说，九七是一个分水岭？
关锦鹏：我觉得不是很关97的事，如果你说题材上面的话，香港都回归20年了，中间有很多事情，令香港电影人更加愿意将香港的议题放大，这个方面我觉得当然一定会有一些这样的变化。但我觉得其实变化更大的事是大陆市场的开放，资金的充裕，电影市场之大，你看到很多香港电影人北上——包括我自己。这样的市场，同过去香港电影的自给自足，本土观众已经可以支撑香港电影（是不同的）。那时大陆市场还没开放，但一旦开放之后，这20年内你看到的变化，是大过你刚才讲的“九七是不是分水岭”这件事。
记者：您现在经常参与大陆的电影拍摄，比起你以前在香港做导演，在大陆你好像更偏向做监制、制片人，更像是辅助性的扶持工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取？
关锦鹏：如果你给我选择，我是喜欢做导演多过监制的。我相信，我算是接触大陆市场比较早的香港导演之一，《阮玲玉》我91年已经在上海拍了，后面接着的几部包括《红玫瑰白玫瑰》《蓝宇》，都不是在香港发生的戏。大陆电影市场到现在真的很繁荣、很火热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这里拍了挺长时间的戏了——无论是合拍或以怎样的形式都好。
当时好多香港电影人给大陆影人的感觉——甚至投资人都觉得“水土不服”，就是拍不出香港的味道，之后大陆最常说的三个字是“知底细”，你不知道大陆的底细，所以变得有两面性。这个时候我自己不是很想拍戏，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我不拍了、要去做监制了，但其实不是。不过今年年底能不能拍个完整的电影计划，或者明年再着手都好，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对香港电影人是好的了。过去一年，拍几部甚至十部都有可能，适应了市场的最卖座的电影，都是香港导演拍的。我觉得这两三年我看到香港电影人的优质，这个优质在那里呢？就是香港电影的传统很扎实，包括刚才讲的传承都是一样的，对题材的选择，对类型电影的定位都很清楚，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类型电影《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或者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徐克导演的《神探狄仁杰》这些，其实你看得到，他们（的作用）这两年才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过去的经验带给他们的力量。
记者：这些导演本身也是拍类型电影的。
关锦鹏：你想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哪怕有些老板愿意投资给一些新导演拍或许有点闷的戏，但他们会提醒你：“喂，拿个预算你就拍好了！”但之后你会思考，请哪几位大明星——某种程度这是一个票房保障。你看到王家卫导演的《旺角卡门》、《阿飞正传》请了9个大明星来，我的《地下情》也有梁朝伟、周润发，到《胭脂扣》有梅艳芳，其实这个到现在也没变化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剧本、在类型片上面，很多香港电影人是很清晰的，就是：我知道想拍什么样的类型片，把这个定位定的很清楚。
记者：您会不会觉得《树大招风》、《一念无明》这种贴近社会题材的电影，会是香港电影发展的一条出路呢？
关锦鹏：《树大招风》不能在大陆放的哦，《一念无明》可以有排片量，但是不多。我相信这几位年轻导演不会因为大陆市场去改变自己在选材上的态度，一样也有投资人支持他们，我觉得这很好呀。如果他们坚持去做这样的事，就一定要走的动力（应该）是：你爱这个地方，爱这个题材，爱这个戏里面的人，这样再去拍。如果不是，我真的不相信能拍出好电影。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愈快乐》的片尾曲，是改编了王菲的版本，选由黄耀明唱。当时是什么契机选择了这首歌呢？
关锦鹏：因为《愈快乐》的时候，找到梁基爵帮我做配乐，《人山人海》时他是黄耀明一起合作的。他看完片决定不再用王菲的版本了，因为电影里有“旧机场”、“新机场”，那哪怕是同一首歌，是不是应该也尝试一下新的版本，重新去翻唱呢？因为他跟黄耀明有合作，所以找到黄耀明来唱，也是自然而然的。
记者：朱恒斌
提纲/撰文：石头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