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老照片，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照片拍摄于北京长城，从左到右是：司徒兆敦、我、印度导演贝内格尔、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郑洞天。这可能是大导演斯科塞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中国了！它拍摄于1984年4月6日，导演们是来参加一个名为“北京电影讨论会”的活动。
76年文革结束，经历过长达十年的文化毁灭与禁锢之后,在北京开始可以看到一些未公演的外国电影了，但那多是资料馆馆藏的老电影或少数过路片。而举办于84年3月31日至4月8日的这个研讨会，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真正的国际影展。了解到大家熟知的中国长春电影节创建于1992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建于1993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创建于1993年，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创建于2001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创建于2011年，就可以感受到那次影展（“讨论会”）的难能可贵了！
“讨论会”来了些什么外国电影和导演呢？有美国导演马丁.斯克塞斯，他带来了他的成名作《出租车司机》（1976，戛纳金棕榈奖），日本著名导演今村昌平，他带来了他的《禉山节考》（1983，戛纳金棕榈奖）和《日本昆虫记》（1963，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印度著名导演夏姆.贝内格尔，带来他的《牛奶合作社》（1977，印度银荷花奖）与《不屈的人们》（1981，印度评论奖最佳影片），巴西的导演卡罗斯.戴格斯，带来了《再见，巴西》（1980，获戛纳节最佳导演奖），美国导演高夫瑞.雷吉奥，带来了一部用逐格摄影技术拍摄数年的独特艺术纪录片《失去平衡的世界》（1983，获圣保罗电影节等多项奖项），主创没来，但展映的影片有美国导演西米诺的《天堂岁月》（1980）、奥地利的《流浪汉》，等等。
10部获奖外国新电影，两部戛纳金棕榈； 5位正红的国际著名导演，这样耀眼的名单，今天的上海、北京国际电影节也不长见吧；而84年，还是没有录像带，更没有数字网络技术，只能靠35毫米拷贝在影院放映的传统电影院时代。 在与西方世界电影界隔绝了30多年后，组织、策划了这次空前的影展的功臣是台湾旅美电影人王正方、孙晓琳夫妇。 王正方毕业于台大电机系和美国宾州大学，却以写作和表演进入美国与香港的电影圈，在王颖的电影《陈失踪了》里扮演角色，为方育平的电影《半边人》编写了剧本。他和其夫人孙晓琳利用美国华裔的身份，邀请到以上那些电影与导演，与我们的电影家协会联合促成了这一次空前的影展。 可能是由此打开了局面吧，两年后王正方来北京拍摄了他的导演处女作《长城》（又名北京故事），成为文革后第一部在北京拍摄的美国独立电影，里面拍到了后来演唱电视剧《四世同堂》插曲的京韵大鼓大师骆玉笙的演唱，在世界引起轰动。这是后话。
我和学院导演系的“青年”教师司徒兆敦、韩小磊、郑洞天参加了“研讨会”。这在当时是个罕见的民间活动。开幕酒会在长城饭店；可能是经费有限，外宾全住在二环路上的一个招待所里；放片则选在友谊宾馆的报告厅。 这些外国导演们都是第一次来中国，新鲜，兴奋，也有些拘谨。大导演马丁·斯克塞斯和我同年，那时42岁，在美国也是个新手；虽然他的电影获得了金棕榈大奖，可在美国电影界却并不被承认，奥斯卡奖上连提名都没有。记得在科学会堂放《出租车司机》时，他多次在黑暗中跑到最后一排座位的两边，观察放映的声光质量，跑上跑下，认真、紧张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每天上午讨论交流，下午看片。记得有英语绝佳的编剧黄宗江先生主持的“电影反映社会问题”，有美国导演主持的“关于中国电影”等讨论。研讨会也放了几部中国电影，有于彦夫、张园导演的影片《十六号病房》、史蜀君导演的《女大学生宿舍》。其间，我们青年导演们陪外宾游过一次长城，初春的北京，阳光和煦，我们兴奋地和外国同行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
原文刊登于2016-4-26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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