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短片本身是一个奇迹。
Sara Driver在1970年代末深深为美国作曲家和作家Paul Bowles的作品着迷，并想将《你不是我》改编成电影。但是她没有钱买下小说版权，拍摄资金也极其微薄——预算总共只有一万二美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她打工积攒来的薪水。但是她有一帮做着电影梦的朋友，其中包括男友吉姆·贾木许，当时尚未出名的作家Luc Sante和摄影师Nan Goldin。这些人凑在一起完成了这部短片，当Sara战战兢兢的把电影寄给远在摩纳哥定居的Paul Bowles时，只求不要因为版权的原因被Bowles起诉。出乎意料的是，作家写来一封长信，细致评论了这部处女作，并让律师将改编版权给了年轻的导演。影片随后也在好几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谁知因为存放胶片的仓库事故，胶片毁于一旦，只剩一个电影节放映的拷贝，却因磨损而不堪展映。
这部处女作一直是导演心头的遗憾，她不得不让那些想放映或者收藏这部电影的艺术馆和电影节失望。直到去年，有陌生人打电话告诉她，他手上有这部电影。
这个陌生人是美国Delaware大学的电影档案管理员，而这所大学是存放和研究Paul Bowles作品的主要机构。当这位管理员2008年去摩洛哥开会时，Paul Bowles的管家和继承人请他去看作家的老旧公寓，在那里发现了标签已经褪色、只剩纽约寄信人地址的胶片盒。99年作家去世之后公寓就一直封存着，温度湿度都极宜胶片保存，在经过清洁、修复之后，人们才发现原来这是已经失落20多年的《你不是我》，当初导演寄给作家的那个16毫米拷贝！
电影从一个精神病院逃出的女子的角度，讲述她如何决定逃出隔离墙、回到家中的故事。全片从头到尾都萦绕着这位女主角的独白，她语言的沉默、丰富的内心和外部对她的反应成为鲜明对照。在别人看来她是疯魔的、无法沟通的、无逻辑的，但她自己心中对每一个行为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因为“你不是我”，所以“你”和“我”有不同的语言和逻辑，相互之间不能理解和沟通。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下看，这个短故事仿佛独立电影与主流电影对峙的寓言。女子镇定冷静和有条理的思维过程中有一种力量，她心中有一个要颠覆“正常”与“反常”的大计划，并相信靠自己的缜密计划与“所受过的优等教育”一定能够实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从受过学院教育的年轻一代导演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他们要改变世人对电影的定义，这并不令人惊讶。
电影结尾处有一个谜一样的转变，通过某种轻微暴力或象征性行为，原本“正常”的被送进精神病院，而原本被认为是“疯子”的留在了“常人的世界”中。疯与不疯，正常与反常之间的界限原来如此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