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仪君 共同采访撰文：杨隶亚 摄影：潘图
今年金马奖最感伤的一刻，在宣布最佳剧情片得主为中国已故年轻导演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代为领奖的胡波母亲久久哽咽不语。这是胡波生前处女作、也是遗作，4小时灰色调的电影里，拍摄过程日日在「抢天光」之中完成。那道光，是绝望里仍系着最后祈求的证明，这也是胡波短短29年生命的映照。 《报导者》独家越洋访问本片摄影师范超、演员彭昱畅，以另一种方式，看见胡波与他的作品。
《大象席地而坐》中国｜2018
获第55届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最佳改编剧本（胡波）
4个人，一连串的麻烦，演变成无路可逃的困境，都在漫长狼狈的一天里：为朋友出头的少年、为弟弟报仇的哥哥、身陷丑闻的女孩、老无所终的男子。传说中，满州里那头整天坐着的大象，似乎成了他们唯一的救赎。胡波以多线叙事、大量一镜到底的手法，在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跨度中，徐缓交织生命的错综，也对残酷的世界发出诗意的咆哮。
胡波
1988年生，逝于2017年10月。中国独立导演与小说家，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2014年金马电影学院学员。中篇小说〈大裂〉曾于台湾获得世界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 《大象席地而坐》为其首部长片，获柏林影展青年论坛影评人费比西奖。
远方传来象的鸣声，一天将尽。这是电影的最后一幕。
胡波，2017年10月自缢过世，他生命的光辉黎明，虽迟了一年，还是亮了起来。 《大象席地而坐》，不仅夺下了第55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更获颁最佳剧情片，同时也是台湾观众票选出的最受欢迎影片，得到评审与观众的双重肯定。
颁奖典礼上，站在胡波母亲身旁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王红卫，在致谢时真挚道出：“这个奖不是只给这一部影片，也是给胡波、给整整这一代青年导演。在这样的华语电影至高的平台上，评审能够把这个奖给这样一部电影，是对青年最好的感召，这也证明了金马奖是迄今为止推动华语电影前进，最勇敢的力量。”
胡波与台湾甚有渊源，《大象席地而坐》改编自《大裂》一书中的电影同名小说，场景即设置在台湾的花莲市；而早在2014年，胡波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不久，只身来到台北参加“金马电影学院”，寻求他的电影梦。他也是继2013年新加坡导演陈哲艺以《爸妈不在家》后，金马学院第二位拿到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杰出学员。
当时担任学院剪接指导的廖庆松（廖桑），回忆起与胡波的相识，难掩爱才之心，“他是我看过北京电影学院里面，最有才气的。”在廖桑记忆中，胡波高大帅气，但两人谈话过程中，观察敏锐的廖桑仍能感受胡波即使笑着，眼尾藏不住忧郁。
与胡波一起在金马学院同组创作的新加坡导演曾威量，则记得胡波是个寡言的人，只有偶尔休息抽根烟，两人才会说上几句，“也许他话语不多，但可以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他这个人。我看了胡波小说和电影后，越发现他的呐喊和宣泄，全都在影像里。”
对于胡波在金马学院时面对创作的坚持，曾威量也印象深刻，“他对想要执行的东西，非常清楚，不妥协的。”这段形容与匈牙利名导贝拉・塔尔（ Bela Tarr）对胡波的描述相似。 2017年西宁FIRST青年训练营期间，塔尔担任胡波的导师，他曾如此谈起对胡波的观察：“非常了解自己想要的。”
胡波的创作才华，亦受到导演侯孝贤的肯定。在今年金马学院的结业式上，侯导连三次称赞《大象席地而坐》，“我昨天看了胡波的片子，我真的非常感动。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比我们年轻时拍片，都还要好。”胡波离世一年多来，探究胡波逝世原因的谈论，远高于对电影的讨论。所幸 艺术作品自有生命，2018年2月，《大象席地而坐》获柏林影展青年论坛影评人费比西奖，此次再获奖金马，台湾观众终于有机会进入这位年轻导演的创作世界。
“满洲里的马戏团有一只大象，它他妈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那儿，很多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
——《大象席地而坐》
胡波不只是导演，也是一名优秀的小说家，他拥有一个写小说时才使用的笔名“胡迁”。身为小说家的“胡迁”，文字节奏俐落；然而身为导演「胡波」，打从一开始就决定要以一个又一个的长镜头，织成一部长篇，才能把故事说尽。
在胡波笔下，4个角色、一天时间、各种委屈。不论是描写年轻人真心换来冤枉不义、青少女情窦初开得来谎言背叛、孝亲奉养的人伦悲剧、或是友情爱情天秤两端的孰重孰轻，这些在外人看来没啥大不了的“小事”，更加深他们心中有苦，无处可去。
这样故事基调，同时也定义了《大象席地而坐》的影像颜色──灰。
胡波清楚，掌握灰的方式就是避开光，避开世人对“光”的理解──希望。胡波懂光，知道往太阳的暗面才能去到灰色的地方，这点清晰的反应在拍摄过程中。 “我们每天都是在太阳出现前，还有太阳下山的两段时间抓紧拍戏，”饰演电影男主角的彭昱畅，在接受《报导者》电话采访时，这么告诉我们。
虽然胡波给了《大象席地而坐》抹除希望的灰色，却仍留给4个角色一线希望：去满洲里看大象──让那头久坐动物园里不动的“象”，做为逃遁现实世界的隐喻，做为“生活在他方”的慰藉。
但经过近4个小时的冒险后，4个人却始终没有抵达满洲里。载着他们的巴士停靠在公路旁，男孩韦布踢起毽子，众人围着，你一脚啊，我一脚啊，踢着。
对某些观众而言，4小时的“灰”或许难以承受，但只要过完这4个小时，戏院就会再次亮起。而再也无法得知的是，银幕后那4个受伤取暖、踢着毽子的人，是否找着了满洲里，是否继续走下去？
以下为《报导者》于金马奖典礼前，透过电子邮件与越洋电话，独家访谈《大象席地而坐》的摄影师范超、男主角彭昱畅，编辑整理而成：
报导者：《⼤象席地⽽坐》取景地位于河北省⽯家庄边界的工业区井陉，影像几乎灰⾊基调。请摄影师范超谈谈在取景与拍摄过程中，如何与胡波导演沟通拍摄想法？你们遇到的最⼤困难又是什么？
范超：最初确立完本子那会儿商量分镜，虽然也明确了长镜头，但会有一些诗性的意向性镜头。后来明确基本上一场戏一镜之后，那些镜头也基本都剔除了（在以往的拍摄中，胡波很善于设计这种带有情绪的意象，但这次他认为那些镜头会打破写实的连续性和真实感）。我们看景时间有一个礼拜多，他自己还多待了一阵子。分镜的调度基本是看景的时候确立的。
华北的冬天多雾霾，井陉又是老工业区，所以看景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是混沌与萧索，很符合故事的背景氛围。但开机时正值北京开会，周边厂子一关，每天都是艳阳。所以最大的困难是，只能每天在天蒙蒙亮到日出之前拍一段、日落之后黑死之前拍一段，其余时间练走位调度。抢天光就像赌博。
报导者：《⼤象席地⽽坐》一共拍摄几天？身为摄影师的您是否理解或支持胡波“4⼩时⼀⼑不剪”的概念？
范超：25天拍摄。当初设定的就是一场戏一个镜头，所以我们拍完就基本剪完了，只是细微地调整了节奏。每天拍完回去看素材，胡波都会看一眼时间码，然后说，对，这场戏应该多长到多长，占全片比例多少。所以他对最后成片时长和效果成竹在胸。
影片花了近4个小时来跟随4个受伤害的人的一天，全片是运动的、浅焦的，最大化地对人物跟随凝视。在这个过程中会跟随人物完成真实情绪上的积累积压，直到最后的象鸣如同一个泄压阀，然后结束场灯打开，看完会有疲劳、不适、沉默、感动。
4个小时对许多观众是冒犯，而另外的观众能达到沉浸和通感。
只会踢毽子的人
报导者：电影中的男主角韦布唯一擅长踢毽子，请饰演该角色的彭昱畅谈谈，您如何理解胡波导演对“踢毽子”的设定？
彭昱畅：韦布他只会这个，从小到大也只有踢毽子得过奖。但是踢毽子这个行为的表现，就权治来看，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事。电影里有一场戏，当黄玲在猴子笼问韦布：“你会干嘛？ ”韦布说：“我会踢毽子。 ”黄玲说你去那边（满洲里）可以给大家表演踢毽子。但踢毽子踢再好能干嘛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满讽刺的事情。
报导者：在两位与胡波的相处中，最喜欢与欣赏胡波的什么特质？
范超：善良、刚毅、纯粹⋯⋯种种。
彭昱畅：胡波导演是一个随性自由的人，他不会限制演员的表现。在拍摄现场，他跟我还有章宇，我们关系都非常好，大家会谈天说地，各种聊天。
报导者：曾有报导提及，胡波在北京电影学院时曾有导师不满意他的作品，希望他转向拍摄“韩国商业类型⽚”，这样的建议是出于“个⼈创作理念”与“主流商业机制”的不同⽴场。有不少青年导演⼼中虽保有理想创作的电影类型，但为赚取生活费接拍广告⽚或商业微电影，请范超谈谈对此的观察。
范超：我觉得这得分什么类型的导演。广告属于快销品，训练的都是对应市场的视听，所以以后走商业片导演的路子，可能还真的要有点这种积累。但是如果希望在内容与形式上完成自己的探索，创造自己的语言，就要耐得住寂寞，你之前接的活儿带有的迎合，都会稀释和干预你的纯粹性。
胡波所敬佩的导演塔可夫斯基曾说：“没有任何曾经背叛自己原则的人，能够与生命维持单纯的关系。因此，当一个电影创作者说’他要先拍一部赚钱的电影，如此才有力量、财源拍摄自己梦想的电影’时，这纯然是一种欺骗。”
真正的减法
报导者：请问范超，在您与胡波完成这部电影后，对于您在摄影创作上是否留下什么实际影响？
范超：在上学和工作的这些年，一直在做加法，而这部片子是真正做减法的一部：没有任何讨好和雕饰，最朴拙真挚的，是最生猛的。
报导者：请问两位如何理解“大象”在电影中的隐喻？你们认为是充满希望、或是面向悲观？
彭昱畅：我觉得《大象席地而坐》充满希望又悲观，因为大家无处可去，那是他们唯一可以找到目标的事情。满洲里是一个让人有希望、有憧憬的一个地方，但同时折射到我自己身上时，我就会发现自己很可悲，因为我只能去那边。
范超：2013年冬天，我们有次从北京经北戴河，再到葫芦岛看景。一天的路程很疲劳，临近葫芦岛时胡波突然要下车。我们看到一片安静的冻海，他良久驻足凝视。我觉得胡波对苍凉穹劲之美的敏感，是对生命有悲悯心，而这种性格和气质均带到了他以往的作品里──没有大事件，受伤害的小人物彼此含蓄的慰藉，是最后的温暖。 《⼤象席地⽽坐》最后的结尾是温暖的。
报导者：《⼤象席地⽽坐》剧中⼈物处在不得已、不快乐、无奈的氛围下。最后想请两位谈谈，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你们所记得的痛苦与快乐。
彭昱畅：我们这出戏要灰色调，所以找了个天气不太好的地方，结果没想到那一个月天气都特别好，天天大晴。所以没办法，只能借着太阳出来前那种不是很亮的光去拍，还有太阳下山的时候。每天只有两个时间点拍摄，早上6点多钟太阳出来，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拍摄完后，早上吃完早饭，大家去睡觉，睡到下午3点钟，再起来。所以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每天凌晨夜里3点要起来化妆。快乐的事是大家每天出工很有热情，在现场特别开心，等戏的时候也会聊天，能聊上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范超：其实除了头几天有来自制片方对拍摄方式不满的干预，其他时候组里很和谐，主创、演员都很有热情。我们唯一的困难就是复杂的长镜头调度需要抢天光，甚至是赌天光，而每当抢下来时每个组员是兴奋的，如果这时镜头里还会呼啸过一列火车──那就是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