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刘别谦（Ernst Lubitsch）葬礼结束之后，我和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走在一起。没有刘别谦的世界令人难以想象。我说：“不会再有刘别谦了。”威廉说：“更糟的是，不会再有刘别谦的电影了。”
现在是，不会再有费里尼的电影了。
我是先看了他的电影，再认识他本人的。我是在看了《大路》（La strada，1954）之后才发现竟然有他这么一号导演的，那部电影让他大受瞩目，而他太太在电影中的演技非常精彩。一直到《生活的甜蜜》（La dolce vita，1960）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了他本人。那时我人在罗马，他带我到一家离电影城约五分钟路程的餐厅吃中饭，餐厅的桌子上还有鸡在走动。
“你看，”他指着那些鸡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很新鲜。”
我告诉他我愿意相信他的话。他让人拿了一些鸡蛋过来。“拿一个！”他说，同时给我递了一个蛋，“还是热的呢。”
不过那天我并没有点蛋饼这道菜。
在《八部半》（8½，1963）这部片子之后，我们又见了一次，而且去了同一家餐厅。桌上仍有鸡在走动，但我想该不是我上回看到的那几只吧。
他对食物有极大的兴趣，是个非常典型的意大利人。我习惯于听他他谈论女人、性、风流韵事和激情之类的话题，并以此为享受。他可以非常有趣，也喜欢耸人听闻。我们针锋相对地聊过一个又一个话题。我们是一对船长，我是一位见过很多大风大浪的资深船长，而他的经历毫不逊色于我。
我们的背景相似。他当过记者，我也是，我们都是靠采访电影明星和导演起家的，也都写过关于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东西。我们也像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一样，为了监督自己的剧本不被恶搞，最后自己都变成了导演。而就像《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1950）讲的不只是好莱坞一样，《生活的甜蜜》谈的也不仅仅是罗马。
他和我一样有些拍片伙伴，我和布莱克特（Charles Brackett）合作了十五年，和戴蒙德（I.A.L.Diamond）更是合作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你必须保持一颗倾听对方的心，及时你最终不采用他的意见，也该参考下他说的话。你需要找一个你所尊敬的对象，但那个人最好跟你自己不一样，因为你需要的是不同的意见，不然你跟自己交谈就可以了。然后，你们还要试着去说服彼此。
费里尼和我一样对美术非常感兴趣，而且他还有一双画家的眼睛。不同之处在于：他有素描的天分；我既不会素描和油画，又不了解雕塑，只能在旁欣赏。
还有一个差别：我向来喜欢用最专业的演员，他则可能和从没有演戏经验的演员合作得很开心。再有就是：我喜欢只拍基本需要的素材，因为一个镜头拍摄太多次，演员也会精疲力尽；费里尼则喜欢有很多选择，即使拍出的东西他永远用不到。
我最喜欢的一部费里尼的电影是《卡比利亚之夜》（Nights of Cabiria，1957），拍得真实精彩！
费里尼的摄影机永远放在该放的位置，但最重要的是，你永远不会察觉到摄影机的存在，不会感觉他在卖弄导演技法。他只是追随着故事本身，从来不会使用一些让人分神的摄影角度。我和费德里科一样，去看电影是为了得到娱乐，我向来不喜欢看到导演客户在那儿表演。
如果费里尼是用英语而不是用意大利语拍片的话，他大概会更有名。即使他失败时，都仍然伟大。他失败过多次，但仍然有机会继续拍下去，真是令人诧异。这是他在意大利拍片，而不是在美国拍片的好处。
他很天真，永远都那么天真，就算没人愿意投资他拍片时还会保持着这种天真。我们辆不论谁都没有斯皮尔伯格那样奢侈的拍片权利。
想想看，拍了几部赚大钱的片子以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不论我们人到哪里，都会有人问同样的问题：“怀德先生，你什么时候再拍下一部片子？”或是：“费里尼先生，你什么时候再拍下一部片子呢？”但我们两个人都只能回答：“等时机到来的时候——如果他们还肯让我拍的话……”
在电影院里，你永远都认得出哪部是费里尼的电影，他有他的个人风格。有些东西是你学不来的，是与生俱来的。他是个一流的小丑，有着伟大独特的想法。在生活中，当你跟费里尼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永远清楚这是费里尼，不是别人，他的行为风范自成一格。像费里尼这样的人死了以后，没有办法留下什么传世秘诀，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秘诀”，他的作品源自他个人本身。大家会去研究、分析、模仿他，也许有人会钻研到一个程度，让大家可以认为与之比拟，他们会说：“他的电影像费里尼。”
但也只不过是像费里尼罢了。当一种功夫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的时候，才是真功夫！
｜原文出自《我，费里尼》（I，Fellini）一书，翻译：黄翠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