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女眼中的斯坦利·库布里克:“斯坦利以非凡的包容力承受着最不寻常的毁谤“(作者:Nick James)

斯坦利、克里斯蒂安妮和三个女儿一起(从左到右:安雅、凯瑟琳娜和薇薇安),照片摄于1960年|©️BFI

如果你读过任何关于已故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故居的报道,你就会明白,作者通常采用的是糅合了惊恐、兴奋和偏执的语调。作为满足传说中所谓的“隐士”的介绍,人们认为必不可少的是有关卡夫卡式建筑物的描述-不要忘了那些沉睡的警察或一系列电子门。

在库布里克去世几个月后,我应邀采访了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妮(Christiane)和他三个女儿中的两个,安雅(Anya)和凯瑟琳娜(Katharina),在这种悲凄肃穆的情况下来到这里,我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印象。阳光明媚的房子虽然被突如其来的悲伤笼罩,但还是一如即往的无拘无束。在库布里克家人的陪伴下,坐在一间宽敞通风的书房里,一端装饰着《大开眼戒》(Eyes Wide Shut,1999)的海报艺术品,开放式讨论似乎是这个家庭的一种常态。尽管我下定决心不与鬼魂下棋,但众所周知的斯坦利·库布里克式极富挑战性的探究精神似乎永远存在。

这让我更容易把许多外界流传的足以令库布里克不快的事情摆在他的亲人面前。克里斯蒂安妮是个画家;凯瑟琳娜也是(《大开眼戒》中用了她们两人的作品作为装饰),她嫁给了电影外景经理菲利普·霍布斯(Philip Hobbs),有三个儿子;安雅经营着自己的歌剧公司“皇宫歌剧”(Palace Opera),与指挥家兼歌剧演员乔纳森·芬尼(Jonathan Finney)结婚,育有一子。库布里克家人同意与《视与听》杂志交谈,因为它是一本记录性杂志。多年来以及在库布里克去世后,很多关于他的言论都让他们感到愤怒。他们尤其认为,一些关于库布里克的文献–如约翰·巴克斯特(John Baxter)的《斯坦利·库布里克传》(Stanley Kubrick: a Biography)和弗雷德里克·拉斐尔(Frederic Raphael)的《大开眼戒:库布里克回忆录》(Eyes Wide Open: A Memoir of Stanley Kubrick)给人留下了错误的印象。

斯坦利和家人一起出席纽约市《2001:太空漫游》的首映式,1968年

作为一个父亲和家人的斯坦利·库布里克是怎样的呢?

凯瑟琳娜: 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将我们送去寄宿学校,但与此相反,他帮我们请了家教,天知道还有谁和我们一起旅行。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童年,他对我们生活中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很感兴趣。对于他的大女儿(也就是我)在聚会方面他有些严厉,但那是六十年代。现在我自己有一个14岁的男孩,这家伙吓坏我了,所以我不仅理解了他当时为何那么严厉——虽然我当时对此很是痛恨——我觉得他可能还不够严厉。很显然那是一个富有艺术氛围的生活环境。

他对文化的感悟有多少传递给了你们?

安雅: 他总是尽可能得在家工作,而我母亲是个画家,也在家里工作。所以我们身边充满了视觉和音乐语言。结果是我们都受过良好的视觉训练。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错的摄影师,甚至我也会画一些。

凯瑟琳娜: 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可能比大多数人都要多,因为家里经常有定期放映。我在艺术学院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棒的影迷。音乐、艺术和电影是我们生活中最主要的主题。

他是如何回应你们对他作品的好奇心的?

安雅: 我们不需要表示好奇,因为它一直都在那里。他真的很乐意让我们去片场,虽然这要取决于当时他在拍什么。如果我们凌晨3点去片场,而他们正在拍一些少儿不宜的场景,那就是一种冒犯了。除此之外,我总觉得我随时可以去探望他。

凯瑟琳娜: 他非常开放。当他听一段音乐时,他经常会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他会说:“你觉得怎么样,你喜欢这个指挥家的作品吗?”然后他也会放另一个指挥家的版本。他也很感兴趣我们对电影的看法。像《发条橙》这样的电影,我们要到了一定年龄才可以看。《洛丽塔》我就是16岁才看的。所以他在这些方面都是对的。我们有周末放映会,我们看了所有猫王和克利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的电影,爸爸妈妈和朋友们会看一些成年人的电影。偶尔我也会偷偷溜进放映室,透过窗户看一眼,不过被吓得魂飞魄散逃出来了。

《洛丽塔》(1962)|©️BFI

和别人的父亲比起来他怎么样?

安雅: 他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他是个了不起的电影人。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相当犹太化的父亲–可能对我们过度保护了,但也没有比其他人更严重。他总是会在我们身边,而且处理危机的能力非常出色。如果他认为你没有处理好事情,有可能会对你不耐烦,但是当你摔倒时,他肯定会在你身边。即使他都忙得废寝忘食了,但如果你打电话给他说“我真的有问题,我想和你说下。”他肯定会做到的。

凯瑟琳娜: 他是个有底线的人。家庭里所有事情我的父母都是一起共同处理,没有任何关于情感危机、事业决定或法律上的事情是其中一位单独完成的。我们总是会坐在餐桌上,把事情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

一场辩论?

凯瑟琳娜: 绝对的。爸爸不太知道什么“女性工作不值得去了解”的事情。然而人们却说他是个厌恶女性的人、他不了解女性……另一件让我很生气的事情是,有人批评斯坦利吃东西的方式–你知道有时候当你面对很多美味食物时,你会在开始之前先试尝一下吗?有一些人在电视上批评他这一点。

克里斯蒂安妮: 是马尔科姆·麦克道威尔(Malcolm McDowell)。

凯瑟琳娜: 我本来不想说的。

克里斯蒂安妮: 我才不在乎呢。

凯瑟琳娜: 我对此很是生气,因为这太小题大做了。

安雅: 要让任何人的行为听起来很奇怪,这很容易。你只要对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断章取义就会好了。

对于两个富有创意的艺术家来说,生活在一起应该是一件很难的事。是什么让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呢?

克里斯蒂安妮: 我们的契合点在于,我可以在家画画,他可以在家做大部分的预备和剪辑工作–这样拍摄部分需要的时间相对较少。而画家是对话的好帮手,所以我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另外我很容易被找到。

他经常需要你吗?

克里斯蒂安妮: 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他还活着,在处理现在这些宣传和报道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做事。我家里也有亲人死亡,包括我的父母。我有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这是最糟的事情。

她搬来和你住一起吗?

克里斯蒂安妮: 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她去住在德国的一家专业机构里。在她生病的14年时间里,我非常需要斯坦利。那算是一次终极测试而他表现得极为出色。他不停地打电话帮忙约检查或者找不同的医生。我们都是脚踏实地的务实之人。

安雅: 你可以随时打断他。他不希望你因为任何过去的事情打断他,但如果你有理由你就可以,特别是在我们还小的时候。他可以一心多用–处理你想要他帮忙的事情和公司正在进行的事情,以及他面前其它很多事情,然后又会有另一个人进来……他很善于转换话题,不会突然断片一样的问:“你说什么?”

凯瑟琳娜: 他会说,“你想要什么?” 你就知道他已经注意到了。但你也知道,当门关上的那一刻,他就会直接回到线上,处理他手头的其它事情。

克里斯蒂安妮: 你偶尔也会听到他说,“直接说重点。”

凯瑟琳娜: 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基本都是这样: “晚饭准备好了,爸爸在打电话,他马上就下来了”。那是因为大多数晚餐时间他都在和洛杉矶通话。他需要与世界对话。有人说,在有互联网之前,他就是互联网。

斯坦利和妻子克里斯蒂安妮

为了配合美国办公室的工作时间,他睡眠的时间都很奇怪,这是真的吗?

克里斯蒂安妮: 按照他父母的说法,他不太需要太多睡眠,一直是个夜猫子。他可以工作一整天,然后继续加利福尼亚的工作时间,所以美国同事说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从不睡眠。年轻的时候他只睡四五个小时就够了,年长后他也就睡五个小时多一点,还是比大多数人睡得少一些。

那他怎会有足不出户的隐士名声?

安雅: 那是夸大其词。

克里斯蒂安妮: 他出门不多。他请客吃饭和举办派对相比其他人来说少得多,这是真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开了很多派对,后来老了,就没那么多了。但我看其他夫妻也一样。因为我们很幸运,有这么大的房子,我们不需要去任何地方。大家都来找他。那些没来的人,也可以打电话找他。他很喜欢这里。

凯瑟琳娜: 他最为著名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脸。所以他可以自由地去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去超市或书店,做所有想做的事情,没有人会特别在意他。

他真得这么做了?

凯瑟琳娜: 绝对的啊。因为没有人认为他会出去。

安雅: 人们以为他从来不离开他的卧室。

凯瑟琳娜: 有一天他从超市回来说,“有人认出我来了。我无所适从,他们想要我的签名。”他算是大吃了一惊。

安雅: 但这并不是经常发生。

凯瑟琳娜: 是的。所以这太好了。很多知名人物都无法离开自己的家。

克里斯蒂安妮: 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简直就是受困于迈达斯触碰(the Midas touch)的囚徒,他哪里都去不了。

制片人简·哈兰 (Jan Harlan) 、斯坦利、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在《大开眼戒》拍摄期间,1999年|©️Warner Bros Pictures

在英国也是这样吗?

凯瑟琳娜: 在《大开眼戒》里有一场戏,汤姆·克鲁斯需要走进伦敦的一家医院。消息传开后,半个小时之内警察不得不拉起了警戒线,人们蜂拥而至大喊着“汤姆,我爱你”来破坏这个镜头的拍摄。

克里斯蒂安妮: 斯坦利坐在车里看到这一幕,说真是太可怕了。

安雅: 大概汤姆·克鲁斯已经习惯了这些,不过对你来说你就像是受到了攻击。

克里斯蒂安妮: 至于被指责为怪异的家庭,每一个好莱坞来的人都说,“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而不是到处旅行。”对斯坦利来说,他很幸运,无需成为一个表演者,而他的成功也都成为别人指责他的理由——他并没有拍太多电影。他非常努力地考虑了很长时间,忧心忡忡,看了无数的故事,也拒绝了无数的项目,为自己不能拍更多电影感到难过。但他没有拍很多电影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小心谨慎,而这也为他赢得了在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自由。这是他辛勤工作所得的,华纳兄弟让他放手去做,从不干涉,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必要。他们知道他不会乱耍性子的。

我以为,关于斯坦利·库布里克的那些暗黑传说会对你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克里斯蒂安妮: 只有现在才是。他就是一把大伞,帮我们遮挡了这一切。我是才刚刚对此有所涉入。

凯瑟琳娜: 我偶尔会问他:“你为什么不说些什么呢?你不该让别人这么说你。”他会说,“我该做些什么呢?如果我开始回复,那么每次有人说什么我都得出去应付,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他不打算为此降低自己的标准。“不,我才不会这么干。我不会从自己的院子里射人的。”

克里斯蒂安妮: “我不会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开车,我不是一个书呆子。”你会发现你一直在这样说话。

是否有什么特定的事件强化了这种对他恶意的描绘?

克里斯蒂安妮: 众口铄金的结果吧。应该源于媒体报道的断章取义——每个人都去重复上一篇报道的片言只语,比如那张看上去很愚蠢的斯坦利吸雪茄的照片。有一次他伤了背不能移动,于是有人说他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开车因为要回家呆在床上。还有他父母住在新泽西,那里每户人家都装有防虫网,于是有人说他到了英国后问:“这里窗户上没有纱窗吗?”然后接下去你会听到他用直升机喷洒他的花园的新闻。

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一些说法——第一条:他从不休假!

克里斯蒂安妮: 他会问,“为什么去度假?”他没有过什么法定假期,因为他有自己的日程表。对他来说,一想到呆着某个地方的海滩上没有他自己的书籍和小工具,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他确实不知道人们为何要这样做。大多数人需要假期是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忍受下一周的工作了。

凯瑟琳娜: 在我19岁那年对自己的生活茫然无绪的时候,他对我说,“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是可以靠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谋生。”

你们小时候的假期呢?

克里斯蒂安妮: 我带他们去了康沃尔(Cornwall)和诺福克(Norfolk),不过时间不长,次数也不多。当然,我们还有一年在爱尔兰有一次大型的露营旅行。

凯瑟琳娜: 我们一直坐船往返于美国。我们坐过玛丽皇后号、伊丽莎白皇后号、美国号和法国号,躺在甲板上享受一个星期的冰激凌。那真是太开心了。

克里斯蒂安妮: 他很享受自己假装生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旦你到了衣食无忧的阶段——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你就可以决定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他不读那些关于他自己的书。他有自己的标准知道什么东西会打扰他。

所以他没有读任何一本关于他的传记?

克里斯蒂安妮: 是的。我们不会在边上推波助澜地说:“你应该读这本。这本真的很恶心,你会喜欢它的。”最后,他注意到了这一点。

《巴里·林登》拍摄现场|©️Warner Bros Pictures

在拍摄《巴里·林登》时,爱尔兰共和军威胁要杀死他!

克里斯蒂安妮: 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两个人带着梯子和刷房子的工具来到我们当时租的房子,家里的厨娘和我们说:“我认识这些小伙子,他们不是油漆工。” 一天后,他们来到摄影棚,告诉斯坦利和瑞安·奥尼尔(Ryan O’Neal)说,他们希望我们立即离开这个国家。你不能无视我们–我不认为那是偏执狂!

他淡化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凯瑟琳娜: 他不是一个信徒,但他绝对没有这么做。

他是一个被动攻击型的操纵者!

安雅: 他当然不是一个被动攻击型的,但也不是一个操纵者。他是个一流的谈判家。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常常如愿以偿。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如何表达。作为一种谈话经验,他喜欢挑衅别人,他会故意弄清楚某人的意见是什么–他们的政治,什么东西会激怒他们–然后说一些话来引起反应,让讨论进行。他是个辩论家。不管是关于他想完成的事情的谈判,还是他想说服我们改变主意,他都争论得很厉害。操纵者的说法指的是通过拉关系和迂回战术的使用。他不是拐弯抹角的,他是很直接的。

克里斯蒂安妮: 如果人们讨厌你,你就没有办法拍电影了。总会有一两个人不喜欢你,但是……

安雅: 重点是要把事情做对。所以如果他觉得有人犯了错误,他就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人们往往会因为被发现犯错而感到不安。他是一种挑战–他认为你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你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这么做,你应该把它想清楚。

克里斯蒂安妮: 然而他总是第一个–尤其是在艺术方面–举起手说:“我在说废话了。”他会在讨论过程中突然自己停下来说,“我竟然会说这样的垃圾!”然后马上纠正自己的错误。

他没有幽默感!

安雅: 他有最好的笑话。

克里斯蒂安妮: 他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冷面笑匠,而这正是我最怀念的。他真的是超级有趣。

凯瑟琳娜: 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他觉得很好笑,他会笑得很开心。

克里斯蒂安妮: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指责现在很伤人。当他还活着的时候,我真的不在乎,但现在当我听到人们重复这些极为愚蠢的事时,我就会很生气。

斯坦利和妻子

他不能和女人说话!(来自于约翰·巴克斯特[John Baxter]写的传记中阿德琳妮·柯瑞[Adrienne Corri,苏格兰女演员]的一句话。)

克里斯蒂安妮: 也许是不要和阿德琳妮·柯瑞说话。

凯瑟琳娜: 你不知道她是如何期待被人问候的。你也不知道她的话题是什么。

安雅: 或者是她是否这样说过。

克里斯蒂安妮: 这也是事实。我们可能会对从未说过那些话的人感到愤怒。

凯瑟琳娜: 安雅说她读的关于父亲的事情越多,就越觉得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可能是个完美的正常人。.

哪几本传记最不靠谱?

克里斯蒂安妮: 约翰·巴克斯特的和弗雷德里克·拉斐尔的。

凯瑟琳娜: 文森特·洛布鲁托(Vincent LoBrutto)关于我父亲的传记中对一些奇怪的事情有着非常准确的描述,比如我结婚的日期和我孩子的数量,因为这些事情是真的,读者就会认为其他的事情都是真的。

克里斯蒂安妮:斯坦利起诉《笨拙》杂志赢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撒谎了。当他们说自己赢了的时候其实是他们自己被赶出了法庭。

凯瑟琳娜: 五月份,在斯坦利去世之后,《笨拙》杂志发表文章说斯坦利在院子里朝野餐的人射击,之后用随身带着的钱收买受害人让他们不要张扬出去。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其它报纸报道,连同行们都觉得这有点太离谱了。

安雅: 对我们来说现在悲伤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在了,不能在我们身边说“不要担心这些”,而是他会开始担心,开始介意这些恶意传播肆意扭曲的东西。

你答应在你自己的网站上揭示真相。

克里斯蒂安妮: 在葬礼结束后不久,发生了几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网站,这样我就可以马上回击,但后来华纳兄弟的人和里克·塞纳特(Rick Senat)和我说:“你要非常小心,如果你这样做,你会收到飓风般的攻击的。”我说:“我还没有说什么,但我会说的。” 我本来可能会傻乎乎地把我的每一处愤怒都说出来,他们很理智地警告我不要这样做。所以我一直在讲关于斯坦利的好故事,这是反驳那些指控的唯一办法。另外,我也不想加入接发隐私者的行列。斯坦利在接受最残酷的虐待时,表现出了惊人的宽容。这是需要强大的心灵才能做到。很多散播谣言的人,他们自己受到的伤害比斯坦利承受的还要大。

《发条橙》|©️Warner Bros Pictures

有没有因为就在英国媒体的家门口所以变得更糟糕一些?

克里斯蒂安妮: 他最终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整个欧洲,他都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只有在英国,才会有这种要把他从台子上拽下来的羡慕嫉妒恨的快感–即使他自己从来没有爬上过台子。因为《发条橙》玩的是英国的背景,所以他们把历史上所有的犯罪都归咎于斯坦利的电影。这是一个非常草率的结论,他对这种误解很受伤害。这种情况只发生在这里,其他地方都没有。

安雅: 他从来没有回击。过了一阵子很显然你就可以说任何话,反正他是不会去回应的。

所以他也不打官司?

安雅: 只有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他们看了《发条橙》却没有理解,所以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克里斯蒂安妮: 他认为他已经在电影中彻底解释了他的想法。

安雅: 我并不相信大众能够理解《发条橙》。但是有一群新闻工作者从中发现了讲述故事的新方法。比如用“”发条暴徒殴打老太太”来代替“暴徒殴打老太太”,老太太是挨了打了,报道是一定要发的,但是你现在可以称呼施暴者为“发条暴徒”(Clockwork Thug)了。

他是否会出于自己的目的来使用他的图像?毕竟,创作电影就是在制造神话。假如你对某张图片不满意,你总是可以用某一种方法根据自己的目的进行调整?

克里斯蒂安妮: 他希望如此。

凯瑟琳娜: 他当然知道,如果他想致电世界另一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一旦他们确定真的是他,他的名字肯定可以帮助他顺利地和对方老板交谈。

安雅: 但这是名望的效用,而不是神话的。他成功带来的作用之一就是人们想要来帮助他。我相信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能在电话里找到他想要找的任何人。

斯坦利夫妇和Kelvin Pike一起在《奇爱博士》拍摄现场,1963年|©️BFI

凯瑟琳娜: 他喜欢最新的信息技术。他是一个超级器械迷。我们总是在玩最新的小玩意。我们有时会在圣诞节得到这些礼物,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东西,我们会说,“哎呀,爸爸,我用这个做什么啊?”他也喜欢打电话问别人说:“什么是最新的——什么是最好的?下一代是什么样子的?你能想象十年后会发生什么吗?”他认识的人非常多,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有作家、科学家、演员和动物学家来我们家做客。所以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所有有趣的人。

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具像化之前调整好这个传奇。

安雅: 可能我们不会调整太多。

克里斯蒂安妮: 对我们来说要摆脱这些尤为困难,就像妻子不能作为证人一样:她们会被认为是带有偏见的。

安雅: 但我们可以重新就某些事情进行解释。认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必定也是一个强迫症患者,这是一种马虎草率的说法。这两者有天壤之别。强迫症是一种医学疾病。

克里斯蒂安妮: 我的意思是,你不会想要一个漫不经心的脑外科医生吧,是不是?

安雅: 比如有一些话题,说他是个隐士,是个强迫症患者,那是记者对他某些特点的夸大其词。几乎涉及他的每篇文章都会用到“隐士”这个词,据我所知,“隐者”一定是指不和记者说话的人。他不和记者说话,但他和其他人说话。而那些熟悉他、喜欢他、尊重他的人,都会尊重他的意愿不会和媒体说起他的事情。所以,现有的故事都来自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心怀不满或缺乏判断力的人。我们想,让我们的故事也进入剪报档案吧。尽管人们会想:“他们当然会这么辩解的”,但至少这些信息会在那里,而且我们在了解他这方面上确实相当有优势。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说,那么我们的三缄其口就会被视为一种默认。

凯瑟琳娜: 或者说我们根本不在乎。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个传奇会变得更坏吗?

克里斯蒂安妮: 各有利弊吧。也有很多人在互联网上说了他很多好话,你知道斯坦利在网上有个模仿者假装是他吗?

他对此感觉怎么样?

克里斯蒂安妮: 非常不开心,因为他收到有人写信给他说,“你答应我儿子让他参演某部影片的,”而这个家伙,康威先生(Mr Conway)–现在已经死了–用一个角色的承诺来引诱小男孩。没有人喜欢收到一封信说:“你为了一个角色而欺骗了我的儿子。”那是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他们做了一个关于他的电视节目。真是令人作呕。这就是你出名了但你的脸并不为人知的代价之一,否则其它方面来说那都是一个好处。

他总是得到自己所需的吗?

克里斯蒂安妮: 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人们尊重他,因为他们被允许以某种方式工作。演员喜欢在电影中得到更多的时间,这是你永远得不到的东西,而且因为他有一个小团队,所以每天的拍摄成本相对较低。

做这么大的准备工作,雇佣非常昂贵的人,然后在拍摄的时候说:“哦,好吧,我会尽快完成。”这看起来非常奇怪。

他是如何在与好莱坞公司的角力中占据上风的?

克里斯蒂安妮: 因为他有责任心。电影公司知道他不会浪费他们的钱。事实上,他们有时会开玩笑说他是如何节俭的。

那重新发行《发条橙》的事情呢?

克里斯蒂安妮: 这要取决于华纳兄弟的意思,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安雅: 现在并没有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我想说的是,我们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斯坦利夫妇和柯克·道格拉斯在《光荣之路》拍摄现场,1957年|©️BFI

你觉得他为什么对战争这个主题这么感兴趣?

克里斯蒂安妮: 斯坦利对历史非常感兴趣。他是个喜欢看男孩杂志的人。他喜欢了解和军事相关事物的所有细节,如果没有他对所有事情的评论,我觉得新闻会非常无聊。不仅仅是战争故事,这是事实。他很想拍一部关于拿破仑的电影,还想拍一部关于纳粹德国的电影。他喜欢看任何一部空战的蠢片。在他临终前的某个晚上,电视上就有一部这样的片子。他不想看剧情,他只想看是否有精彩的空战场面。

安雅: 我觉得有点难以启齿,但是战争伴随着的总是个人的人性本质。是一种怎样的欲望驱动!

克里斯蒂安妮: 如果他听到我们在讨论这个,一定会感到尴尬不安的。他会认为我们不适合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尽管我的观点是很明智的,并且我对战争道德终点的观点看似无聊但却正确-他也同意我的观点-但他还是没有兴致和我谈论这个话题。

安雅: 他喜欢和我丈夫谈论战争和政治,把挑衅乔纳森当做餐桌上的乐趣!

克里斯蒂安妮, 《时代》杂志引用你的话说,你“对心理对话过敏”。

克里斯蒂安妮: 显然是我说得太多了。我的意思是,当斯坦利第一次读到《梦的故事》(Dream Story)时,我对施尼茨勒(Schnitzler)的戏剧很熟悉。50年代在欧洲有一种回应,反对美国人对精神分析的先入成见,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当我来到美国时,我很惊讶,这么多人都在做精神分析,并且如此自由地谈论欧洲人翘起二郎腿的事情。那时我遇到了很多美国人,我想,这个光荣的、无愧于心的、热爱自我的新人,走出分析师的办公室,可以多一点愧疚感。我想,“善用你的良知,不要什么事都怨天尤人”。于是我用这种很老套的态度说:“我不想读施尼茨勒的书。没有太多干货。算了吧。”

当时斯坦利对我们谈的这本书很感兴趣,但是我却不想让他继续。然后特里·索南(Terry Southern)给了他《发条橙》,我读了之后和他说,“就这本了,忘了施尼茨勒吧。”他马上换到了这本,暂时搁置了施尼茨勒一段时间,不过他还一直念念不忘。

《大开眼戒》

当他成为一个老人的时候,他已经处于可以拍摄一部终极主题电影的更好的位置了。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积累,这是件好事。劝阻别人从事艺术对我来说很不应该,但我们是夫妻,换做是你也会说这些话。我只是随波逐流地认为施尼茨勒是那种写维也纳的无聊的东西。但这个故事的本质是包含了男女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我当时为什么会不喜欢它呢?所以当我说“现在我不介意了”时,这成了斯坦利的一个笑柄。“为什么你现在不介意?”我很遗憾在他去世前没能看到最终完成的电影,因为他真的很想给我看。

那么电影是完成了吧?

克里斯蒂安妮:全部完成了。其中有一段音乐是他选的,我们之前就这段音乐谈论了很多,我说我现在就想看,他说:“不,让我先把音乐放进去,你再看,因为我想让你告诉我是否应该把这段放这里。”所以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然后他就去世了。

在他临终前的那段日子里,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克里斯蒂安妮:还算好吧,但他很累。但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的人都会这样。他已经70岁了,所以看到他的脸色苍白和疲惫似乎可以理解。而且他很想休息一下。没有人能够知道:心脏病发作会如此严重,没有人能做任何事情。

你觉得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部电影吗?

克里斯蒂安妮: 不,正好相反。

凯瑟琳娜: 他很期待做一部关于人工智能的电影。为此他非常兴奋。有很多东西也都准备好了。

克里斯蒂安妮: 他也对所有新电脑的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聊了很多关于他能做什么的话题。

那些传记都称他是一个宿命论者。他对死亡的看法是什么?

克里斯蒂安妮: 我们经常谈论什么是宿命论者,因为你无法逃避成为宿命论者。他根本就不想死,虽然他也不会比别人更为害怕。但他不信教。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想相信一些东西。他也为此想了很多。

不过他对自己的健康很不注意。作为医生的儿子,他自以为懂医,我也经常不同意他的医学观念。他害怕医生–这是作为医生的儿子所带来的。他给自己配药,该休息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真正休息过。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病,只是觉得很累。

许多心肌梗患者都是如此。这样的人不会认为“我在逼迫自己”。这种性格是天生的。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总是认为,只要用心去做,两天的工作可以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他会带着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开始做最长、最困难的工作,并说:“哦,这不会花很长时间的。” 他从来没有从既有的事实中吸取教训。

《视与听》杂志1999年9月刊封面|©️BFI

|原文刊于《视与听》(Sight & Sound)杂志1999年9月号|翻译:Edward

Nick James
Nick James

英国电影评论家和作家、电影杂志《视与听》(Sight & Sound)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