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导演陈可辛专访:从生意人的角度来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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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663)

因为自己监制的电影接连在市场上活跃过,让人差点忘了,在《投名状》之后,导演陈可辛已经三年没拍过戏了,在新作上映之际,记者与陈可辛对谈《武侠》。

《武侠》被陈可辛称作任性的作品,充满彼此矛盾却能冲撞出新趣味的风格,组合这些矛盾的人自身也是一个奇异的矛盾体:他自认不是摇滚青年,却差点用了窦唯的《无地自容》给一部古装片收尾;他不看武侠小说,却想向武侠片致敬;看不惯香港电影中只讲好看不讲逻辑的叙事方法。他也知道,有时候拍得好看还真不需要太有逻辑;他坦承“在艺术创作上有那么多颠覆的想法”,与此同时他却总是强调自己是个生意人,因此,在还没把片子卖去好莱坞的时候,他早想好了应该怎么剪、怎么拍。

《武侠》的矛盾不是盲目地东拼西凑,它和《投名状》、《如果,爱》一样,用传统大片包装的反传统,而这都来自于陈可辛客观市场的限制和创作者求生欲望这种两难矛盾中磨练出来的“精于计算”:“我知道我年纪越大越有颠覆的想法,我更需要保障那个电影的生存,所以不遗余力地在商业上面妥协。”

《武侠》的颠覆对象:“香港电影只要好看不要逻辑”

记者:《武侠》前半部分说查案,后半部分讲复仇,重武打,整体上看似乎有两种类型片的思维在交错,你们当初是把它当一个武侠小说,还是当侦探小说来写?

陈可辛:其实第一,我不知道什么叫武侠小说,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武侠》可能是在挑战一个大家很多人喜欢的类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意见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我是不看武侠小说的,所以我不算是一个标准的武侠粉丝,但是我对武侠片的着迷是来自张彻导演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从《独臂刀》到《新独臂刀》。其实《刺马》根本不是武侠片,但那个年代的电影对我来讲其实影响至深。

对我来讲,之所以用了现在这样一个故事架构,我希望能够对那个年代的一些电影呈现我自己个人的致敬,以前的东西永远比现在好,因为生活什么的永远在回忆里面更好,所以我就很向往那个年代。甄子丹跟我是同一代的人,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独臂刀》,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拍一个向那个年代致敬;好像武侠片这十几、二十年的进化,已经变成所谓新派武侠片,跟魔术、超级英雄、美国大片已经没什么分别,我希望我们回到那种感觉,但是你又不能完全只回到那种风格、手法,因为这样的话观众会觉得我买一个DVD看三十年前的电影不一样吗?所以我们才想到了用医学的、微观的武侠在风格上给观众一个新鲜感,我们看了那么多花拳绣腿,看了那么多飞来飞去,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力学的根据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一拳进去,点穴、穴道,在我们体内有什么变化,从那个起步点就变成这个电影。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展示个人风格化的电影,它跟我以前的电影也不太一样,没有那么多沉重的主题。既然是一个风格电影,我们就希望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故事,那就回到以前《新独臂刀》那个年代的电影,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故事的架构已经起码拍过100遍了,所有杀手电影,吴宇森的电影都是那样的,就是一日入江湖,一辈子都在江湖,你跑不掉的,你的孽永远会回来找你,就是那么简单的故事,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它像很多其他武侠片。当然你在创作过程里面一定不安于只做那些,所以我们就加了很多我们觉得有趣的元素,加了查案(剧情),我们加了金城武这个角色,就必须赋予这个角色多一点生命,查案可能给了这个原本的架构多了一点新鲜感和现代感。

记者:看完《武侠》,我想起胡金铨导演的《空山灵雨》,其实也是在武侠电影的架构上,加入探案、悬疑的包装。《武侠》既要有新的元素,同时必须有一个预设的基础,就是武的这块,你怎么权衡这个基础和新元素的比重?悬疑又如何跟“武”和“侠”联系在一起?

陈可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武侠片,属于商业类型电影中的一个分类,这就决定了我们不管从宣传也好,戏名也好,包括用甄子丹也好,已经跟观众有一个无形的契约:你用了甄子丹,这个戏不打,那观众就会跟你翻脸:我们再颠覆、改变也不能完全颠覆到一个程度。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最后还是要打反派。如果不打反派还怎么打呢?它本来的架构就是这样,我们只是在中间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进去,但是不能因此你叫我把原本的架构都拿掉了,所以它其实还是一定要有打。

我觉得这个戏其实打戏已经不算很多了,就一场前面的打劫,还有一场就是回放,案件重演,然后一场中间的,跟他(刘金喜)妈打的,再一场跟爸爸打的,就三场戏,其实打已经不算很多了,但是它还是整个戏营造了一个动作片的感觉,所以有些人跟我说“武侠”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就有“武侠”,“武侠”只是一个起点,也是借武侠这个题来发挥,我们也不能说“武侠”是怎么样的,那你告诉我“武侠”是怎么样的,谁说了“武侠”一定要是怎么样的?

记者:相比《十月围城》,《武侠》概念可能比故事更重要。甄子丹设计动作的时候会不会有局限,就是说我必须要按照你的概念做一些东西?

陈可辛:其实没有,我跟他这次的合作是很愉快的。我拍动作片其实经验不多,这有很大的障碍,因为我永远希望是实的,我是一个非常讲究逻辑的人,我非常不喜欢…(吊威亚?)吊威亚不是问题,但不能吊威亚吊得像吊威亚你知道吗?可是香港有很多武术指导或者武术导演有一句话,广东话叫“靓就得啦”,就是“好看就行了”:其实不需要合理的,好看就行了,因为香港电影那么多年来都是靠两个字,“偷鸡”(偷懒),反正好看的话就没有人问问题,就不用讲逻辑的,这个是我非常反对的,所以我看了子丹的动作,看了他的电影,也亲身跟他合作过《十月围城》,觉得他的动作是完全能够有劲,有爆炸力,但也不离开人体的逻辑,所以在找他合作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们的风格不会有太大的落差,而且大家又共同喜欢六、七十年代邵氏的电影,所以其实不存在关于讨论风格的问题,而我们只怕说这个动作不够精彩,还有体内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在动作这方面已经完全没有矛盾了。

难缠的演员们:金城武很像黑帮教父

记者:在设计动作的时候,你会给甄子丹规定好一些画面和特效上必须达到的效果的前提吗?

陈可辛:我们有讨论,但是因为我们拍戏还是有很多执行的问题,我很多东西都是想到再做,比如在戏里面砍到他的手也是临时说,反正王羽大哥都在,真的“独臂刀”都在了,你跟他对戏不如砍了手吧。其实这个戏是很没有包袱的,这个戏真的是概念先行、风格先行,不是故事先行,所有故事都是服务风格,所以在拍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动作都是现场想的,包括进入体内是怎么样的,也有特技团队跟大家一路商量,商量之后拍了不行,可能做出来不行,我们还可以回去补镜头,反正就是很互动的方法,也没有很多限制。

而且我觉得拍动作戏,体力跟情绪都是很要命的,所以他们拍打戏的时候就像刘翔在跑,其实教练是插不了嘴的,我那时候还开玩笑说一拍动作的时候我像拿着照相机来探班的游客,因为整个动作团队在状态里面,其实很难动的,我们很多时候晚上回来剪片才聊;我给你一个例子,很细节的东西,证明在拍的时候我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结果出来更好,我们一直有个叫A版B版的东西,就是本来那两个强盗跟子丹的动作戏,然后金城武把子丹带回来案发现场,重演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我当时还用了一个很逻辑性的判断,就是说其实回来重演的时候就是真实发生的状态,后来子丹自己对动作有要求,他拍了一大段,就是他跟那个高个子在打,打了很长,而且他出来就很大侠地站在那儿,其实当时我在拍的时候心里是有点担心,就是这样打,我们在前面那一场戏不可能看不到的,已经完全离开了我们前面那个架构,他们打的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前面好像他脚踢墙,踢什么反过来控制他,这个我理解,这个是可以你眼看不清楚原来是这样的,但是到后面他们两个过招过了十几、二十招,非常好看的招数,那些东西我就觉得之前没有拍啊,不可能看不出(差别)的,结果剪片的时候,我觉得更好。

这个当时真的是有一点点危险,可能过了线,但你回头看,其实没人说金城武看到的那个就是真相,那个只是他看到物证后自己的想像,所以在他心目中这个武林高手是那么厉害,其实我觉得真正的真相应该就是这两个版本中间。

记者:不管文戏、武戏,演员会有自己的意见,当你觉得按照你的逻辑思维它应该是这样走的,但演员又站在各自立场上有想法,你怎么控制?都像甄子丹那样,给他们先试了再说吗?
陈可辛:其实这是永恒的问题,做导演最难的就是怎么平衡每一个艺术家的心态。有些人心宽一点的就没关系,他可以提东西,你也可以说不行,但是有些人心眼小一点的就会影响他的情绪,影响他的情绪他就演不下去,演不下去结果倒霉的也是我,所以这个平衡就是电影最大的问题,还不只是演员,还有摄影师,还有其他部门,因为每一个部门都有非常厉害的艺术家。导演要做什么?导演不是全能的创造者,老实讲在拍的时候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知道应该是怎么样,我以前讲过一个比喻很好的:电影就像一个迷宫,那个迷宫永远有一条出路的,导演就领在前头,带着一帮人走这个迷宫,但是很多时候可能这条路是堵的,就回来,再走;要是你把镜头拉到天上,有上帝的话,看下来是永远看得到那个路应该怎么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你怎么样选择,其实冥冥中总有一个方法,我的方法就是多拍,尊重演员的意见多拍,因为其实他给你越多的选择越好,现在剪片那么简单,都是用电脑,不像以前胶片剪了又乱了;剪刀在我手,你要演就多演几个,碰到一些演员是特别跟你较劲的,他必须要演一个你根本觉得百分之百不可能用的,你就给他演吧,演完了之后回来你可以再剪嘛。

记者:好狡猾!
陈可辛:你别以为一定不会用,我也试过几次百分之百没用的戏,结果回来原来真的是他那条比你那条好,像我刚才说在拍打戏一样,其实大家情绪都很亢奋,那个判断都未必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所以你只能让他们多做,当然你拍一个小成本的戏就没有空间给你多做,这也是你慢慢交了学费,慢慢在这个楼梯爬上来,爬到你电影已经有足够的资本,其实你就多拍几条也没所谓,多拍几天也没所谓,出来你再选择的时候,出来的东西就会最好。

记者:如果你本人不是监制,或者还有其他制片人在场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做不太对。
陈可辛:所以我为什么永远是制片人,我为什么做监制,其实我出来访问也好,一路给人的形象也好,除了是一个电影人,一个艺术家,一个导演,更重要的也是一个电影生意人,我就要掌控着这个生意,我掌控了才能够使我在创作的时候有我的自由度,我能保障自己的东西。

记者:说说几个演员吧,金城武已经有好久没有出来了,上次跟你(合作)是《投名状》的时候。姜午阳跟徐百九都不像大家期待中金城武的样子,可能大家会觉得更像《如果爱》里的那个角色。
陈可辛:对,因为大家只要他拍爱情片嘛。

记者:那你怎么在他身上看到这两个角色呢?
陈可辛:其实我任何角色都能在他身上看到,我就是喜欢跟他拍戏,也喜欢他的形象,你说男人帅的也不少,但是他是我见过最帅的一个,而且他的帅还不只是帅那么简单,他的帅是不讨厌的帅,因为帅通常对女人来讲是很重要,但一个帅的男人对男人来讲是很讨厌的,很有侵略感的,但是他是我见过最帅、而帅起来没有侵略感的一个男人,所以就这样开始想和他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帅后面还包含了很多故事,很多很脆弱,很不安,很可怜的感觉,其实帅通常都不会可怜的,但是他又帅又可怜,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人很有味道。

对我来讲其实他任何角色都能演,你说《投名状》,当时最早是年轻版的,他是应该演李连杰的角色,因为本来我看《如果爱》的时候看到他穿礼服在记者会跟周迅、跟张学友在记者会那场戏,我觉得他非常像阿尔帕西诺在《教父》里面的表现,很狠的感觉,我就说我拍黑帮片一定找你演大哥-其实《投名状》就是个黑帮片-二虎、姜午阳就是谢霆锋、陈冠希之类演,后来觉得那个电影要升级,就变成李连杰、刘德华,他变成姜午阳。所以对我来讲,其实这几年我拍的每个电影,每个角色都觉得他能够演,包括《武侠》,我觉得他演甄子丹那个杀人王也可以的,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只是观众对他太有既定的概念。

记者:为什么会觉得他可怜呢?他一直都很受大家欢迎,事业也顺利。
陈可辛:但是人,主观跟客观永远都是不一样的嘛,尤其是演员,永远是自己看自己,跟别人看你自己不一样,光是红啊,受欢迎,韩国没那么多偶像自杀了。那些(人)都是受万千宠爱的,其实你越万千宠爱可能越多问题。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受到不同的待遇,不管你是帅还是能干,还是有钱,你到成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追捧,很多人说你爱听的话,但是我们可能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这个别人说你爱听的话给你听的时候。我们在幕后还好一点,有时候还听到一些真话,演员本身都听不到什么真话,何况一个像他那么帅的人,他还不是红了之后才这样,可能他从五岁、十岁就那么好看,全世界从他出生之后就没讲过一句他不想听的话,要么他就很笨,觉得都是真话,要么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你说他有多痛苦呢?每一个人跟他讲的话他可能都会想谁是真的,谁是骗我的?你说他会有多不相信身边的人呢?

记者:你找他演徐百九这么个理性的角色,其实是不是跟他的自我反省有关?
陈可辛:因为他自我反省非常多,我原来也讲过很多次,可能你在别的报道也看过,他是一个非常纠缠,非常多问题,非常麻烦的演员,每一部电影他不停地会挑战你的剧本,你的角色、导演、编剧等等,包括他演戏的对手。

记者:他是真的不相信吗?
陈可辛:第一,他要求高,第二,他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讲他好话,他非常不相信,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说“好”他都会反问五次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过程其实挺痛苦,但是大家也合作了几部戏了,也知道他的麻烦在哪里,而每次他反复要求,反复对剧本的挑战,很多时候就像你刚才讲,他一直站在他的角色的逻辑,但是有句实话我也跟他讲过,很多时候他说这个没有逻辑,我说这个在你的角色没有逻辑,但是在电影的逻辑是整体的逻辑,因为我是要服务电影的逻辑,然后才服务你的逻辑,我电影故事讲不下去怎么服务你的逻辑?我有时候跟他说,其实电影的逻辑是情绪的,好看的时候这个逻辑就不用逻辑了,好看的时候我就能蒙过去,观众就跟着我的逻辑,但是不好看的时候观众就跟你较劲你的逻辑,这些话都跟他讲过100遍了,所以可能就跟他一路有那么多的互动,很多时候他的这些意见确实使他的角色更好看,更立体,结果电影也更好看,所以他就变成不是我的一个演员,而是我编剧团队里面的一员,也变成是我编剧的编审了。

记者:徐百九原来是最单纯,最可爱的人物。最后给他安排这样一个结局,你觉得对他是解脱吗?还是说你觉得那种纯粹的东西其实不存在?
陈可辛:我觉得我最能带入那个角色,说到底以前我每拍一部电影都是有一个生命的命题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成长的时候年纪越大就越有很多你的天真、你的童真、你对世界的看法不停地改变,不停地变得更为现实,越来越看破,你越看破就越没希望,其实我们对人性什么的随着阅历的增长变得更为揣意起来,我拍每一部戏都有这种情况,但是这次其实没有,这次是没有命题,这次主要就是讲一个武侠的状态,也是希望拍一个过瘾的戏,也是拍一个动作、画面的东西,由风格带动的。

但是你在编故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个人喜好的吧?在慢慢自己带入的时候,我能带入谁呢?我只能带入金城武,也是跟我以前所有角色很像的一个人物:你很相信一样东西,结果原来那个东西是不能相信的,人性是不能相信,所以你就有了另外一个你,不停地提醒说,只要用法,什么都别管;好了,用到法之后,其实你说你看破了,你看破了吗?其实还没看破,因为你的本性就是有同情心的,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所以到最后你还是出手帮他了,你出手帮他对不对?当然不对了!你出手帮他,结果你要是不赔了那个命,最后这个人就不好看了,你觉得他的觉悟是什么?好了,最后原来我信错了法,我出手帮他,结果是皆大欢喜吗?也不可能的,所以你只能说当你看破了之后,其实也就没了。你觉得看破了很有意义吗?也不可能,因为你再活下去还是会碰到骗你的人。

记者:戏里面有两个女人,按理说她们对这两个男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汤唯和李小冉戏份并不多,是因为篇幅的问题,不得不剪去?
陈可辛:没有,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再讲下去就是拍《甜蜜蜜》了。我觉得不能什么都要,一部电影不能说又是一部动作片,又是一部侦探片,结果又是爱情片,又是什么,不能这样的,不能那么贪心。

这个戏不是徐百九跟他前妻的爱情故事,这个戏也不是甄子丹跟汤唯的爱情故事,因为每一部电影都一定要有主副线,这个电影主线是这个杀人王要避世结果逃不掉的故事,副线是金城武要查这个案件。为此在金城武加入后,加了很多他的戏,本来他也只是一个要服务主线的工具,让他来查案,比较好玩就行了,但结果他当然也是有很多他的问题,才发展成今天片里他个人对法重要还是人情重要的探讨,也变成是电影很重要的一个副线;第三条线才是甄子丹跟汤唯的那个关系,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爱情,到最后其实剧本也没写最后那句对白,汤唯说“那天在河边要是那个女人不是我,你还会不会留下?”本来剧本就不是问那个东西,结果在拍的时候大家觉得,因为汤唯把这个第三线的人物越演越出彩,她已经把有她的场面里面全部的戏都抢过去了,就变成了一有汤唯这个戏就变成在她身上,我们都给她吸引到,所以就反复觉得原来可以再加她的戏,所以你说有没有剪她的戏?其实没有,本来她的戏就是那么多,后来反而我们是加了她的戏,使她的角色更立体起来。

谈监制导演双重身份:我是个很精于计算的人

记者:我看内地版据说篇幅是比我们在戛纳看的长一点。增加了什么内容?
陈可辛:其实加的都是无关重要的,戛纳的版剧情是完整的,这次加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应该多一点韵味,多一点诗意的,我觉得戛纳的版本,为了满足海外观众的要求,也是因为戛纳晚上12点放片,就很怕大家累,所以就剪了一个非常精简,节奏非常紧凑的(版本),所以我在戛纳看的时候觉得有点吃不消,我觉得太快了。加进来的,我给你几个例子,第一就是两个强盗进去那个酒肆开始第一场戏,我觉得太快了,加进去的其实有几句-我跟我的团队讲-都是废话,那个老板就说“你们是跑江湖的”,多了一些气氛的感觉,但是完全不影响剧情;唯一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就多了一点点汤唯的戏,有一场戏是汤唯在厕所洗鱼鳔,就是古代的避孕套,那场戏就是两夫妻在讲要不要避孕,就是要不要多生一个,这个就可以给你感觉他们的夫妻多一点点感情的交流,但是没有了也不影响剧情。还有一些山歌,多唱了一次山歌。

记者:我很喜欢那个山歌。
陈可辛:这个也是很有争议,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外国观众也有、内地观众也有,香港观众也有,都是比较两极,所以我们在戛纳因为(观众意见)那么两极,就剪剩一条山歌,现在这个版本是多了一条山歌,所以都是跟剧情无关的东西。

记者:有些比较黑色的东西也被减弱了?戛纳的版本有好多对尸体、血腥场面的特写。
陈可辛:血腥当然是有一点(变化),因为当时戛纳送审的时候是我们赶的戛纳前一、两天,电影局也给了我们意见,我们那个时候也知道要剪什么,但是因为戛纳那个真的剪不及了,所以回来再送标准拷贝的时候都剪了。但是后来看了内地版本的人都不觉得影响剧情,只是一些尺度上的问题。砍耳朵那些都剪掉了,但是你还知道他是砍了耳朵,就是没有看到那个耳朵,没有看到血淋淋的耳朵掉的那个特写,那些就没有了。

记者:《武侠》在戛纳最大的新闻,就是它的北美版权卖出去了。你怎么去跟韦恩斯坦公司谈的?我们都知道,它的老板哈维是个很难搞的人。
陈可辛:其实不止哈维难搞,所有北美(公司)都难搞,因为那个市场那么大的竞争性,我常说我们大家也得理解,人家发一个片要花的钱可能比我拍的钱更贵,他发这个片可能要发到我们希望的那个量度,要用两、三千万美金。我们拍都不用两、三千万美金,所以你要明白人家要用那么大的资源发你的戏其实是非常难的,今年因为也是发行费高涨,宣传费高涨,所以变成中国电影或者任何外语电影去北美非常、非常困难,其实近年已经没有(华语片在北美上映)了,这一次我们也不奢望,本来也没想说要怎么样。因为我拍了那么多戏都是对白奇多,也是剧情奇沉重,也是觉得外国的观众,除非电影节,是没有必要有耐性坐在戏院两个半小时看你一大堆字幕,好像看小说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知道《武侠》是风格先行,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会吸引到外国观众的;在洛杉矶的美国电影市场,我们就剪了现在电影里面那原版的A版、B版,就是强盗打劫那场戏,再加上金城武带子丹回到案发现场再重演一次-这两场戏我觉得是电影最大的卖点-还不是一个预告片,只是把这两场戏剪完就给欧美的发行商看,反映非常好,但是非常好归非常好,不会有人用当年的那种千万美金去跟你谈版权,因为大家知道无论多好,我都要看全片,而且看了全片我都要计算好,我能不能上一个中文电影,才能下这个赌注。

结果我们成片之后去戛纳之前就跑了一趟给美国,其实我们只给两家公司看,两家我们觉得最能做,最可能会做外语片的公司,结果两家公司(反馈)回来的反应,就哈维的最强,而且我以前了解哈维对外语片的热情;另外也是我们时机刚好,哈维前几年其实已经有点觉得这个行业越来越乱了,他开始做了很多别的生意,等于我们现在中国很多民营公司做电影做得好好的就跑去上市,结果就做了很多资本市场的东西,可是都不会做电影了,哈维也经历了这样的几年,但是去年开始哈维回来了,又坐下来,也可能是他最让人讨厌的东西,就是给意见、剪片等等,但确实这个是他最强的东西,我看到他很认真的去做,跟我每天通电话、电邮、每天半夜两点打来,叫我戛纳一定要怎么剪、怎么剪,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观众和影评,所以我觉得这次可能时机对了,所以就跟哈维达成协议,本来是先给了北美跟英国的版权给他,因为他很需要北美跟英国,要是他要用奥斯卡造势的话,那里是美国演艺学院会员最多的地方,因为英国有600多个会员,他做了这两个地方之后,到戛纳之前一个礼拜,我们本来都准备好了,在戛纳卖片,把欧洲别的地方都卖了,结果他就打个电话来说他全世界都要了。

所以跟他就这次合作来讲算是很合拍,也很愉快,要是根据我们现在所有的计划,照他给我的计划,电影会在美国今年年底上映。

记者:不需要再重新剪了?
陈可辛:暂时还没有一个确实的(计划),也可能会,因为北美市场真的是另外一个市场,我们也不能完全说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一点我还是看得挺明白的。

记者:重新回顾你之前的作品,尤其进了内地市场以后的,《如果爱》、《投名状》-《十月围城》算半个-古装大片流行的时候你也拍古装大片,功夫片流行的时候你也拍功夫片,你似乎很清楚当时潮流需要什么东西,但是做出的电影却有些东西是反潮流的,这个东西最后市场却证明它又是可以的,你是有一种天分能看到这种机会?
陈可辛:不是,第一我是危机感比较重的人,也是比较没安全感的人,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能跟金城武合作那么多次。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是挺像的,我是不停地反复问问题,而且我也是很精于计算的人,这些精于计算都来自于自己个人的一些性格,也是可能我知道自己有些地方的不足,也可能是我知道我对有些东西其实年纪越大越有很多颠覆的想法。既然我本身在艺术创作上有那么多颠覆的想法,我更需要保障那个电影的生存,所以我更需要用大明星,用大资本,古装片、战争片、武侠片等等,这些都是我能够使我能实现一些主题上的追求并且兼容表面包装和手段,所以我不遗余力地在商业上面妥协,把电影推进到商业效益最大化,比如观众要看大片我就拍大片,观众要看古装片我就拍古装片,观众要看动作片,要看武侠片,我就拍武侠片,因为我觉得类型就是一种包装,关键在于观众看到的是人物和故事,而这两者我还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想我为什么不能待在美国?因为其实这些故事本身在美国都是非主流的,这些故事、这些人物其实在美国来讲价值观都不够正确,在这一点来讲,美国跟内地很像,说主旋律其实没有地方比美国更(强调)主旋律,你看美国每一部超级英雄的戏都主旋律到不能再主旋律了。我知道我的东西不够主旋律,我就要用很大的商业的包装去解决自己的不足。

记者:像你这样既懂导演又懂制片的人,内地市面上其实还蛮少的。去年《十月围城》采访时你也说过,内地最好还是实行制片人中心制。但实际上你觉得这个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推行这个东西了吗?在很多人看来,好多做制片的人还不如导演懂电影。
陈可辛:对,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在商业电影市场就是这样,没办法的。最近有一些风波,我说这些东西今天在大陆还能拿来做新闻,就已经证明这个地方还不错,因为你在美国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有导演被开掉,这已经根本不算什么新闻了,美国工业越成熟,就越这样,大家永远都说“不是啊,美国的那些制片人是懂电影的”懂个屁!他们也不懂,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人比导演本身更懂自己的电影,其实很多导演跟我说“你帮我看看我的片,帮我给一些意见看看怎么剪”;其实别人的片我当然也不懂,每部电影就是你自己最懂,为什么我自己又做导演又做制片人,我现在是做导演、制片人就跟你说这番话,我对自己纯做制片人都开始有点犹豫了,前几年我很想做制片人,少做一点导演(工作),因为我对做导演的题材、热情越来越少,就觉得不如用自己的专业,不用我的艺术判断,只用商业判断,结果呈现出来的就是《十月围城》,但是我也觉得很累,也觉得不容易。

这个东西也是每年讲的话都不一定一样,我现在手头上有几个想拍的剧本,这几个剧本都够我拍五、六年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暂时还是会做多一点制片人、导演联合在一起的身份,你说我做制片人,我也会,可能我还希望多做一些年轻导演的制片人,真的是赌一把,给他们自己去做,因为像《十月围城》这种,我给一个导演做(制片),但是我有一个很强的想法。你说我是唯一一个(身兼二职),我觉得看重市场,看不看得懂市场其实我真的不敢讲,我觉得我们这批导演转制片人也很懂市场,也很会跟市场妥协,并做一些比较好的妥协,徐克导演绝对是第一人,但是他做制片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变成总导演,你说诞生了香港多少伟大的电影,包括《倩女幽魂》,《英雄本色》,《新龙门客栈》,其实这些(电影)他都是制片人,但是大家都把他看成导演,因为他那个导演形象太强了,只有一个吴宇森导演,因为他真的冲出来了,结果大家才会不说是徐克的电影,但他其实是第一人走这条路的。

我看他在《新龙门客栈》或者《倩女幽魂》碰到的问题就跟我在《十月围城》碰到的问题很像,尽管它不一定是我们的喜好,但是我们也是用了我们的专业,做了一部分导演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个累,也伤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反正这几年有足够的剧本在我的仓库里,我还能拍几年,然后可能会尝试做一些真的只是市场上的监制,他怎么拍我不管的监制。

盘思佳

电影媒体人,前网易娱乐编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