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玛利亚·施佩特执导的《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荣获了2021年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奖银熊奖。这部独树一帜的影片不仅是主竞赛单元唯一的一部纪录片，也是长度最长的一部，时长217分钟，是从200多小时的庞大素材中剪辑出来的。导演玛利亚·施佩特（Maria Speth）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德国中部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Stadtallendorf）里一所名为Georg Büchner的学校，观察快退休的学校老师迪特巴赫曼（Dieter Bachmann）教的六年级（12-14岁）课堂。学生喊着“巴赫曼先生”的声调总是亲昵开心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巴赫曼先生面前可以尽情做自己，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也许会因为不守秩序被请出课堂，却绝不会因为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被批判羞辱，更不会因为自己的文化宗教背景被歧视霸凌。班上学生来自世界上十二个国家，多半因为父母在施塔特阿伦多夫的工厂里工作的关系，跟着一起从家乡移民到德国来；有些刚来几个月，德语都还听不太懂。他们一起玩乐器、唱歌、雕刻石头、做蛋糕、创作拼贴艺术；巴赫曼先生教他们的不只是数学和语言，更多的是，生活在人类的群体当中，我们如何有意义地讨论争辩？如何不被骄傲、愤怒、嫉妒、自卑等等情绪所控制？如何不对种族、性别、宗教心存偏见？如何有效表达自己，同时又时时怀有同理心？如何在全球化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玛利亚·施佩特的纪录片不做任何价值判断，在沈浸式的氛围中细腻捕捉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之间暖心的互动，他们的故事也就是施塔特阿伦多夫的故事。
这部纪录片的缘起是什么？一开始就想聚焦在巴赫曼先生身上吗？
我最开始是对这座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产生兴趣，事实上，这个城市是我电影的主角之一。我透过巴赫曼先生而认识了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这部纪录片的起始点。这里其实过去只是一个小村庄而已，对整个德国来说，一点都不引人注目。后来在纳粹时期，盖了两个大型军火工厂，才扩大了规模；由于这里基础设施良好、坦克进得来，而且地点位居德国中部，便于分配弹药，运输方便的同时也具有良好的隐蔽性。今天在施塔特阿伦多夫，仍然可以看到那段时间的遗迹，还有一些当时没有被炸毁的工厂。这些工厂后来在1950年代被改建为钢铁工厂、费列罗（Ferrero）巧克力工厂等等。即使到了今天，屋顶上还是有这些绿色的树，原来是为了让侦查机俯视的时候看不见建筑物而种的。亲眼看到这些残留的痕迹的时候，是非常特别、非常超现实的感受。
这个城镇承载了这么多的历史，其实就是电影里的一个角色。也因为这样的历史，在这里住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最开始来的那一批人，是被强迫带来工厂工作的，例如成千上万被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妇女，甚至小孩。战争结束后，有很多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和难民搬来这里。后来加盖了一些工厂，又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人，而且德国人并不愿意做这些工作，所以引进很多客籍工人（Gastarbeiter）。其实，这里发生的每一次移民浪潮都有其历史背景，每次都会造成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特别有意思。我们常常认为多元文化是专属于大城市的，但是像施塔特阿伦多夫这样一个小市镇，也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的多元。
以施塔特阿伦多夫作为起点之后，下一步就确定把焦点放在学校。当我去学校拜访巴赫曼先生时，立刻就知道这正是我想要拍摄的地方；这间学校把这个市镇的现在和未来都连结在一起了，也展示出我想要探讨的几个面向。这间学校，其实就反映了这个市镇的人口结构。再后来，巴赫曼先生成为了纪录片里的另一位主角，然后慢慢发展出来。因为这个班级和这些学生是如此特别 ，这部电影就慢慢成形了。
您说您已经认识巴赫曼先生几十年了，可是学校呢？学校一开始就同意让您在教室里拍摄这么长时间吗？
我其实计划了几个不同的方案，巴赫曼先生的班级一直是我关注的主要部分。最开始的时候，我感兴趣的是15岁左右的学生，那是刚刚开始谈恋爱的年纪，应该会是一个剧场项目，关于在施塔特阿伦多夫发生的初恋。但是后来变得太困难了，就放弃这个方案。当时，我已经在这间学校里花上一两年的时间了，一直在研究、体验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思考如何将这些点连接成线和面。所以，最后决定把重心放在六年级的孩子，也是巴赫曼先生教学的班级。那个学年是他们人生的十字路口，六年级之后，就会根据孩子们的表现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学校。我在那里跟他们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很高兴的是，巴赫曼先生和当时的女校长都很支持我。我们一开始在Önder Cavdar那一班和另外一个六年级的班上拍摄，但是后来就越来越把重点放在巴赫曼先生的班级，因为不想把范围拉得太广泛了。
我们总共拍摄了七个时期，拍了很多素材，在其他班级和市里也拍了很多，一共有超过200个小时的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200多个小时材料中的3.5个小时。
想请您谈谈纪录片里的伦理问题。您如何看待纪录片导演对于被拍摄者所应承担的责任？
这真的很困难，对于我剪接出、选择出的这3.5小时影片，当然要承担很多责任。很多素材必须压缩到一个适合这部电影的场景里，尤其是每节课90分钟，当然没办法全部都放进去。这部电影之所以如此长，就是因为我需要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多给孩子们一些空间，才能展现出他们的成长和各自的小故事。所以我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压缩、剪接，想在电影中留出空间给他们，不仅为了描绘巴赫曼先生，其实更是为了这群非常特别的孩子，为了让观众与这些孩子更加靠近，感受到他们生而为人，不同瞬间的不同片段、他们的各种挣扎、他们一步一步的成长。例如，班上有一个学生谈起她对上一所学校的恐惧，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留在这所学校。在这部没办法事先写好剧本的纪录片里，很难把他们当作其他电影创作里面的人物那样表现，因为拍摄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一起在经历这些成长过程。由于感受到了这一层责任，这部电影的剪接就变得相当困难。我很努力，想在剪接中真实而正确地呈现出我当时真正感受到的，也希望观众和学校的师生都能看到，我已经尽全力展现最好的他们。事实上，剪接的时候，我也真心爱上了这群孩子，他们一直在我的心里，希望他们也能够感觉到。
可以预期的是，这部电影肯定会引起德国社会里关于移民孩童的融合问题和另类学校教育的讨论。这是您所希望看到的吗？
我其实并不想引起一场关于教育的辩论，或者提供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我感兴趣的，其实只是在于呈现这个特殊的市镇，和市镇历史发展的轨迹，以及这些轨迹如何持续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就只是一个开放性的观察，这也是我们拍摄的方式。如果也能激发到其他讨论的话，我觉得很好，这样这部电影就可以多留下一点什么。我认为学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那里是年轻人形塑自己的身份和个性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学校如此珍贵和重要。一个人在学校的体验、是否能够发现自己的价值、增强自信心，这对于人格发展和往后的人生都至关重要。我认为学校是每个人顺利长大成人的重要场所，但不敢说学校制度应该发生变化之类的话，因为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想立下什么规范。但是我认为在学校里非常重要的是，可以好好检视一下，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找什么样的机会。这里的学生可能会遇到语言问题或其他问题，可是，只要当他们在学校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信任自己，并且有安全感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学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相信，只有感觉良好并找出自我价值时，才能学习和成长为一个人。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总是想问，老师除了是老师，还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巴赫曼先生很棒的地方在于，他把自己完全打开而且百无禁忌，不惧怕展现出自己完整的面貌，有长处，当然也有短处，总是诚实表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模样，也承认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作为老师的才能并不仅限于传授知识。
在这部纪录片里，可以看到巴赫曼先生和学生互相拥抱、勾肩搭背，这种师生关系很难在亚洲看到…
因为我只观察了这个班级，不能说这样的情形可以概括整个德国。我觉得，这种有些肢体碰触的师生关系非常美好。施塔特阿伦多夫给我的印象就是，人人都敞开心胸，总是非常热情，这些孩子也是。学生们会突然大喊，“我爱我们班！”，或者“我好喜欢老师！”，这样直接的表达方式让我深深着迷，多么希望生活中也可以多一些这样掏心掏肺的表达啊。这都是我在拍摄时体验到的。住在这里的人很多都是在工厂工作的工人，背景相当简单，可能因为他们刚刚搬过来，日子有时过得非常艰难，可是即便如此，他们却总是如此温暖开放，我觉得非常特别。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看过电影成品了吗？他们觉得怎么样？
他们还没有看过电影，这部电影是我在柏林电影节开始前勉强赶工完成的。我已经和巴赫曼先生和其他一起参与拍摄的老师聊了，在疫情允许的状况下，我会想办法尽快去一趟施塔特阿伦多夫，这样就可以租间电影院一起看。能够和他们一起观看对我来说很重要，也会是很特殊的体验，因为这些学生已经不再是我四年前拍摄的那群孩子了，他们已经长大了，我非常非常想知道他们看了电影是什么反应，因为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施塔特阿伦多夫，例如，我知道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斯特凡妮已经回去保加利亚了。所以我得把他们重新找回来。很期待能够向他们展示这部电影，也希望他们会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