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华语电影曾武侠侦探风靡一时，要不是电检亮刀，东北告急，红莲寺的大火若一路烧到今天，也不知会不会烧铸出徐克的《狄仁杰》。可惜20年代起起落落百家电影公司中真正拍片的少之又少，能保留到今天的就算残片也所剩无几。当时刀光剑影怪力乱神的盛况只能凭纸面上的“本事”、杂志上的剧照、残存的《红侠》《西厢记》等片管窥，余下所能做的，只有“猜想”。
在我“猜想”中，《狄仁杰》或许与早期神怪侦探片多有类似之处。就类型而言，不少观者都评说《狄仁杰》是邪典，黑色侦探，古装武侠的融合，借鉴了西方电影成熟的叙事套路。20年代电影中也有大量翻拍好莱坞电影，更多见的是将中西方通俗故事融合，比如鸳鸯蝴蝶派大而化之的门类下侦探情爱武侠江湖都更像中国化了的西方叙事。看李旦旦那版《西厢记》就发现这个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居然糅合进武侠与笑闹喜剧。电影《红粉骷髅》、小说《霍桑探案》大概都可以成为《狄仁杰》的1920版，而《霍桑》故事系列的作者程小青又是靠翻译《福尔摩斯》起家。
《狄仁杰》里无论人物造型还是布景设计都可见模仿别国痕迹，而唐朝本身历史定论的开放性又给了一个舞美天马行空的宽阔舞台，于是处处呈现出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本国。无论是大佛奇观还是皇宫美景又或白发黑衣的少年侦探，都出自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对历史的想象和异国化。对照20年代古装电影，借用一位苏格兰同学的话来说，“很难想象清朝覆灭不过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可是电影里的复古造型却如此大胆、充满丰富想象”。想起德龄公主曾用英文在舞台上扮演她所伺候过的慈禧太后以博殖民地观众一笑。这种对历史不留情面的剥削，将前半生毫无眷恋的去历史化并戏剧化的戏说，其实也是本国文艺作品的独特宝贵财富。原来人们印象中持旧守旧、有千年历史的本国文化，也常常是热爱拥抱各种舶来的奇思妙想、甚至是荒诞不经的。“国师”、裴东来，尤其是武后微服私访的日式洋装礼帽造型，就是放在20年代穿三点式的蜘蛛精、西装革履的侦探中间也是不输的。
此片的特效部分很窘迫，那些假模假式的大场面倒有几分早期中国电影在穷困之中不得已而为的捉襟见肘。不知如今这些不堪细究的特效是否依旧为资金与技术所限？华语电影百年，尚未摆脱筚路蓝缕时的困境。
打斗场面颇繁冗杂乱，已多为观者所诟病，有种过犹不及、用心太重又失去方向的笨拙。相比之下1927年的《西厢记》倒自有一种张弛有度、刻意控制与梳理的节奏感。武侠打斗与剪接的阵脚是如何乱的、从何时开始乱的，是另一个值得长篇大论的话题，暂且不表。
从电影本身的各个角度拆开看，《狄仁杰》是许多别国经验与对历史的想象集合，但融合这些元素的方式却是十分本国特色的，应与受西方影响的本国早期电影一脉相承。小女子愚见，总以为遭遇西方物质与小市民趣味后产生的鸳鸯蝴蝶、武侠侦探是比高调知识分子们的高屋建瓴更有群众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自然进化”。如果历史允许猜想的话，我愿意想象假如30年代不发生那么一场惊心动魄的变革，也许如今人们会在进化版的《剑雨》式市集上、茶楼里嗑着瓜子，在伙计搭着手巾送茶的穿梭身影之间，在热茶的雾气与“讲茶”的喧闹里观看徐克的《狄仁杰》，或是在类似“大世界”的综合型剧场里看完电影出来又钻到另一个厅去听鼓书《狄仁杰》。
可惜历史没有假如，徐克也成了一“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