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爵士，这位来自威尔士的传奇演员，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舞台和银幕上从事着伟大的表演工作，迄今为止斩获了一项奥斯卡、两项艾美奖和三项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BAFTA）奖，以及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的塞西尔·B·德米尔奖（Cecil B. DeMille Award）和英国电影学院奖终身成就奖（BAFTA Fellowship）等荣誉。在2020年1月于圣丹斯电影节首映的影片《父亲》（The Father）中，霍普金斯饰演一位陷入老年痴呆状态的同名男子。凭借在该片中的精彩表演，83岁的他第六次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您是在哪里长大的？您的父母当时是以什么为生？
我是在南威尔士泰佰克一个叫塔尔伯特港（Port Talbot）的地方长大。我的父亲是一位面包师。
我读到过您小时候的老师对您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贬义评价。
嗯，小时候我并不是很聪明。那时候的学校老师对孩子们都很不耐烦。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也令很多人惊讶，尤其是学校老师–我变得非常成功。我应该是最不受期待的一位。
我猜想，如果您当时选择未来从事职业的话，那应该会是音乐？
我没有成为音乐家的技术和耐心。我弹过钢琴，而且我弹得还不错，但在17岁时，我得到了威尔士皇家音乐和戏剧大学（Royal Welsh College of Music & Drama[1]学院在1949年创办时命名为卡迪夫音乐和戏剧学院（Cardiff College of Music and Drama））的奖学金。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个试镜广告，我就去申请了。我念了一段莎士比亚戏剧台词。天知道我是怎么得到奖学金的。我在1957年离开学院，在离开后的10年内，我一直在国家剧院和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2] … Continue reading）一起工作。
当你在奥利弗面前试镜时，你表演的正是他当时在表演的《奥赛罗》中的一幕。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无所畏惧。我站在那里，他问我：“那你准备做什么？” 我说：“来一段《奥赛罗》。” “你很有勇气，不是吗？”于是我就表演了。他说：“很好。我不认为我今晚会失眠，但你非常好。”几周后，我接到了加入国家剧院的电话。
您的电影处女作是1968年的《冬狮》（The Lion in Winter），与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演对手戏。
1967年，我接到彼得·奥图尔的电话，让我和凯瑟琳·赫本一起去试镜。当时我离开卡迪夫音乐和戏剧学院已经10年了，从1958年到60年期间，我一直在为国家剧院服务，然后我去了皇家学院。那是在那个十年里的前四年里。在之后的六年里，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之后您又回到剧院工作了几年。随后在1973年，您在国家剧院演出《麦克白》时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您在演出中途退出了剧团。
我只是无法适应了。我在想，“哦，该死的。”我不是一个好的团队成员。我总是独来独往，有点孤家寡人的感觉。当时我受够了我的这部作品。它有一个出色的导演，但是却有点野蛮。于是有一天，我说，“去你妈的”，就这样离开了。我被警告说我再也不会允许回去工作了。我记得那是一个美丽一月的早晨，我想，“我自由了。我再也不用工作了。”但没过几个月，我就和莱斯莉·卡伦（Leslie Caron）、本·戈扎那（Ben Gazzara）、丽·莱米克（Lee Remick）一起去了以色列，坐在骆驼上拍了一部名为《皇家法院第七审判室》（QB VII，1974）的精彩的ABC系列片。
您和理查德·阿滕伯勒（Richard Attenborough）合作过《青年时代的丘吉尔》（Young Winston，1972）、《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1977）、《魔鬼木偶》（Magic，1978）、《卓别林》（Chaplin，1992）和《影子大地》（Shadowlands，1993）。您觉得你们俩为什么会一拍即合？是不是因为他在成为导演之前也曾是一名演员？
我想是的。他非常善解人意，待人友好。而且他是一位出色的、值得信任的导演。
我听说他也想让您出演《甘地传》（Gandhi，1982）？
我觉得他疯了。我被这个想法困扰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我不得不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干不了这个。你看看我，我的身材就像一位橄榄球运动员。”当然最后他有了无与伦比的本·金斯利（Ben Kingsley）。
从《父亲》电影就可以看出，您对与年轻的新导演合作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您早期的一个例子就是和大卫·林奇（David Lynch）合作的《象人》（The Elephant Man，1980）。
大卫·林奇是个独特的天才，我想。他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导演方式。他经常拍摄很多镜头，而我其实一直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些什么。而《父亲》就简单多了，因为剧本写得非常好。佛罗莱恩·泽勒（Florian Zeller）创作了这一系列的戏剧–《父亲》、《母亲》和《儿子》–在纽约和各地上演。
从您放弃《麦克白》离开英国十年后，您才重新回到英国并一直呆到《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出现。
我当时就住在这里，渐渐地，我的事业开始枯竭。我得到了一个戴维·黑尔（David Hare）创作的《真理》（Pravda）的剧本，所以我想，“好吧，也许我会回到英国，并留在那里。” 我从来没有回去。我在美国已经呆了很多年了。1989年，我当时在表演《蝴蝶君》（M. Butterfly），我的经纪人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给你发了一个剧本，叫《沉默的羔羊》。” 我坐在我的更衣室里，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下午。我读了它，给他回电话说：“这是一个提议吗？”他说，“我还不确定。” 我说，“好吧，我不用再看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剧本。” 他说，“也许不是很大的部分。”我说，“我不在乎。” 后来他打电话说， “乔纳森·戴米（Jonathan Demme）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乔纳森过来看我的演出，之后几个星期内，我的合同就到期了，我去了纽约，在纽约的猎户座办影业的公室和朱迪·福斯特一起对台词。我知道如何扮演汉尼拔·莱克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就是知道。我记得我坐在圆桌办公室上朗读台词。周围的人对我的声音有了反应，他们惊叹到：“天啊！”
您因为这部电影的表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我没想到会得到这个奖。我的对手是尼克·诺特（Nick Nolte）、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和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当我赢的奖项时，我在想，“我的天啊，我甚至都没有准备致谢词。”
有人计算了一下，您在那部电影里只出现了21分钟，但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您的存在。
只有21分钟？我的天啊。我都不知道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事实。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能参演这个角色真是太好了。
然后是被您称为“我的职业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个角色”，在《尼克松》（Nixon，1995）中扮演理查德·尼克松。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所有的事情。他是一位美国总统，而我出生在威尔士。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是你能与之合作的最具挑战性的导演，因为他不会让你漏掉任何东西。首先我需要练好我的声音。我身边都是美国演员。我们做了很多阅读，然后詹姆斯·伍兹（James Woods）走过来对我说：“伟大的德国口音。”
在2018年的《两代教皇》（The Two Popes）中您与乔纳森·普雷斯（Jonathan Pryce）演对手戏，对教皇本尼迪克特的刻画和您之前所做的所有演出一样了不起。
乔纳森是非常容易合作。虽然他使用的表演方法和我截然不同，但我们在一起完美配合。我们一起开了很多玩笑。他在剧组电话联系单上排在第一位，所以他习惯叫我“二号”。我说，“是的，但我是二号爵士”。我们在一起有很多趣事。
您最近说，“有两个剧本对我有直接的影响。一个是《沉默的羔羊》，另一个是《父亲》。”为什么您认为《父亲》对您有很大影响呢？
它的剧本非常简洁直接。非常简单明了，这就是伟大的剧本创作的艺术。
您对未来有什么展望吗？
如果我们能尽快摆脱流行病的话，我还有好几部电影要拍了。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的。我只是喜欢工作。还有我喜欢从中得到欢笑。我也喜欢从中获得很多乐趣。伟大的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曾被问到：“你为什么要演电影？”他回答说，“当然比工作好。”
｜原文发表于《好莱坞报道》第2021年04月15日期 PP.16-17｜翻译：De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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