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南斯拉夫，天花疫情始于前往中东朝圣之后返回南斯拉夫的人。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疾病之一，在过去百年时间里，造成了大约五亿人死亡。同时，天花也是唯一被完全消灭的人类疾病，1980年被世卫组织认证为完全根除。
《另一个春天》（Another Spring，2022）完全由黑白档案片组成，按时间顺序详细而准确地追溯了该流行病在南斯拉夫从出现到被根除的过程。朝圣者从麦加和麦地那回来的路上，随兴地在巴格达停留并参观了著名的集市，回国时将病毒带到了欧洲。天花随后传播到贝尔格莱德，在疫苗被研发出来并产生群体免疫力之前，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南斯拉夫政府一开始的反应是缓慢的，但是后来加快了步伐，非常迅速地对其人口进行了疫苗接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全球团结一致地合作于科学研究和公平分配疫苗。
电影中所有的档案图像都被刻意放慢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的速度，包括可怕症状的特写镜头，所有对医生、护士和病人的采访。这样拉长延迟的电影体验变得更加直观，就像一部医学惊悚片。当时积极参与防控疫情的流行病专家佐兰·拉多万诺维奇（Zoran Radovanović）教授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口吻，在镜头外用声音讲述了他的经历，像一个老人迈入回忆的意识流里。电影中1972年的天花流行和我们2020年以来所经历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二者之间的比较和对照是不言而喻、令人惶惶不安的。《另一个春天》将观众浸淫在电影材料中，同时也通过历史回顾拉开观者与流行病的距离，得以从时间的远方用抽离的立场观察分析。既是阿波罗式的，也是狄奥尼式的——电影引发了身体感官真实的反应，也使我们能够同时进行理性的思考。
《另一个春天》在第56届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国际电影节的Proxima竞赛单元首映，由创作元的导演马拉登·科瓦切维奇（Mladen Kovačević）执导，他获奖的纪录片包括《圣诞快乐，义乌》（Merry Christmas, Yiwu，2020）、《4 Years in 10 Minutes》（2018）和《死亡之墙，以及一切》（Wall of Death, and All That，2016）。
《另一个春天》中所描述的七零年代南斯拉夫的疫情经历，包括检疫措施和疫苗接种，都是大家在过去两年中所共同经历的。这部电影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你是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前还是之后决定拍摄这部电影的？
我决定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不得不取消了另一部电影的拍摄，原来那部电影计划开始拍摄的时候，疫情开始蔓延。我2020年1月在鹿特丹首映了前面那一部电影，那是疫情在欧洲开始的前几个星期，原本的计划是在2020年春天开始拍摄新片。那部电影本来应该是在塞尔维亚和其他国家拍摄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疫情最开始是最艰难的时候，有隔离和旅行限制，所以我们很快意识到不可能按照原定计划拍摄，我的生活和其他人一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思考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我考虑使用电影档案，因为后制工作会更容易一些。疫情刚开始时，在塞尔维亚是非常严格的，甚至不清楚是否允许四处拍摄，所以我被这种情况启发，而拍摄了《另一个春天》，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灵感，对我来说也是新的尝试。我通常不做那种有明显目的的电影，因为我通常试图避免用这种说教和教导的方法来拍摄电影，但在这部电影里，我感觉到拍摄意图和电影与生活的相关性是很重要的。
拍摄的契机是从购买佐兰·拉多万诺维奇教授写的书开始的，书名叫《Variola Vera》，意思是“天花”，这本书是电影信息的主要来源。1972年的天花肆虐在南斯拉夫是普遍的公共知识，有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影也叫做《天花》（Variola Vera，1982），由戈兰·马克维奇（Goran Markovic）拍摄的。
这些档案资料是从哪里找到的？当时是谁拍摄了这些镜头呢？
有很多来源，主要的是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他们后来成为这部电影的联合制片人，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档案影片。他们提供的录像最棒的一点是，影片原本的电影胶片从来没有被转档到录像上，也完全没有数字化。在他们的书面数据库中有一些关于影片的描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存在，但是无法看到它们。因此，我们要求将他们的胶片转为数位影像，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些录像。也是第一次将录像转成数位档。
其他来源是塞尔维亚的新闻片、名为 “Zastava Film “的军事电影档案，以及科索沃电视台。科索沃电视台继承了普里什蒂纳电视台（Television Prishtina）的档案，后者是南斯拉夫电视台的一部分，一些最好的镜头实际上来自科索沃电视台。
我当时并不清楚我们会发现什么。大多数镜头，我其实不知道是谁拍摄的。大部分是为新闻拍摄的，但不是全部。其中有一些是由医生和军事摄影师为医疗档案所拍摄的，因为军队的医务人员经常处理这种流行病。
你找到的电影档案是否比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多更多？
没有多多少。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这些镜头中只有一定比例的镜头与这场流行病和疾病本身直接相关，其余的来自同一时期的影片，让我们得以构建这场流行病发生时的世界。我们可以将大多数的影片放慢了速度，通常为正常速度的三分之一。这个想法是在我们为影片录制旁白时产生的，我与佐兰·拉多万诺维奇教授在录音室谈了一个星期，录制了大约20个小时的关于当年流行病的声音记录，影片的叙述就是建立在他非常个人的回忆之上的，而放慢速度可以强调影片的基调，关于疫情开始开始时如何未被发现，如何危险和致命，如何在全国各地蔓延。档案资料最初其实并没有给人这样的印象，我们使用配音重新诠释和重建。
由于影片的速度被放慢了，我们使用的档案量比我们计划要使用的还要少，几乎比影片的真正长度少了三倍。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多少档案片可以使用，所以没有很多选择，重要的是要从中挑选合适的，并以符合影片内在逻辑的方式剪辑。一旦这种风格被确定下来，要尽可能精确地做到这一点还是很不容易的。
你是如何重构疫情发展的时间线呢？是根据佐兰·拉多万诺维奇教授的书吗？
并不是根据书中的时间线。这本书的风格很亲民，但也可以感觉到是专家写的，分为多个章节，与医学处理疾病的方式更加相关，书中也没有事件的时间顺序，而这部电影则是根据事件的实际年表和发展进程来推动的。这部电影的幸运之处在于，故事本身确实有这种类似于类型电影的结构；传染病来自于伊拉克的一个集市，然后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进入国内，在科索沃传播了整整一个月才被发现，然后在贝尔格莱德又传播了两个星期没有被发现。在这第一部分，国内没有人知道这个疾病的存在。电影里的主人公在当时不得不解开这个疾病的谜团，他们的思考方式像是警察的侦查程序。包括佐兰·拉多瓦诺维奇教授在内的几个人物开始参与其中，开始了对抗和消除疾病的挑战，变成了一部医学惊悚片。这种结构是非常有机的，是源于故事本身的。而电影就是要反映这种结构，而不强求戏剧化。我试图尽可能地忠实于这种有机的自然主义叙事风格。这就是为什么佐兰·拉多瓦诺维奇教授这样一种个人、私密的回忆风格如此重要。结构已经在那里了，重要的是不要失去它。
你是如何决定完全用档案资料拍摄这部影片的？
如何能包括其他种叙述呢？我对重新演绎类的纪录片并不感兴趣。这是我制作的第二部档案资料电影。第一部是《4 Years in 10 Minutes》（2018），那部电影更忠实于档案纪实或历史纪实的概念，叙事的所有元素都来自事件发生的同一时间。那部电影里我使用了当时的日记和录像。而在这部影片中，所有的镜头都来自1972年，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加入了画外音，转变了关于这些事件的观点。我故意让观众听到这个老人的回忆、这个讲述的角度，因为这些与这个独特的时刻相关联，如果放入更多其他的内容，比如采访或重演，我觉得会削弱观众这种直接的电影体验，而我试图做的，就是在我的电影中提供这种直接的体验，让观众以某种方式感觉到他们就在那里。所形成的观点或引发的论战应该与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相同，以激发辩论。电影本身并不具有论战性，而只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谁想要论战，都可以在看完电影后进行。
所以，这是佐兰·拉多万诺维奇教授的声音、他的记忆，以及与他的记忆相似的图像。我们的想法是，希望让叙事尽可能地精确，这些图像被稍微解构了。”实验性 “是一个很强烈的词，但这里的叙事确实有点非传统。介于在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电影体验。
你找到的这些档案资料原本的画质如何？看上去似乎相当一致。
这都是最近才从胶片上转录过来的，所有的档案机构都以类似的方式工作，所以会有类似的画质。尽管那些是专业机构，但是转录的方式并不是最专业的，而且速度非常快，所有并没有非常注重细节。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图像上有污垢。对于这部影片来说，这样的效果非常好，给影片带来了质感，更提醒我们，我们正在观看的是五十年前的影像。我们也混合了不同种类的电影胶片，有些是非常有颗粒感的黑白照片，有些是彩色的，很难解释为什么它们之间融合得如此之好，主要原因可能是它们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放慢的，不管实际的摄影如何，放慢的节奏强加在画面上，让它们看起来很均匀。
你在猴痘开始四处传播之前就拍了这部电影，是如何看待猴痘和你影片中的猴痘前身的对照关系的呢？
猴痘在几个月前才开始出现在新闻中，提醒着我们：疾病将永远存在。除了卫生和消毒之外，对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疫苗进行免疫。新的疾病总是会出现，科学家的责任是尽可能地开发出最好的疫苗。人类是永远无法摆脱疾病的困扰的。
猴痘是一种通常出现在非洲的疾病，在欧洲非常罕见，传播指数为0.8，意味着每个感染者会感染给不到一个人。这意味着，它自己就会慢慢消亡，这就是为什么猴痘没有在世界各地大范围地传播。而天花的感染者一个人可以感染三十至四十人。而现在，猴痘的传播速度超过了预期，它要么变异了，要么就是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亲密关系上。因为现在人们通过像Tinder这样的应用程序，更容易进入性接触。在欧洲其实很少有人死于猴痘，这并不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不能与天花这样的致命疾病相比。
影片的最后提到了是因为不同机构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才终止了天花的传播，你怎么看待当时得以终止传染病的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性？
想起来是真的很奇怪，因为那是一个冷战时代，但科学在当时却是凌驾在冷战之上，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做出决定，要消灭人类历史上过去和现在最致命的疾病之一，全世界合力花了10年时间才完全消灭这种疾病，而且也仍然是唯一通过人类努力所消灭的疾病，这是我拍摄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通常很害怕在电影里进行庞大论述，但是如果能够彰显出世界是有可能团结起来的，也是一件好事。有趣的是，提出根除天花的国家是俄罗斯，而其他国家都接受了，包括当时与俄罗斯为敌的美国。当时，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去了疫区，比如印度、非洲的部分地区，那里有更多的疾病，有更大的感染危险，我感觉，现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世界领导人和每个国家的科学领导人无法达到共识，也是因为现在的政治更多的是由收视率和公众意见来指导，而公共领域因互联网而变得范畴更大，外行的意见有很大的空间，这些意见有时比专家的意见要响亮得多。要克服这一切，在一条战线上与疾病作斗争，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新冠疫情期间，看起来很合理的想法是，如果我们都更快地接种疫苗，病毒变异、继续传播的机会就会少得多。要根除新冠病毒是不可能的，但是让它成为像季节性流感一样，是可能的。不过，疫苗在世界各地的分配是如此不平衡，疫苗的质量也参差不齐；非洲的一些地区从未得到疫苗，有些地区则使用最先进的疫苗。在这种环境下，病毒有很大的空间变异和传播，并不断地造成一波一波的疫情，我们现在生活在大流行病的第七或第八波中。尽管如此，目前仍然不存在解决方案，也许在秋天会有新的疫苗，会有助于解决变异问题，关于新冠病毒，我们仍然不像是有个全球战线，因为每个国家都在做他们个别认为最合理的事情；瑞典试图群体免疫；中国采取严格的隔离政策；一些人使用辉瑞公司的疫苗，另一些人使用其他疫苗。看来，这并不奏效。
您的影片让人觉得历史在重演，您是否觉得回顾过去是反思现在的必要方法？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我正在写下一步剧情片的剧本，会更关注这个主题。我不知道历史能有多大帮助，这是我新的思考观点。是的，有些事情会重复发生，比如疾病。有了大量的人口和旅行，疾病就会传播。即使在从前，像瘟疫时期那样，没有多少旅行的机会，疾病也会传播。重要的是投资那些可以帮助人们的事，也就是科学。如果没有反疫苗运动，还有三、四种疾病其实可以在过去十年里被根除。我所说的 “反疫苗运动”，并不是指西方那些有某种阴谋论的人；有的人对不接种疫苗有比较理性的想法，也有的人是出于宗教原因。
历史是关于吸取教训的，当人们想到历史时，他们想到的通常是一段任意决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因为这个和那个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通常会把所发生的一切归罪在一个人身上，好像就这么简单。然后，历史总是关于一些重大决定，例如好人和坏人的战斗，当你在历史书中长大时，你会想成为好人。我认为世界各地的男人都在阅读这种虚假的、伪造的历史、关于战争的故事，把战争描绘成关于英雄主义、荣誉、牺牲和男子汉。所以，当生活中出现这样的时刻时，就轮到你牺牲自己，成为光荣的人。事实是，战争不是这样的，战争即地狱，战争开始时，没有好人或坏人。没有人可以从战争中无辜地回来。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尤其是女性历史学家，他们说，关于战争没有可信的或真实的来源，唯一来源是一些士兵写给家庭成员和亲人的信件，这些信当然会对他们实际经历的事情给出某种转移性的图像，他们总是回到这种荣誉、英雄主义和牺牲的想法上。根据这些女性历史学家的说法，即使是士兵的日记，士兵撰写的时候也意识到当他们死后，这些日记会落到负责审查的军官手中，因为它们可能包含军事秘密或影响士气。士兵们不愿意对家人分享他们所经历的恐怖，因此，与战争有关的历史是由战争迷所写的，那些历史学家是战争的崇拜者，他们相信所有这些荣誉的想法。阅读历史会使你处于想要做同样事情的位置。
我一生都认为，我们没有学习足够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重复错误。然后我现在开始想象，如果人们不读历史，不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冲突，或者关于土耳其征服这个或那个的历史，如果所有的历史都是空白，我们只是互相见面，尽可能地学习对方的文化，也许会更好。历史是假的，历史是虚构的。人类生活在这种连续性中，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划分，这种分裂只会带来更多的冲突。你不会在历史书中读到很多关于根除天花的内容，那不是历史书的一部分，因为历史书是关于战斗和人们的死亡。
你的纪录片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中国的义乌到体操运动员，从滑稽的语气到严峻的基调。你是如何选择你的项目的？
我有一种感觉，我是从电影出发的，而不是从主题开始。比如说义乌，我有这样的想法，要拍一部关于中国工人的私密生活的电影，这是随着不同年代在不断变化的，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工作。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你只能找到老工人，年轻人知道他们会有其他机会，不会在那里呆很久。我想关注他们的私生活；当他们在工厂时，他们关心什么？通常他们不怎么关心货物的生产，但他们关心的是被爱、分手、被父母催促做事，我知道这是我想拍的电影。对我个人来说，这并不是一部关于一个有600家生产圣诞装饰品的工厂的城市的电影。对我来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工厂工人的亲密生活，所以把电影放在工厂的环境中是很好的，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都适合这种自然主义的电影制作。我不想要单一的人物，而想聚焦群体。我希望他们能分享他们的亲密时刻。一开始就是这样，我选择了义乌，因为我知道我们西方人与圣诞节有特殊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将这些工厂视为亲密的地方，而不仅仅是生产的工厂。我希望把这种与圣诞节有关的亲密关系投射到我正在制作的影片中。
我总是从我想拍的电影开始，至于话题、主题、想法，几乎感觉像是一些肮脏的词汇，我们需要好好定义以便为电影获得资金。对我来说，电影都是关于体验；在义乌，你应该感觉到你在那里，遇到了这些人，呆在这个工厂里，没有任何特别的目的。然后在你从义乌回家的路上，你会想到他们。这就是我努力要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