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七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逐渐与一个鲜明的命题联系在一起。无论他扮演的是铁面无私的侦探、平淡无奇的飞行员，还是老练的拳击教练，他都提出一个观点，即维护一个体系——法律、机制、道德——有时需要超越其正常界限。他最具典型性的英雄，时而正义凛然，时而悲壮矛盾，但他们始终相信，当法律不可避免地失效时，必须采取非常规的、有时是耸人听闻的措施。
这种信念导致伊斯特伍德遭到自由派评论家和基督教游说团体的谴责。《纽约客》杂志的宝琳·凯尔（Pauline Kael）曾斥责《辣手神探》(Dirty Harry，1971) 中的“法西斯中世纪主义”，在这部电影中，伊斯特伍德扮演了一名警察，为了营救一个被绑架的女孩，他折磨了一名嫌疑人，而不是念出他的权利。大约三十年后，基督教电影和电视委员会主席泰德·贝尔（Ted Baehr）称《百万美元宝贝》(Million Dollar Baby，2004) 是一部“新纳粹电影”，伊斯特伍德在这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无奈地让一位四肢瘫痪的朋友安乐死。
94岁的伊斯特伍德，是好莱坞最受尊敬的人物，是一位完美的杰出人物，他的下一部电影（《二号陪审员》［Juror No. 2，2024］）预计将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对他作品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影评人对他的优点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许他们意识到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再看到像这位牛仔导演那样完美的美国形象了，他曾经担任滨海卡梅尔市（Carmel-by-the-Sea）的市长，并在 2012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以“电影商人”自居，而实际上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明星之一。
伊斯特伍德的长期成功证明了经典美国信仰模式的持久力量。伊斯特伍德的作品彰显了独立的判断力，对教条主义的主张和机构权威不屑一顾。正是这一点让他的作品如此美国化——也偶尔让人不安。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出生于 1930 年的旧金山，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荷兰裔爱尔兰人。他们经常搬家，克林特会陪着母亲去他们当时住所附近任何一个新教教堂，但他的父亲从不参加。有一个星期天，克林特问父亲他为什么从不去教堂，老伊斯特伍德回答说：“那是我唯一休息的日子。” 当克林特指出那也是他唯一休息的日子时，父亲说：“那就别去。”
高中期间和毕业之后，伊斯特伍德做过各种蓝领工作：打包干草、砍伐木材、扑灭森林火灾、在钢铁厂看管高炉。这些经历让伊斯特伍德对他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希克尔（Richard Schickel）说，对“从事类似工作的人非常有感情”。他后来扮演了一系列工薪阶层英雄，他们崇尚能力胜过专业知识，重视决策胜过犹豫不决。
伊斯特伍德最具标志性的英雄“辣手神探哈里·卡拉汉”，正是这些实用价值观的体现。他不但与城市街道上的犯罪分子作斗争，而且还与那些占据高位、却软弱无力、逃避责任的专业人士作斗争，他们占据着城市的高级办公室，被伊斯特伍德称为“官僚腐败和效率低下的世界”。
在第一部《辣手神探》电影中，这位英雄的调查方法遭到了伯克利法学院的一位上诉法官的谴责。这位法官指责卡拉汉违反了嫌疑人的权利，“违反了第四修正案、第五修正案，可能还违反了第六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卡拉汉认为这些宪法上的细枝末节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那么安·玛丽·迪肯的权利呢？她被强奸了，被装进一个箱子里等死，谁为她说话？”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它体现了伊斯特伍德的信念：大型机构往往对他们表面上保护的人漠不关心，法律的正常运作在危机时刻可能鞭长莫及的，而现场具有果断性的个人比教授的理论或委员会的商讨更值得信赖。
同样的价值观也体现在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辣手神探》由唐·西格尔（Don Siegel）执导，这位经验丰富的导演与伊斯特伍德合作拍摄了五部电影，包括紧张刺激的《逃出亚卡拉》(Escape from Alcatraz，1979)。导演和主演在电影制作应该以一种务实的方式进行的共同观点上达成了一致，就像任何其他工作一样。当一位参观片场的访客问西格尔为什么一个镜头只拍摄一次时，伊斯特伍德回答说：“因为他知道他喜欢什么。”
伊斯特伍德在执导自己的电影时也遵循了类似的方法，他经常满足于只拍摄一次。这种做法符合他更倾向于不加修饰的即兴表演，而不是精心考虑的台词演绎。这也帮助他降低了预算——考虑到伊斯特伍德在 1967 年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马尔帕索（Malpaso），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个公司让他能够享受他的角色所珍视的独立性。他在不受制片厂高层干扰的情况下，自己出演、导演和制作影片。
伊斯特伍德对自由主义情感主义的抵制和对官僚机构的厌恶，导致保守派人士称赞他的作品，也高估了他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共识。
1984 年，《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伊斯特伍德的文章，电影评论家理查德·格里尼尔（Richard Grenier）将“许多左翼人士极不情愿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即使是自卫”的观点与自由派反对对罪犯“严厉惩罚”联系在一起。他继续说道，伊斯特伍德的电影表明，这位明星“从未对为正义而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产生过丝毫怀疑”。
十年后，格里尼尔在同一杂志上撰文指出，他认为伊斯特伍德在某些方面已经屈服于政治正确。他抱怨的一点是，伊斯特伍德在《火线狙击》(In the Line of Fire，1993) 中的角色对一名中情局特工说了一些侮辱性的话：“你现在在做什么？为反政府武装走私可卡因？为伊朗提供武器？”
但伊斯特伍德并没有改变。他对大型机构的怀疑，一直不仅仅针对那些由自由派律师组成的机构，也针对警察、军队和情报机构。《紧急搜捕令》(Magnum Force，1973) 和《战书》(The Gauntlet，1977) 中都以警察渎职为主要主题。《勇闯雷霆峰》(The Eiger Sanction，1975)，一部充满讽刺意味的间谍惊悚片，将美国描绘成与他们匿名对手一样糟糕。《西部执法者》(The Outlaw Josey Wales，1976)是伊斯特伍德最棒的电影之一，该片将身穿制服的人描绘成恶棍，除非他们不听命令。
并非只有保守派人士认为伊斯特伍德变了，主流电影评论家开始赞扬伊斯特伍德打破了自己的神话，在《不可饶恕》(Unforgiven，1992) 这样的成熟作品中，批判了《辣手神探》中的义警主义。
但这里也犯了一个错误。虽然《不可饶恕》将私刑执法类型的人物描绘成一个悲剧人物，但它并没有否认他的手段，也没有暗示这些手段是多余的。伊斯特伍德扮演的致命杀手威廉·莫尼（Will Munn），在电影的结尾发誓，如果他们不尊重那些被鄙视的人，他将对这座小镇进行进一步的报复：“你们最好不要再招惹妓女，否则我会回来杀了你们这帮杂种。”
伊斯特伍德最著名的后期电影之一《百万美元宝贝》（2004 年）重复了《肮脏哈里》的基本论点。伊斯特伍德扮演的老练拳击教练弗兰基·邓恩（Frankie Dunn）与女儿疏远了，并在有抱负的拳击手玛姬·菲茨杰拉德（Maggie Fitzgerald，希拉里·斯万克［Hilary Swank］饰）身上找到了依托。在玛姬遭受了一次严重伤害，导致她从颈部以下瘫痪，并依赖呼吸机后，她恳求邓恩帮助她自杀。
邓恩是一名天主教徒，每天都要做弥撒，他与一位神父讨论了这件事。他觉得自己很自私，因为他想让他的朋友在痛苦中活下去：“我只是想让她陪着我。我发誓，上帝，这是……这是在犯罪。我让她活着，就是在杀她。”神父敦促他把玛姬交到上帝手中，但邓恩拒绝了。“她不是在寻求上帝的帮助，”他回答说，“她是在寻求我的帮助。”伊斯特伍德的角色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并不感到欣慰。在安乐死朋友之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现场平静地度过余生。他突然离开了——就像伊斯特伍德长期以来扮演的私刑执法者角色一样。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道德秩序的范围，他再也无法置身于道德秩序之中。
伊斯特伍德的电影因其对残疾的倾向性刻画而受到批评。玛姬被描绘成患上了可怕的褥疮，需要截肢，而即使是最基本的护理能力也极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虽然影片中的玛吉患有最严重的抑郁症，但却从未向她提供过精神病治疗。
伊斯特伍德有时是否夸大了法律、道德、机制等系统的不可操作性？对这个问题的有趣答案，可以从伊斯特伍德关于“哈德逊河奇迹”的电影《萨利机长》（Sully，2016）中找到。在这部电影中，切斯利·萨伦伯格（Chesley Sullenberger ）机长在飞机撞到鸟群后，成功地在哈德逊河上进行了水降落。伊斯特伍德的电影将这次降落，展现为萨伦伯格个人天才和无视既定规程的意愿的成果。“如果他遵守了那些该死的规定，我们所有人都死了。”
电影里的这种观点和当时对这次事件的大量报道，都忽略了飞机的数字“电传操纵”（“fly-by-wire”）系统，以及萨伦伯格精湛的驾驶技术所起的作用。A320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飞行员的争议，因为它采用了减少了飞行员的自主权的先进的控制系统。在关于这次降落的书籍中，记者威廉·兰格维舍（William Langewiesche）将 A320 描述为“世界上第一架半机器人客机”。正如兰格维舍所报道的那样，在哈德逊河降落的最后几秒钟，A320 的计算机介入，并“轻轻地压低机头，保持机翼飞行”。
与伊斯特伍德在《萨利机长》中所描绘的景象相反，“哈德逊河奇迹”是人机协作、个人与体系之间成功协调的结果。虽然看起来很没有个性，但 A320 的制导系统本身也是天才人物的杰作。负责 A320 研发的法国工程师和飞行员伯纳德·齐格勒（Bernard Ziegler）将他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空中客车的牛仔们》（Les Cow-boys d’Airbus）。
伊斯特伍德电影和它们所表达文化本能的局限性之一，是它们无法看到个人的能动性如何能够存在于更大的体系中并通过这种更大的体系来表达。伊斯特伍德是一位诚实的艺术家，他足以表明与这些体系对抗的行为具有多么大的破坏性。他认识到自己严峻信念的局限性，即人道主义的行为迟早会导致违反某些规范。但他无法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即使是对最高法律的服从也与人类自由完全一致。这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悲剧。
｜原文发表于《First Things》杂志2024年10月刊 P26-31，原文题目为：“Clint Eastwood’s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