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的《神圣无花果的种子》(The Seed of the Sacred Fig)里的伊朗法官在德黑兰妇女抗议运动期间,同时身为政府官员、丈夫和两个女儿的父亲,他的不同角色和立场之间产生了剧烈冲突。当他的枪不翼而飞时,疑虑和猜忌在家庭内部四处蔓延,与外面逐渐升级的紧张局势形成呼应。影片融合了真实的社交媒体片段,记录了现实生活中街头的真实情景,既是社会的缩影,也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隐喻——在一个被种种无情压迫所困住的社会里是很难找到出口的。
自戛纳电影节首映以来,《神圣无花果的种子》获得评审团特别奖和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随后在洛迦诺、卢森堡和维也纳等多个电影节展映。卢森堡城市电影节以其华丽的评委阵容著称,今年的评审团主席就是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在卢森堡电影节期间拉索罗夫镇定、沉稳、深刻地思考他流亡异国他乡的心情、他的电影代表德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的经历、他在德国的生活,以及伊朗不同世代间视角的转变。

陈韵华(以下简称CYH):《神圣无花果的种子》自戛纳到洛迦诺再到卢森堡,经历了一段神奇的旅程。您对影片迄今为止的经历有何感受?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以下简称:MR):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年前,我们还在拍摄的过程中,一切都尚未完成。回过头来看,影片不仅诞生了,还经历了如此非凡的旅程,这种感觉令人惊叹。这一切都得益于一群出色团队成员的奉献,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完成工作的。
拍摄过程中,我们非常怀疑影片是否有机会面世、我们是否真的能实现目标。因此,如今看到影片完成,并且旅程仍在继续,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现在,我觉得是时候考虑新的电影了。
CYH:过去一年您本人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一个国家内部观察者变成了外部观察者。这种转变是否影响了您对社会和自身电影的看法?
MR:我经常自问,如何能继续与自己创作过的电影、与那个曾一直给我灵感的环境保持联系。我的电影和创作始终植根于我周围的环境、我生活的地方的人群,以及我所观察到的事物。我从未有过其他的灵感来源或兴趣中心。
现在,我思考如何才能维系这种关系。如果无法保持原有的联系,我该如何与新的环境产生联系?对我而言,这些问题都是持续的挑战,让我情绪复杂。一方面,这样的视角转变令人兴奋并富有创造力;但另一方面,我也常常感到自己像是从小池塘跃入广阔海洋的鱼,这种过渡必然伴随着困难。

CYH:甚至在您离开伊朗之前,就已经在电影里结合街头抗议的社交媒体影像了,当时您人在狱中。远程工作或远距离观察对您的电影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MR:与其说这是限制,不如说它给了我发现新方法、新解决方案和新创意表达手段的机会。不仅仅是艺术,生活本身就是面对新挑战、克服困难,以及寻找解决和应对这些问题的新方法。关键在于将新的障碍与新的应对方法连接起来。
CYH:您的电影经常关注身处庞大官僚和压迫体系中普通个体所做出的选择。您如何看待个体决策的重要性?
MR:当你成长于一个压迫性的体系中,这种体系不断干涉你生活的每个层面,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首要问题甚至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个体责任。你如何抵抗这种体系对每个人的强大吸引力?如何避免成为它的一部分或与之合作,哪怕是不自觉地?如何从这种体系中挣脱出来?
在这样体系中成长过的人,即使离开了原先的国家,也无法立即摆脱这种斗争。这种挣扎会铭刻在你的心灵,塑造你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无论你身处何地。因此,我现在的新挑战不仅是身体上的自由,更是思想上的自由——从这种体系所施加的心理约束中挣脱。但我知道这需要时间。

CYH:《神圣无花果的种子》被德国选送参与奥斯卡时,在德国媒体上引起了许多讨论,对此我很好奇您的看法:我们如何定义国家电影,尤其当一部电影跨越边界时?
MR:这对我来说也很有趣。一个完全发生在伊朗、深刻反映一个伊朗家庭现实的故事,如何被归类为德国电影,这让我反思自己的处境。作为一名专注于伊朗题材的伊朗艺术家,我现在持德国旅行证件跨越国界。我在影片和自己当时的命运之间看到了有趣的平行关系。我意识到真正重要的是电影的内核——不是片中使用的语言,也不是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而是人类的经验、情感、挣扎与痛苦,以及电影语言如何传达这些普世情感与对人类处境的理解。因此,文化和艺术也能够像我们一样跨越边界。
CYH:《神圣无花果的种子》使用了一些社交媒体片段。作为电影导演,您通过摄影机控制视角,而社交媒体片段则呈现了众多不同视角。您如何看待社交媒体在当今电影创作中的作用?
MR:电影的核心是通过影像讲述故事。这些影像如何被建构和构想,在一个压迫性的体系下尤为重要,这种体系会严格限定表达的界限。推动叙事的部分原因也在于追求突破界限、质疑施加于你身上的限制,并宣示你的艺术自由。因此,所有影像的价值——尤其来自社交网络的影像——都与电影创作时的具体环境密切相关。如果影片是在不同条件下诞生的,它就会截然不同。
CYH:您的电影探讨了世代冲突,里面可以看到年轻的观点挑战了既有的观念,您如何观察年轻一代?
MR:我认为代际鸿沟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自人类存在以来就一直存在于世代之间,产生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或距离。但如今,不仅在伊朗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新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加速并强化了这种代际距离。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我们曾经用磁带听音乐,用胶片拍摄电影,用录像带观看电影。曾经基础的工具如今对他们几乎是陌生的。世界发展迅速,代际差距拉大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过去需要二三十年才出现的代沟,现在五年就可能形成。
但伊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极端压制且封闭的社会。提供给民众的叙述被严格控制,完全通过国家媒体垄断对现实的描述,向民众灌输唯一的官方叙事。老一代仅接触官方叙述,因此接受了这种现实。但年轻一代拥有社交媒体,与外界相连,因此突然开始质疑这种叙事。官方叙述与年轻一代看到的现实之间出现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