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戛纳电影节媒体资料
翻译：张昱颖（cinephilia翻译小组）
您跟西恩•潘是怎么认识的？这部影片的想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在2008年戛纳电影节闭幕当晚上遇见西恩•潘。那年他是电影节评审团的主席，我凭借《大牌明星》拿到了那一届的评审团奖。他对我的电影的很是称赞。这使我觉得，也许我也能和他合作拍片。结果这种想法居然成了现实，我像是做了一场美国梦。
电影中的两大主题：塑造一个消沉的摇滚明星与寻找一个年迈的纳粹分子，这些又是受到了什么启发呢？
我认为，每一部电影都要不断地去寻找那些未知的神秘，与其说是寻找答案，不如说是保持对于问题的思考。
在构思这部电影时，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那些曾经的纳粹罪犯，生活在世界某个阴暗角落的战犯们到底过着怎样神秘的不为人知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是些脾气平和、温柔敦厚的老人，然而他们过去却犯下了滔天罪行：种族灭绝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要找这类人，就得追寻，就得有一个追寻者。而这时候电影就要有另一种元素，我本能的认为需要在影片中加入反讽的意味。为实现这一点，我和Umberto Contarello认为用惯常的纳粹追踪者的想法行不通，就塑造了一个与侦探完全对立的形象：懒散，过气的摇滚明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又倍感无聊，是那种看起来最不可能横穿美国去疯狂寻找一个可能已经死了的纳粹分子的人。大屠杀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悲剧中的悲剧，轻浮庸俗（某种定义上）的流行乐算是它的对立面，电影主人公就是这个轻浮庸俗文化的捍卫者，种种元素糅合在一起，看似有些危险，但我觉得会很有趣。因为只有一个故事有失败的危险时，它才有鲜活的可能。但愿我没有失败。
我们来谈谈夏安这个角色吧，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夏安非常的孩子气，但也不是变化无常。像很多成年人会保留童年时代的印迹，夏安有孩子无忧无虑、纯真动人的一面。因一次心灵创伤而提前退出乐坛，后来过着十分乏味无趣的生活，徘徊在无聊与轻度的消沉中。他是个游魂，而对于游荡的人来说，嘲讽与轻浮是最合适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别人对他的看法。夏安很真诚，有机智，能带给人欢乐。当电影中的他以一种天真轻率的口吻说到“生活中处处充满美好”时，人们几乎都要相信他了，因为这是一个小男孩说的，在内心深处我们还认为童言无忌，这话说得也能抚慰人心。
您为何觉得要讲一个大屠杀的故事呢？
说我拍的这个电影是关于大屠杀，这太夸张了。这部电影以当下为背景，它只是通过捕捉那些敏锐的闪光、若有若无的直觉与推断来勾勒大屠杀这个人类的终极悲剧。当然，在叙述当下时，我的确用了大屠杀的背景。我尝试着从一个不同的新角度去叙述故事。但电影聚焦的是另一个关键元素 — 父子关系的缺失，当然，有这种形式的“缺失”就有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您为何会选择“夏安”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摇滚。我想找一个逼真的名字，然后想到了摇滚史上非常独特的名字 — “苏西与女妖”（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于是把名字稍作改变，就有了“夏安与同类们”（Cheyenne and the fellows）。
西恩•潘怎么看这个电影剧本？
我把剧本给西恩•潘之后，觉得要等几个月他才会给我明确答复。有谣传说西恩•潘每个月大概会收到四十多个剧本，是真是假我也没证实过。把剧本给他之后，我就开始想些别的能奏效的点子，因为坦白说，在美国找个奥斯卡影帝来拍独立电影，这一想法太疯狂，不太现实。
然而，24小时之后，西恩•潘给我留了言。我第一反应是“这肯定是个恶作剧”，一般人都会有这种反应。我的制片人朋友尼古拉•朱利亚诺就很喜欢开这种玩笑，而且模仿得特别像。但是这次我猜错了。半夜的时候我和西恩•潘通电话，他告诉我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剧本，并揶揄到唯一担心的是戏中他得跳舞。对我来讲，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一个月后，我还有编剧、制片人去了三藩市，见到西恩•潘。那晚我们相谈甚欢，他会在聊天时转换话题引导谈话，还跟我说了好多关于如何出演这一角色的想法。这证实了我的观点：好演员对于角色的把握经常比导演或是编剧更为透彻。
西恩•潘对这部影片有什么影响吗？
西恩•潘正是导演心目中的演员：完全尊重导演的想法，也有为角色增色的天赋，发挥自我才干使角色更贴近真实，也更有质感。老实说，我就算花一辈子琢磨这些，也不会达到他的高度。
我和电影摄影师Luca Bigazzi不仅惊叹他天赋异禀，更惊讶于他细致精准的拿捏态度。在拍每个镜头之前，我和Luca都有很多细节要告诉他，但其实都无需赘言，他自己完全可以细致入微地把握每一个手势、表情、动作，自行解决一些在所难免的问题。
我们来聊聊夏安夸张的造型吧，他的口红、妆容、发型，还有全黑的行头。
这个形象受到The Cure乐队主唱罗伯特•史密斯的启发。我小的时候看过几次The Cure乐队的演出。三年前，我又去见他们，而现在已经五十岁的罗伯特•史密斯和他二十岁年轻时看起来完全一样。我很震惊，褒义的震惊。
近距离看他，在后台看他，我顿时理解了一个人可以有着如此动人的矛盾美。五十多岁的他仍然有着少年的精神面貌，一点都不可悲。正是这些电影中、生活中的例外，让我感到奇迹的力量。几个月之后，我又见证了一次不寻常，当时我人在纽约，炎热的七月天，西恩•潘第一次试妆，第一次试穿戏服。小的奇迹发生了，我静静地看着西恩•潘先是涂了口红，然后上睫毛膏，穿上戏服，最后自然而然地模仿起剧中人的走路姿态，西恩•潘变身为另一个人：夏安。
您如何看待简与夏安之间的关系？
我得承认这其中有潜在涵义，挪用点我与妻子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男性暧昧多义由女性的不懈坚持来弥补。女人的用心经营使得生活能够波澜无惊地继续下去。我和Umberto Contarello尝试着在一种讽刺的语境下抽取这种对比，这种抽象与具象的对比。西恩•潘与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的关系有点喜剧性，这也是我们最初的设定，他们与生俱来有着能把人逗乐的天赋。
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同意出演简这个角色，我觉得很荣幸。为了说服她，我写信告诉她，如果她拒演，我将会修改剧本，把夏安改为一个单身汉或者一个鳏夫。我说的是实话，除了她，我想不到还能有扮演这个角色。我见到弗兰西斯时，就觉得她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睿智，反应快，幽默风趣。
电影中有些情节的发生地是都柏林，玛丽也在夏安的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吧。
玛丽是夏安的一个年轻朋友，同时也是歌迷，有着自己的伤痕，夏安尽其所能的帮她疗伤。但最后，尽管她很年轻，她却是那个能缓解夏安伤痛的人。我发现这种角色的逆转很有意思。
我让伊芙•休森出演这个角色，伊芙•休森年轻但也很成熟，是名前途无量的爱尔兰女演员。之前我真的很惊讶，小小年纪的她思想居然能够如此成熟。而成熟这一品质，我想对于作为演员的她而言，将会是一大笔财富。
是什么让您决定在都柏林拍电影？
非常简单，都柏林美丽又忧郁，这两种特质的结合能给电影增添很多魅力。
那您为什么要在美国拍电影？
厚脸皮的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美国电影里的一些标志性地点，比如纽约、美国的沙漠、加油站、有着长柜台的酒吧还有遥远的地平线，正是这些一直吸引着我，让我热爱电影。
美国的这些地方像一个梦，尽管你身处其中，它们并不会变得更真实反而更像梦境。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就像人难以置信地漂浮在现实之中。
您创造了一个怎样的美国影像呢？
其实当你不太了解一件事时，相信你所看见的画面是件挺危险的事儿。就算我也去过几次内陆地区，但是我对于美国的了解还是基于一个旅游者身份。但是我有一个托词，我是跟着主角¬ — 夏安旅行的，他是一个30年没回过美国的人。我俩都是旅行者的过客身份，尽管我们有套票 — 能随时往返。而且我们探寻的世界已被人描述过无数次，它是如此的难以捉摸又变化多端。
您之前就认识哈利•戴恩•斯坦通跟贾德•赫希么?
哈利•戴恩•斯坦通是我的电影偶像之一。这部片子中我可以考虑找美国演员合作，所以他是我第一批约请见面的人之一。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真是即来劲又精彩。我们一直没有讲话。我紧张得要命，而他非常放松，像见熟人一样。然后他突然说：“我挺高兴，因为你就算问我什么我也没啥答案。”我觉得我得说些什么话，就冒昧地说：“别老自问，这点蛮重要。”之后又是一片沉默，再后来我就告辞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的一个助手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给哈利•戴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就在那一刻，我感觉这就像一个好剧本里的情节一样。
至于另一方面，西恩•潘建议我考虑让贾德•赫希来出演摩迪卡•米德勒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很难把握。但我一见到贾德，这个疑虑就消失了。他是个很优秀的演员，而且性格中同时有着敏感和执拗，不用怎么费力气演就很符合剧中人的角色。
观众是否可以从这部片子的艺术风格与美学上追溯到您之前的片子呢？
这点不该由我来做评论。我希望在拍这部影片时也坚守着我的原则，那就是运用尽可能简洁但又不失美感的调度去刻画剧中人物。
影片的音乐元素也很重要，您是如何选择的？
就像那些青春文学写者所说的，我听从内心选择电影音乐。这是玩笑话，但事实的确如此。就像我原来一样，我觉得不需要给音乐找什么理由。我想重拾当年迷恋摇滚乐时澎湃的激情，当年比我年长九岁的哥哥向我开启了摇滚乐的大门，那段日子我如痴如狂的研究着摇滚乐，尤其是Talking Heads乐队和作曲者大卫•拜恩。为此，我还斗胆问了大卫•拜恩三件事：一是能不能用《This Must Be the Place》作片名和主题曲，二是他能不能为电影写配乐，三是他是否在影片中扮演自己。然后你猜怎么着，这三件事儿大卫都同意了！
这部影片有没有什么灵感来源呢？
我想，从无意识的角度说，灵感来源有很多方面。但要从有意识的角度说，我得承认，我经常会想起大卫•林奇的杰作《史崔特先生的故事》。
您觉得观众会有什么反响？
我也是观众之一，我对影片的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