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张献民老师贴出了他的雄文《致M》（http://www.cinephilia.net/archives/17886 ），洋洋洒洒，有理有据。
然而，《致M》是一篇“过时”的大作，它本应该在2011年底就发布。文章内容大致围绕2011年的中国独立影像展（CIFF）而展开，此处的M并不是指我，而是magasa以及围绕在迷影网（cinephilia）的影评人们。
2011年底，magasa在《南都周刊》上发表了对CIFF的评论，张老师对其观点不甚满意，二人邮件往来，故而有了这篇文章。
如今已是2013年，宋庄、南京和昆明等地的独立影展悉数被喊停，围绕《致M》的话题似乎不再能引发围观者的兴趣。就像如今人人谈论电影，但比起以前，独立电影的踪迹更难寻觅，同时也失去了评论的阵地。
回想十一年前，2002年，我刚读完中学，张老师已经用《电影就是政治》教育了后窗看电影的一堆后生（知名影评人顾小白、Liar等等）。有人出走，有人改行。那时，张老师的魅力值好似电影学院第一，后来到《夏宫》时依然春风满面。而如今，梅峰等人似乎已经迎头追上。
十一年过去了，我依然坚信张老师当年的振聋发聩，一度顺来引用。因为至少在中国，电影与政治有脱离不开的干系；我也一度笔误，把王超的电影扣在了王小帅的头上，或许只是因为，我总觉得王超的作品是烂片。
不想沉醉的张老师想引发一场与“坏家伙”（好家伙）的全面战争，但如今的电影评论环境是笑贫不笑枪。这边动静闹得再大，还不如那边一个骗转发。
作为《致M》文中附带被点名的对象之一，这里引言如下：
「“木卫2先生也不大在意文体和“聚焦”某类评论对象（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他对任何作品都有兴趣，这根本非人类嘛，不过他已经点明他从哪里来的了）……”」
我当然会认为，这是调侃。
但话从哪里说起，其实，就跟“木卫二”这个笔名的来历一样，很多事情包括写上影评这件事都是机缘巧合。包括好大帅等朋友在内应该知道，我的口味偏好一直是亚洲电影，尤其是日韩以及台湾电影。但如果只写这些领域的电影，再赶上流行感冒一般的钓鱼岛，我想，我真要去喝西北风了。
最早，我接了南都的欧洲电影专栏（Europa=欧罗巴=木卫二），必须承认，头几年的写作是非常痛苦的。譬如直到今天，我也无法把一部电影完美地消化成千字文。而且，当时我还接了电影新闻编译，写没看过的新片梗概（你们都知道电影杂志上的新片速递是怎么来了吧），硬着头皮的事情有很多。
一般人总是想，看看碟、写写评，那不要太轻松。可实际上，这种情况大概只会发生在十年前。
我有过一段随心所欲的短暂阶段，那是2008年下半年给网易电影供稿，可以随便写一些没人看的老片，像《薄荷糖》和《红柿子》，谭家明或锡兰。但后来，这样的合作方式很快宣告终结。
如今，对一个电影版面的编辑来说，他们的优先级别是提前看到院线片、正在上映的院线片以及产业和票房现象。
所以最近这一两年，我陷入了奇怪的困境，这些疑问在前几篇日记已经写过，此处不表。
对常年码字的人来说，写东西是不难，但如果算上看一场电影的时间成本，那也是实打实的成本。不久前看一部院线片，我算了一下，来回花了四小时，跟坐了一下午的班并无区别。
如果针对这个困境，那电影节无疑是我的那根救命稻草，但在这次出发去香港前，我和朋友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吴李冰：我一直有个疑问啊，你去香港有实际用处么？看到的新片，内地这边看不到，写的影评有人看么？
我：沙丹批评过很多次，说花这样的成本，不如在资料馆看片。好像完全是为了“看电影”去的，一次去，出个大概十来篇，单片的稿子吧，片子这边是看不到。
吴李冰：那完全没必要去啊，你还是影迷心态，要做一个专业的影评人啊……」
这么回想，我确实是个不专业的影评人。就像有天我突然意识到，去过那么多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居然一次采访都没有完成。虽然没人规定，影评人一定要采访导演，然而，翻看《木乃伊防腐指南》（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0499737/）的目录，我发现，那四篇导演采访居然全部是来自上海国际电影节，而且其中三篇是KTV在2007年就完成了的。
显然，我并不是羡慕KTV和阿彼察邦勾肩搭背，而是反省着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发自内心喜欢李洋等人在三大电影节的一些采访，也欣赏Moviegoer对采访工作的前期准备——虽然这些年也就搞过那么几回。我也有过几次采访导演的经验，但和自己出镜露面一样，表现并不满意。那可能暴露了自己不善表达的能力欠奉，也可能是缺乏必要的技巧训练。
对过去五年的影评人经历，我感到无比惭愧。
我当然觉得（想象），自己本可以做的更好，但碍于惰性、能力和天分，却没能做到。
（编辑：赵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