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如此，一边自问我是不是疯了，一边别无选择地做下去。”——丹尼·伯恩
丹尼·伯恩大概是那种天生就长了一张“喜剧脸”的电影人，个子不高，五官不出彩，老是自带一种倒霉和委屈的神情，两只支棱的大耳朵使他看起来简直像个卡通人物。
他是继路易·德·菲耐斯那一代后，取得了世界范围关注和巨大票房成功的法国喜剧第一人，这次北京电影节他带来了最新作品《天兵女特警》，以及影片主演爱丽斯·波尔。
采访当日，丹尼先到了指定的酒店房间，几天的放映和交流使其看上去颇有些疲惫，等待爱丽丝的工夫，他嘴里一直碎碎念，要么跟记者东拉西扯，要么对工作人员说起酒店里的蟑螂，最后拨了爱丽丝的电话催她：快下来，所有人都在等你！
顶着“睡不醒头”进来的爱丽丝确实恰如电影里的角色一般，有点缺根筋的大大咧咧，但又非常亲切。“能给我一杯橙汁么？我没吃早饭，还没整理箱子呢”，她坐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导演立刻得意地怼她：我吃了早饭，整理完了箱子，还做了运动。
采访中可以感到，两人私下关系非常好，不时拿对方打岔。虽然都有点疲倦，但始终以轻松又认真的态度与记者聊天，这一点在许多法国电影人身上都可以感觉到，似乎不管多大牌，他们终究是演员/艺术家，而不那么“明星”。
丹尼·伯恩把腿蹬在面前的茶几桌角上，身子陷进沙发，每个问题给出的答案都挺长。他颇为详细地聊了自己的创作、早期经历对其影响，也点评了法国喜剧和好莱坞喜剧，与他在银幕上的角色不同，他的表达严谨而富有想象力，给人自由洒脱的感觉，也少不了法国人身上那种似乎无法避免的小傲慢。
采访实录：（D=丹尼·伯恩，A=爱丽斯·波尔）
记者：两位看起来都有点累啊，还好吗？
D：还好，其实我快死掉了（挠头笑）。不过还好，我早上还做了运动。
A：他是个疯子。
D：我需要那种“自己很健康”的感觉。
记者：有没有尝尝中式早餐，或者别的什么特色菜？
A：一来就跑去吃烤鸭了。
D：对，那家叫1949的，超好吃啊。
A：真的，很美味。我吃了好多，刚下飞机正好特别饿。
记者：片子在小范围已经放映了几次，观众都非常喜欢。您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故事的？做了这么多年喜剧，平时灵感和素材的来源主要是什么？
D：我一直想做一部像贝尔蒙多（Jean- Paul Belmondo)或者像科鲁彻（Coluche）那种动作喜剧，主角是一个神经大条又笨手笨脚的警察，置身于一群精英警察之中。有这个想法也十多年了，开始的想法甚至都不是警察，而是军队里的军人。但是一直没有一个能让这个项目进行下去的契机，所以我就记下来想到的点子，然后先放在一边。后来我遇到她（指Alice），我们一起拍《臆想成病》时，觉得她特好玩。
A：特好玩？（笑）
D：我们一起工作时，合作得很愉快，我觉得Alice人特别有意思，特别逗。而且我们也一起做了一些剧本的工作。
A：对的。
D：总之我们的相遇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臆想成病》里面有一段戏是她教我法语，然后我教她吉尔吉斯语，我们之间有很好的默契和化学反应，她总是把我逗笑。
她身上不仅有我剧本里写出来的角色特质，而且她还能自行加料，这对于一个创作者，一个导演来说真的是太赞了。不然的话，常常是你写出一个东西，结果别人不理解，最后出来的东西差之千里，让人泄气。
总之在《臆想成病》拍摄时，Alice的表现会让人出其不意，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就想说这个（《天兵女特警》）为什么不写一个女性角色的故事呢，这正是我一直缺乏的让这个项目开展起来的契机。
记者：Alice这次的角色有很多动作戏的部分，相比之前的表演，有没有在创作中感受到一点挑战？好像有个法国喜剧演员说过，“为了演出笨手笨脚的感觉，其实需要非常灵巧敏捷”，是非常难的。
D：对对，是皮埃尔·里夏尔（Pierre Richard）说的。
A：我都不知道是他说的（笑），但我对此可是深有体会！对这个角色我是相当焦虑的，故事是由我的角色Joanna展开的，我工作起来一贯都很拼，这次也不例外，去准备角色，消化剧本等等，幸好我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总之就是开拍前一切都得准备好，我也很了解丹尼作为导演的要求，他是希望演员既表现出他剧本里的故事，同时又带点“野心”。
说到动作的部分，我开始真的很抓狂，毕竟喜剧部分我还是很熟悉的而且有自己的方法，为了稀释这种焦虑我就想只有拼命努力了，反正你就比平时再努力15倍呗。不过我运气还挺好的，我进行了六个月的训练。
记者：这么久？
A：对，这在法国还是不多见的。我之前拍别的可能准备时间都不超过15天，这次有六个月。我练了拳击、兵器，然后增肌，有好几位教练。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前两三个月真的太难了，倒不是说多累，我也很有决心做这件事，但就是我素质特别差，比如受到攻击，我反应就得半小时，等回到自己房间，我就好生自己的气，心想“刚才要是那样做就好了”。
我从小在学校就这样，我不会自卫，反应特慢。然后培训我的哥们跟我练习时，一拳打过来，我半天没反应，你知道吧，我老是慢吞吞的，转身、回头、琢磨，然后半小时过去了都，这对于一个本身要去搏斗的角色简直太糟糕了。等到开拍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的努力是有回报的。我很高兴的是一个小男孩过来跟我说，你拍脑袋的样子太好笑了，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因为这个角色是能把孩子们逗笑的那种。
记者：和丹尼·伯恩一起工作，他又是你的对手演员，又是那个坐在监视器后面的导演，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经验？
A：感觉完全不同，他表现出来的完全两种不同的性格。拍《臆想成病》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表演拍档的关系，我更多地是从这个方面看到他的样子，就是特别愉快和享受，两个艺术家一起去创作，一起笑，通过互动找到更有趣的点子。
然后《天兵女特警》中我们更多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他为我写了这个角色，他作为导演、演员、编剧都有同等高的要求，非常严格。作为演员他的性格完全不同，比较古灵精怪，搞笑，一直逗人笑，逗所有人笑，一切都会成为他搞笑的材料。
而作为导演他要掌控一切，观察一切，会问“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这么想，啊哦原来是这样”，我觉得好像他的大脑的不同部分在不同角色工作，还挺惊人的，作为导演绝对要更为严肃。
记者：导演您自己感觉呢？是这样么？
D：嗯嗯，这么一说我也对自己有所发现呢。
A：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但我觉得他比一般人还要再多一些吧，然后每一面都很厉害，一会儿是卓别林，一会儿又是个厉害的导演，生活中又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喜欢逗人笑，就像是一个永远充满好奇心的、没有年龄、领域限制的艺术家。
记者：您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吧？
D：是啊，对什么都好奇这一点的确是。我想这跟我之前在剧场表演脱口秀节目one man show什么的有关系。我还有很长一段在街头表演的经历。街头表演真是最好的学校，我一直认为这是最难的艺术形式。因为人家从你面前经过，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打算，你要让人家注意到你，驻足，然后留下来看。
这种表演要对周遭的一切都非常敏锐，而且你知道在街头是没有任何“过滤”的，人们的表达可能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他们会说这“烂透了”，或者“这还不错”，非常直接。当他们真的喜欢你的表演的时候，他们又是特别不吝惜赞美的，会非常大方，这也很重要，毕竟还要吃饭嘛（笑）。这种表演形式里没有电影黑匣子的协助，你明白吗，是非常直接甚至粗暴的。我以前没意识到，但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所学校，这所“街头学校”，唤醒了我身上许多其他的东西。
记者：您是不是也由于这段经历，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方式，因为您的影片也都是自己写，然后自导自演。
D：嗯……我就是出于一种想要让人笑的本能吧，我写作的时候，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记者：我知道有的电影人虽然兼有导演和演员的身份，但是却无法出演自己导演的作品，您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D：假如我知道同时兼顾有那么难的话，也许我就会不做了……(笑) 真的真的。导演就像是森林里的向导，带着一队人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去，但却要告诉他的人，走吧咱们，就往西南方向走，就在那边。然后人们就跟着他走，他还得佯装镇定，说，对对，就在那边，我路过那棵树，那块石头。我们朝那边走就能出去了。
但其实自己根本也不确定，也非常可能搞错，但是没办法，必须做出决定，必须行动。就跟画画一样，我平时会画画嘛，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种，怎么说呢……
A：无意识。
D：对，有这么一种无意识的东西存在。就像我们说所有的孩子都很会画画，他们的用色和画法中有一种完全的自由，没有半点自我限制和审查。但其实作为成人随着年纪增长，我们就是一点一点地学会了自我审查，从而渐渐失去作为儿童的那种创造力。我认为我有幸保留了这一点，以一种无心的方式。
我经常躲在音乐、绘画或者写作这样的艺术活动里面，从孩童时代起就这样，我小时候入睡前常常躺在床上构思人物啊，故事啊，白天看到的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之类的。这就是想象力，是人最初的创造力的来源，然后把想象付诸拍摄的实践又是另外一码事了，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你疯掉。
我有时候在现场，面对着200多号人，一会儿是动作场面，一会儿是拍火灾，然后所有人都指望着你，我就想，天哪我这是在干什么。有那么一刻，我心说，我不是做喜剧的么，整这么多动作戏是干嘛，简直是疯了啊！但是团队都在那，我们已经做了决定，我必须坚持到底。
所以我经常这样，一边自问我是不是疯了，一边别无选择地做下去。每一次都是这样，都要经历同样的焦虑和怀疑，因为这些其实也是创作的一部分，怀疑会把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变得更加丰富。
我们常常在拍摄前读一段脚本，说：天啊这什么玩意儿啊，真烂，这根本不行。一直重复，前一天写出来，睡一宿觉，醒来觉得很糟糕。但创作就是这样，超级有激情的又特别折磨人的一件事儿。比如片子的第一版剪辑，也是每次都是噩梦。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自己影片中的角色往往都是在感情上不怎么顺利的男人，表达有障碍，很笨拙，《欢迎来北方》《臆想成病》都是这样，除了喜剧元素的需要，一直写出这样的角色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么？
D：因为我是个浪漫的男人啊。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设置一个很顺利的爱情故事，就不浪漫了。但是在《天》中，自从我决定主角是Alice后，我就决定我不再演笨拙的角色，所以我们后来写了跟女主角对立的角色。
第一稿写出来后很多人觉得我在里面的存在感不强，但我不管，反正是我的片子，我爱咋写就咋写（笑）。每个人在电影里都应该是有价值的，而不是只有我自己的角色，这一点我还挺自豪的，跟我合作的演员都对此比较满意，我希望让每个人，即便只是短短的一场戏，也能最大限度展现其价值。
我特别讨厌有些演员，还是很著名的演员，会对别人说，把你那句台词给我，那句很逗，我来说。这种情况真的不少见哦，我很受不了这种。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比较大男子主义的角色，然后为什么他这样呢，他老婆跟别人跑了，然后碰上这样一个让他头大的女孩，大大咧咧又缺根筋，这两个人之间碰撞出来的火花就会很有意思，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对儿，但就是这种“非情侣”的情侣感觉，是我所追求的吧，那种刚刚萌生的爱情，所以我想这是我在喜剧之外的浪漫情怀。
记者：还有一个稍微有点“大”的问题，是关于法国喜剧，您之前也提到很多自己深受其影响的法国喜剧大师，近几年您的作品吸引了许多对法国喜剧的印象还停留在《虎口脱险》《暗度陈仓》那个时代的中国观众。而同时，好莱坞影片其实依旧在世界各地占有几乎绝对的优势，我不知道，相对于好莱坞喜剧，您觉得法国喜剧的精神或者说传统是什么？
D：我认为法国喜剧在人物和故事方面有比美国喜剧更为丰富的东西，至少是相比如今的美国喜剧。
记者：您平时也会看吧？
D：对，我什么都看。来的飞机上还看了一个美国喜剧，超级烂，太粗俗了。我认为法国喜剧脱胎于舞台上那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形象，因为有一部分动作上的喜剧元素，这可算是一项传统，实际上是从音乐剧来的，是所谓旧欧洲的传统，大概是20世纪初或者19世纪末的那个时代。
有很多这种二人组（duo），比如路易·德·菲耐斯(Louis de Funès)与布尔维尔(Bourvil)，还有德帕迪约（Depardieu）和皮埃尔·里夏尔（Pierre Richard）。其中一个演孩子气的滑稽可笑的家伙，做很多蠢事，然后另一个试图去压制他。这是法国喜剧的一大传统，也可以在《欢迎来北方》里面看到，在《天兵》里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去看美国五十年代的喜剧，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事实上如果稍加注意，会发现五十年代美国比较优秀的喜剧导演往往都是移民美国的欧洲裔。比利·怀尔德，我记得是波兰裔，还有《育婴奇谭》的那个导演霍华德·霍克斯是德国裔，这些人是带着欧洲喜剧讲故事的手法来到美国，并影响了那个时代的美国喜剧。
这之后美国喜剧渐渐变得越来越低龄化，怎么说呢，就是给青少年看的，里面很多东西比较粗俗，但不是说没有好的作品，拍出《我为玛丽狂》的那两兄弟，片子很好笑，不过如果你去看看内容，确实很粗俗，当然也很逗。
所以说回来，法国喜剧的发源其实是小丑，或者说马戏团。比如在《虎口脱险》里面，德·菲耐斯是一个交响乐指挥，有场戏为了固定头套，每次都扎到自己的脑袋，这就完全是马戏团的传统了，这种东西超级好笑，但是并不直接推动情节发展，可是所有人都会发笑。
记者：最后想问导演，您的作品在口碑和票房上都很成功，有了这样的成功，每次拍下一部时会有票房上的压力吗？
D：不太会，我的片子到目前为止都很受欢迎，等到不行的那一天，当然就比较麻烦了……(笑)我没什么压力，我很幸运被观众和媒体所“保护”，没怎么受到很差的评论。再有就是业内也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比如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一直都很支持我。
而且我也比较幸运，我的片子在国外也卖得不错。因为我也会跟美国同行一起工作，他们有时候会问我为什么现今的美国喜剧在欧洲不如比利·怀尔德那个时候受欢迎了，我觉得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现在的好莱坞喜剧那些搞笑的料太低幼了，太粗俗了，这种可能既无法让孩子喜欢，也没法取悦成年人。那现在可能只有像迪士尼生产的影片或者《星球大战》这种超大系列电影才能吸引欧洲观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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