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2001年编辑的《电影评论》(Film Comment)杂志的一篇随笔中，著名编导保罗·施拉德（Paul Schrader）回忆了他与导师宝琳·凯尔（Pauline Kael）的相识、相知、绝交、和解的心路历程。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宝琳的那个晚上，就像第一次约会一样，记忆犹新。我们围坐在一张橡木桌前，在一盏蜘蛛图案的蒂芙尼灯下，吃饭喝酒，争论不休：这是一次与宝琳聊天的典型体验。
那是1967年的夏天，我们在纽约市。当时我是个大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学院上暑期班。那时宝琳的第二本书《Kiss Kiss Bang Bang》刚刚出了平装本，我和朋友保罗·沃肖（Paul Warshow）都疯狂爱上此书。沃肖的父亲罗伯特（Robert Warshow）曾是《国家周刊》（the Nation）的影评人，后来英年早逝，从那时起，她就成了沃肖的朋友。我们去了她的公寓吃晚饭，当时我只看过几十部电影，但很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明白她怎么会拥护《奇遇》（L’avventura，1960）这部电影，却不喜欢《夜》（La Notte，1961）这部同样是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作品。她觉得我对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和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拥护很奇怪。我以为她很严厉，后来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她是善意的。
宝琳当时正在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写作。她最近给仅在纽约客电影院上映一周的戈达尔电影《男性，女性》（Masculin féminin，1966）写了影评，结果在影院外引起强烈轰动，让戈达尔的电影重新成功上映了一轮。她在伯克利电影协会磨练出来的如何扩大影响力的影评技巧，现在在纽约起作用了。她熟练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造势，那股像是要传教的狂热气势，弥漫在我们见面聊天的房间里。
时间已经不早了，沃肖离开了。我喝得太多，躺在沙发上。第二天早上，吃过炒蛋和吐司后，她送我出去。“你不想当公务员吧。”她说，”你想做影评人，我们要保持联系。”
于是，我就这样成为了“宝琳粉”的一员（译注：宝琳的追随者自称为the Paulettes）。那年夏天，我又见到了她，回到加尔文学院后，我又和她通信，把我为校报写的文章寄给她。她主动提出帮我申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院。当时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顶尖的电影学院（现在也一样），很难被录取，但她和校长科林·杨（Colin Young）是朋友。她向我保证，她的推荐信会很有分量。
那些日子里，我晚上睡觉时都会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让宝琳·凯尔活着。我害怕拿起报纸，看到她死了的消息。她是我离开加尔文、基督教改革派教会和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唯一出路。如果她死了，我将永远被困在那里！求主啊，让她再活一年吧，我不会再要求什么了。
好在她还活着，我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录取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她帮我在洛杉矶自由报社找了份每周评论的工作。就像每一个“宝琳粉”一样，我虔诚地阅读她的文章，把我写的东西都发给她，等着她的电话。电话响起后，宝琳用那种热情洋溢又强势霸道的声音，解释说这部片那部片（比如说《中国姑娘》La Chinoise，1967）需要我们的支持，以及我们之间存在的争议。
宝琳是一个复杂的导师。一方面，她像一阵旋风一样侵入你的生活，支配着你的思想，影响着你的私人关系，要求你对她效忠；另一方面，她不会尊重任何一个不会反抗她的人。爱她太少，她就会攻击你；爱她太多，她就会无视你。结果就是令人心碎——我想“宝琳粉”感受到的心碎远比导师更严重。我的心碎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1年的圣诞节，我当时飞到纽约去看望她。那时候，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杂志在聘请影评人之前，都会征求宝琳的推荐，她就是信息搜集所。她解释说，她在考虑让我去西雅图或芝加哥的报社；她觉得西雅图最好。那是一个艺术之城——一个电影之城，一个严肃的城市，她觉得我可以培养出一批读者。我当时对此心存疑虑，我从未以作家为生，因此我很纠结。我向她解释说，我经历了一些个人的动荡，正在考虑写剧本为生。如果我离开洛杉矶，我担心写剧本的机会会永远消失，如果我现在不尝试去写剧本的话，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她无动于衷：“我需要一个答案。”我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一下（毕竟那时是假期）。她说不行，现在就需要我的回答。我说了一句大意是：”如果你现在就需要答案，那就必须是否定的。” 然后我们陷入沉默，接着冷冷地闲聊了几句。我意识到，我的时间到了，我离开了，回到酒店房间，订了去洛杉矶的机票。在回家的飞机上，我想：“好吧，我搞砸了，我已经不是影评人了，我还是努力去做个编剧吧。”
第二次心碎是在1979年。我当时在派拉蒙准备《美国舞男》（American Gigolo，1980）这部片。宝琳也在这块地盘上有一间办公室，她是由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带来开发剧本的。（沃伦会很耐心地诱惑别人，也会很耐心地复仇，这方面他简直就是大师。在操纵宝琳这个好莱坞商业片的关键人物时，他达成了这两个目的。）
在这几年间，我见过她几次。我把《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1976）的剧本发给她，电影上映后，我和她还有布莱恩·德帕尔玛（Brian De Palma）在阿尔贡金酒店吃了晚饭。她似乎已经原谅了我放弃做影评人的事了。后来她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副总大卫·查森（David Chasen）说我是个好编剧，但却是个糟糕的导演。我请她去吃午饭。我解释说，她可以自由地在报纸上说我的任何事情；当她在酒会上说我的坏话时，她不是作为一个评论家，而是作为一个好莱坞的局内人。因此，她是我的敌人。于是，我们断绝了关系，沟通结束了，我曾经期待着她的评论，而现在我感谢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选择不评论我参与的电影。
我又开始担心她的死。我的母亲在1978年就去世了，我责怪自己没有表达出对她的爱，直到为时已晚。如果这个终极家庭闹剧再次上演呢？如果我的第二个母亲宝琳，我的创作生涯的推动者，在我还没来得及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时就去世了呢？
幸运的是，10年后，一个和解的机会出现了，并非所有的家庭闹剧都是以沉默和黑暗而告终。《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电影评论家特里·拉弗蒂（Terry Rafferty）搬到我在查巴克的乡间别墅附近。他提到了宝琳，我问他能不能给她打电话，代我和她谈谈。特里安排我们开车去大巴灵顿看望她。我战战兢兢地下了车，走到她那辆棕色的维多利亚式的小车旁，特里若有所思地跟在后面。她出现在门廊，比我记忆中的要小一些，她张开双臂，我们拥抱了很久，然后她说： “我看了你的电影《陌生人的慰藉》（The Comfort of Strangers ，1990），我很喜欢，你已经成为一个好导演了。”我并不太在意她是否认为我是个好导演，更重要的是她关心我。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大部分的夏天都会去看望宝琳。有一次给我深刻印象，当时我从伯克希尔地区的峡谷牧场回来，我打电话说我想去看看她，我知道她在波士顿做完两次手术后，刚回到大巴灵顿。她说她不适合陪我，我告诉她，我还是要去看看她。她的女儿吉娜把我带到了宝琳的卧室，我被她的模样吓了一跳，一向娇小的她，现在看起来简直就是皮包骨。我可以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她的手腕。我拉起一把椅子，开始在床边喋喋不休：“最近怎么样”“今年秋天来早了”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听，只想听听我对电影的看法。我说话的语气很温和，显然我不该这么温和。她的口中喷薄而出的反击就像旋转的刀片，形容词从我的头顶上划过，副词切开我的手臂，分句击打我的躯干。我跟她说了我在自己母亲临终前从未说过的话，我告诉她，我爱她。
｜原文最早发于《电影评论》（Film Comment）2001年，后于2019年6月13日授权发表于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翻译：小双 @迷影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