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西奥多•德莱耶的童年(一):母亲约瑟芬妮•尼尔松

第一部分:母亲和童年

一,母亲约瑟芬妮•尼尔松(Josefina Nilsson, 1855.02.10-1891.01.20)

1888年 初夏的一个上午,

瑞典斯科讷省 海斯勒霍尔姆市 冈汀格镇的卡尔所罗农庄[Gården Carlsro, Grantinge, Hässleholm, Skåne län, Swede]

难得一个暖和的天气,连续几个星期的雨天已经给农庄里每个人脸上都涂了一层土灰色。两个厨娘和负责清洁的女孩们跑到草坪上嬉笑玩耍起来。但是今天的太阳并没有缓和女管家约瑟芬妮•尼尔松挂了几天的愁眉。尽管她和往常一样井井有条得安排农庄里的大小事情,并且努力地尝试掩饰自己的情绪,但其他人还是略有察觉:在吩咐厨娘中午主人一家菜单时她忘记了需要嘱咐配酒的单子;她吩咐两个杂工将市里肉铺送来的肉抬进厨房时又忘记了付钱;平时她在忙好了上午的工作之后,总会靠在大门口白色的台柱上站一会,但是今天她走进房间之后就一直没有露脸。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被人尊称为”Mamsell”的33岁的女管家一直很受农场佣人们的爱戴,不过很少有人问及她的私生活。

约瑟芬妮坐在一楼的房间里望着墙壁的白漆发呆。她有些六神无主,几天前她就觉得不太对劲,距离圣沃尔堡节[注释1]已经五个星期了,但是她的例假并没有如期而至。尽管之后她时常回味那个夜晚幸福的时刻,可是从男主人耶斯•克里斯蒂安•托尔普(Jens Christian Torp, 1850.12.27-1928.11.26)躲避闪回的眼神她明白,这个夜晚不会改变什么。其实约瑟芬妮也从来没有期盼能改变些什么。只是到了这一步她有些惴惴不安,毕竟这是她第一次怀孕。是不是真的怀孕了?要告诉他吗?如果是真的怀孕了,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她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丹麦男人。”她回忆起自己被雇佣的那一天。颜斯1.71米的个子不算高,但是他有股说不出的气质让她着迷。自从他父亲去世后,他哥哥奥古斯特接掌了家族企业,为了让这个喜欢牲畜饲养农场生活的弟弟有个好去处。奥古斯特在瑞典的斯科纳省为他买了个大农场。这个有着100公顷的农场有着肥沃的田地和葱郁的森林,每天都需要30、40个农民和佣人在农场操忙。约瑟芬妮当时就是凭借一口流利的丹麦语得到了女管家这个工作,因为颜斯本人几乎不会瑞典语。在这个农场里,约瑟芬妮操持着一切,除了负责管理农场的收支,还负责主人的生活起居,俨然是半个女主人。“日久生情吧!”想到这里,约瑟芬妮有些无奈的叹气,而几个星期前5月1日晚上火炉边的余温至今还能让她回味无穷。

这只是一次想象,我们已经无法重现当时的情景:1888年夏天的某一天,约瑟芬妮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是否想过就此拥有成为女主人的机会?是否想过和这个同床共枕的男主人之间的感情可以跨越社会世俗的鸿沟?他是富家子弟,她出身贫寒;他是主人,而她只是一个女管家的下人身份。托尔普的态度似乎很明显,他和约瑟芬尼的关系只能停留在床沿,甚至不能走出这个房间,这不仅是他的巨贾家族所不允许的,也是他不曾想过的。而床第之欢后的问题在于约瑟芬妮如何掩饰自己日渐隆起的肚子。她是真的怀孕了。很幸运我们最后所知晓的是:约瑟芬妮保住了这个孩子,并且将他生了下来。

1889年1月中旬的一天,约瑟芬妮抱着隆起的肚子,在托尔普的资助下登上了开往哥本哈根的火车。当时的旅程并不艰难:有一辆火车途经海斯勒霍尔姆市,从卡尔所罗农庄出发去最近的一个停靠站也就5公里路程,去哥本哈根中途可能需要在马尔默转车,不过即使这样到达哥本哈根也就一天时间左右。托尔普很显然已经为此作了一些安排,这场有关他以及他家族声誉的“丑事”绝不可能在正规的医院里进行。约瑟芬妮住进了位于斯托姆路5号3楼[注释3]索尔特鲁普夫人(fru. Sorterup)的公寓中。这套公寓和托尔普家族位于高桥广场的豪宅非常接近,距离只有5分钟行程。

1889年2月3日,这是哥本哈根严冬中最为寒冷的一天。鹅毛般的大雪席卷了整个城市,随之而来城市又被坚硬的冰层覆盖。窗外的严寒并没有阻止这个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来到这个世界的决心。在索尔特鲁普夫人的帮助下,约瑟芬妮顺利得产下了她和托尔普的儿子。2月4日,就在这个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天,哥本哈根迎来了百年一遇的十三级的特大暴风雪。和着风雪中孩子的哭声,我们未曾预见这个孩子和严冬之间的关系。几十年后,当我们重新回忆他出生的这个时刻,或许那个季节已经预示了他和他的家庭以及他的祖国之间的关系。初为人母的约瑟芬妮甚至来不及多看自己的孩子几眼,她需要在流言蜚语散布之前按照约定赶回卡尔所罗农庄。在生下孩子十四天后,她将孩子托付给了一户人家之后就离开了哥本哈根。

我们已经无法体会那时那刻约瑟芬妮在亲吻婴儿后一去不复返的决断。我们宁愿相信她作为一个母亲在那个时刻的撕心裂肺和悲痛欲绝;我们更愿意想象她一步三回头的犹豫不决;我们更愿意看到她驻足停留的频频回眸。而对于襁褓中这个号啕大哭的婴儿,尽管他此时尚无感知,但是他已经睁开的眼睛中看到的世界会是怎么一幅模样?我们无法假设:如果能够就此得以在一户人家中有容身之地,电影史上或许就不再有导演德莱耶的存在;或许他的电影与现在看到的完全不同。当时的情况在于,从1889年2月3日出生的那天开始到1891年2月17日正式被德莱耶夫妇领养的两年中,他的襁褓至少在七个不同的地方停留过或长或短的时间。至少六次,当他刚试图用他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感情归属感和外界建立联系的时候,他总是被强行带走,一次又一次被塞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缺乏温情的环境。

1889年2月3日到1889年2月17日,他和自己的亲身母亲一起,住在斯托姆路5号3楼索尔特鲁普夫人的公寓中。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享受到亲身母亲的乳汁。

1889年2月17日晚上, 丹麦哥本哈根市沙口路

冰雪暴尽管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市内的街道依旧被冻冰覆盖,特别是那些非主干道,铲冰工人还没有时间来清除坚冰。沙口路口,寒风中昏暗微颤的路灯光在浓重的黑夜中显得非常单薄。约瑟芬妮匆忙得走在滑冰之上,好几次她差点滑倒,幸运的是襁褓中的孩子没有发出一丝响声。他睁着眼睛,忍受着母亲不时跌跌撞撞的身体颠簸,脸上稚嫩的皮肤迎着刺骨的冷风,看着一盏盏昏黄色的光晕在黑暗的夜空背景中擦过母亲的发髻往后退去。对于躺在床上已经两个星期的他来说,母亲的疾走跌撞以及夜空中光晕的变化是如此的好奇。

约瑟芬妮找到了沙口路21号[注释4],这是一栋老建筑。在这栋建筑中一共住着53户人家,185人。约瑟芬妮需要找到住在三楼的那个孕妇。索尔特鲁普夫人说这个女人的孩子刚初生就夭折了,所以有足够的母乳喂养她的孩子,但是在这里并没有清晰的门牌号码,约瑟芬妮敲错了好几次门,其中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开门后甚至要动手打她。最终她还是打听到了这个女人的房子。门开了,约瑟芬妮面对着依旧哭丧着脸的这个年轻母亲,她粗壮的男人站在身后。望眼过去,房间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孩子递给了这个女人。“快把钱给我!!”那个男人冲上前来吼叫了一声。这本就是一场交易。约瑟芬妮将塞在自己襟带上的包在手绢里的钱拿了出来。男人一把抢过钱,夺门而走。

女人一把抱过孩子,拉开自己已经潮湿的胸襟。襁褓里的孩子咿呀了一声,迅即高兴得吮吸起来。他的小手探出襁褓,轻轻得挥了几下。约瑟芬妮看了这个微笑着低头看着自己孩子的年轻母亲,脚往前挪了一下,可停顿了几秒钟后最终还是退回去了。“麻烦你了,请帮忙照顾好他。”她没有再抱一下孩子,裹好头巾,然后又从腰带中拿出一个小手绢,从里面拿了一些钱出来,放在门边的桌子上。关门前她回头看了孩子几眼。此时已经打嗝的孩子继续睁着眼睛看着自己亲身母亲转身离去,门关上了,他稚嫩的脸蛋终于感受不到刺骨的寒风,尽管房间里保暖不太好,但至少有些暖意。只是他突然哭了,号啕大哭……

约瑟芬妮的转身离去并没有就此终结自己作为这个孩子母亲的责任。孩子在这个噪杂脏乱的地方被喂养了几个月,直到1889年5月1日那次人口普查政府工作人员的到来。很显然,居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担心政府特别是那些社会顾问的干涉,这个孩子还来不及拭干嘴边残留的奶汁,就又被送到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瑞温特罗斯路[注释5]一个名叫汉森(Hansen)的鞋匠家。鞋匠的妻子是出生于马尔默的瑞典人,或许正是这个原因,约瑟芬妮将自己的儿子托人转交给汉森一家抚养。但是这个孩子依旧没有机会能够和自己的第三个母亲建立更多的亲情联系。由于鞋匠家的卫生条件不够满足抚养年幼的孩子,11月1日,孩子被负责管理这个地区健康事宜的露德小姐(frk. Lund) 送到了圣约翰内斯孤儿院[注释6]。孤儿院并没有人们想象的这么差,和孩子之前呆的两个家庭生活条件比较起来,孤儿院至少从卫生和健康条件来说对他都更有保障一些。从1889年11月1日到1889年12月6日将近五个星期时间里,约瑟芬妮尚在襁褓的儿子和其他120个孩子在孤儿院里一起生活。露德小姐首先考虑的自然是让这个年幼的孩子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她肯定不会想到当时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是否更需要一种更为稳定和温暖的亲情。不管如何,这个问题很快就变得不太重要了。因为从孩子进入孤儿院开始,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就已经被哥本哈根的社会福利部门立为一个需要和瑞典斯科纳省进行严重交涉的议题了。在孩子生活在孤儿院的五个星期里,哥本哈根福利部门通过各种渠道最终联系到了他的亲身母亲约瑟芬妮,并且三令五申要求她必须缴纳孩子在孤儿院里生活的一切费用,同时强烈要求将孩子送回瑞典。

1889年12月6日,约瑟芬妮不得不为此再次来到哥本哈根。她缴清了儿子在孤儿院里五个星期的费用,重新将孩子带回到自己的身边。只是对于这个已经决定被放弃的孩子来说,母亲的再次回归只不过是为了一劳永逸得解决她自己的麻烦。约瑟芬妮很快就通过12月9日在哥本哈根报纸Berlinske Tidende上登的寄养广告将孩子交付给了住在哈拉尔德斯路25号[注释7]的电车司机库里斯蒂安•皮德森(Kristian Petersen)一家。在那里,孩子度过了他的一岁生日;也正是在那里,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名字:卡尔•尼尔松(Karl Nillson)。尼尔松的姓很显然是跟随母亲约瑟芬妮•尼尔松;而至于名叫卡尔,或许是因为他母亲在卡尔所罗农场工作的原因。比起在孤儿院,有电车司机妻子和19岁的女保姆以及两个女儿在身边,至少小卡尔第一次拥有了家庭的温暖。但是皮德森最终还是决定不再收养(或许本就是和约瑟芬妮约好只是暂时收留)小卡尔。1890年8月底,为了解决尚无落脚之处的儿子的最终去向,约瑟芬妮只能继续她的第三次哥本哈根之行。1890年8月27日和28日两天,她再次连续两天在Berlinske Tidende登载寄养孩子的广告,这次她希望能够彻底得将此时已经1岁多的儿子托付掉。很快印刷工人卡尔•西奥多•德莱耶(Carl Theodor Dreyer)和他的妻子玛丽叶(Marie Dreyer)有了回复。在和约瑟芬妮的一次会面之后,他们做出了领养小卡尔的决定。1890年10月30日,耗时将近两年的小卡尔的辗转流离之旅终于可以告一段落,而他亲身母亲约瑟芬妮回到瑞典后很快就寄出了亲笔签名的关于领养声明的信件。她终于可以彻底放弃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可以睡得安稳一些了……

1890年10月30日晚上
瑞典斯科讷省 海斯勒霍尔姆市 冈汀格镇的卡尔所罗农庄 约瑟芬妮的房间

她还有些激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折腾了一年多时间最终如释重负的关系。和印刷工人德莱耶夫妇的见面非常顺利。德莱耶夫妇太好了!!她一再这样想。她清楚得记得德莱耶先生在她面前信誓旦旦得表示他们将尽所能争取能够得到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她终于可以不再担心孩子在丹麦的居留权问题了。而更为难得的是,前几次地方政府福利部门的几封信件已经让农场里有些风言风语,现在这些自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依旧是受人尊敬的女管家,约瑟芬妮甚至可以感觉到自己脸上的笑意,说不定很快就可以找个可靠的男人结婚,说不定……

她在起草信件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和颤抖,纠缠了一年多的儿子、这个亲身骨肉很快就不再姓尼尔松了。不过在写到孩子生日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我应该没有记错,2月2日,哦,不对,是2月3日。她重新将数字2改成了数字3。父亲?这个孩子的父亲!她的眼前浮现出托尔普的脸。一切都是定数,她想起和他的约定。她已经是第三次使用这个借口了,前两次是给Berlingske Tidende发的领养广告时用过的。

“签名:约瑟芬妮•尼尔松,这个尚未受洗的孩子的母亲。德莱耶夫妇决定接受他并且作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我特此声明放弃自己关于这个孩子所有的权利并且同意给于这个孩子未来的名字德莱耶。他出生于1889年2月3日——孩子的亲身父亲在美国,并且和他已经毫无瓜葛。

1890年10月30日,卡尔所罗 约瑟芬妮•尼尔松”[注释8]

终于结束了,一切都会回到怀孕前的样子。约瑟芬妮重新看了下自己写的这份声明。为这个孩子所受的伤害都即将过去,懊悔也罢,心疼也罢,时间会弥补一切。这是她写信前和写信时想的,但是如释重负的同时她依旧感觉到自己的一阵心痛。希望他在这个新家庭里能够健康的成长,对他来说应该也是个好归宿。至少德莱耶夫妇是这样向她保证的。托尔普曾经对她说过,这些手续需要的钱不是问题,这点他还算是有点良心。只是,只是,唉……不再想了,我应该高兴才对。她又细细得看了一遍信,然后摊在桌子上。明天一早就托人送出去!

她梳洗完毕躺在了床上。深秋农场的夜晚已经有阵阵寒意,但是窗外虫啾蛙噪依旧不绝于耳。她很难入眠,躺在桌上的那份声明书不时会牵动一下她的心。该睡了……她轻身告诉自己。只是那个夜晚的梦,还是关于这个孩子的:尚且咿呀的儿子站在风雪中向她哭喊着,伸着手,张开的嘴巴在风声中传来的分明是“妈妈妈妈”的凄惨叫声。梦中的约瑟芬妮焦虑不安,辗转反侧,额头上冷汗浧浧。窗外的月光斜照着桌子上的那封信,白纸黑字异常分明……

1891年2月17日,印刷匠卡尔•西奥多•德莱耶终于将所有关于领养孩子的法律程序办理妥当,那时的小卡尔也刚满两岁,他最终成了一个丹麦人。一切终于尘埃落定!在他生命之初的两年时间里,他奔波周转于不同的地方,自始至终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母爱和家庭的温暖。约瑟芬妮应该从来没有考虑或者担心过这个那时“尚无感知”的孩子所经受的这一切。就物质需求来说,小卡尔从来没有缺乏过。两年来她或者他的亲身父亲托尔普一直在为他支付护理照顾的费用。从这方面来说约瑟芬妮应该是问心无愧的。何况在那个时代很少会有人关注儿童婴幼儿时期的心理因素对孩子未来发展的影响。但是在我们了解了更多婴儿心理学知识之后,我们明白了从孩子日后成长的种种痕迹中可以追溯到初生两年中受到的心理伤害。尚在襁褓中和母亲的分离、不由自主得被驱使着适应不同的环境、不时变幻着的“父母”的脸、甚至连一个固定的栖身之处都没有……这种辗转流离是否就此影响了小卡尔之后的成长经历,以及最终形成了导演德莱耶电影作品中如此冷漠疏远的人际情感,我们不得而知。

(未完待续……)

t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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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丹麦,深度影迷分子,曾代表网易、新浪和腾讯参加过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也曾为国内多家媒体杂志提供电影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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