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你我有关…

“就像这些工人们在诗歌里努力寻找着和守护着,他们同样需要最起码的文化形式以承载他们的情感和理想。”

吉克阿优 《我的诗篇》剧照 |©️大象纪录
吉克阿优 《我的诗篇》剧照 |©️大象纪录

关于电影《我的诗篇》,它的意义显然不只是一部不错的电影纪录片,也不只是对某种髙蹈的诗歌艺术的集体实践,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电影本身,也超出了诗歌本身。它所以唤起众多人们的热切关注,是因为它在文化的意义上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我们这个民族重新走向强大的伟大乐章中,华彩乐段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甚至完全消失在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化场域中,自从他们被失败包围着的步履蹒跚的背影消失在90年代的那一端。

好吧,这个群体当然是工人阶级!他们偶或以外来者、以打工妹、以城市底层的面目出现在某些文艺作品中,但常常都不过是用以完成某个道德神话或励志故事的功能性成分,而作为一个阶级,一个在宪法第一章第一条中醒目地处在这个国家领导地位的阶级,他们远不止失去了文化领导权,而是近乎彻底在文化场域失声。

我已经做了十年哈尔滨人。十年来,始终有一个疑问伴随着我,这个曾经大型企业林立的工业城市,它的主人们去哪儿了?一个百万人数以上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他们去哪儿了?在我们城市的空间中,在我们的文化空间中,他们仿佛瞬间消失了。请记住这个数字:1990年哈尔滨产业工人总数为1327692人。在当代都市不断去工业化而演变为消费型城市的今天,在文化生产逐渐被资本所驱动和把持的今天,这一百多万人,还有他们背后的近百万个家庭,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着的身体和梦想,是否还在某些角落里顽强的生长?

在我看来,《我的诗篇》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它从诗歌这一独特的视角,集中呈现了就在我们这个充斥着各种消费主义神话和审美主义神话的时代,和我们比肩并立的,一群被牢牢绑缚在社会现实条件上的工人们,他们自觉或非自觉地把诗歌当成最后抵抗的武器,抵抗要吞噬一切的资本的功利逻辑。从个体来说,这是最后的抗争,是关于失败的诗歌,而从一个阶级主体生成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最初的具有形式感的斗争,它关乎着永不磨灭的关乎人类尊严的梦想。

矿工老井在井下800米 《我的诗篇》剧照|©️大象纪录
矿工老井在井下800米 《我的诗篇》剧照|©️大象纪录

所以我拒绝以谈论电影或诗歌艺术的方式谈论《我的诗篇》,是不想把自己放在一个审视和评点的居高临下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以怜悯的眼光去观赏这被命名为文化边缘群体的生活,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观看这么一场关于工人的电影,在这一行动中,我们无疑都处在观看者的位置,但在更大的城市空间里,我们是不是也处在被看的位置呢!我所指的观看我们的人,不是别的,正是以百万之众而消失无踪的人群,他们此时此刻或者正在为今日的生计奔波劳碌在各个角落里,但他们对本应承载一个社会的正义和美好的文化的需求和诉求,却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投以拷问的目光。就像这些工人们在诗歌里努力寻找着和守护着,他们同样需要最起码的文化形式以承载他们的情感和理想。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话出自1936年鲁迅去世前三周所写的《这也是生活》。病中的鲁迅夜里醒来,对许广平说:“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然而看些什么呢?他接着说:“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他要看的,不是什么奇观,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把他和无数的人们联结在一起。换到今天,《我的诗篇》很可能也会被视为某种都市神话中的奇观,所以我想向各位建议的是,当我们看完电影,走出影院,我们也去“看来看去”,看看就在我们身边消失了的那个人群,看看他们和我们生活中的坚硬如铁和温柔如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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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焕江
乔焕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主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黑龙江省文艺理论学会副秘书长,黑龙江省文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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