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离散的时代:那些迁徙的人和那些留守的人

虽然今年的柏林影展不再聚焦在难民危机,移民和离散依然是很多入选电影的重要主题,大家就此展开了更丰富的讨论。也许这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可是这些议题其实与中国的时空背景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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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鸟》剧照 | © Yellow-Green Pi・Coolie Films

跨越边界”的概念在今年柏林影展中的很多电影里都带有形而下的现实意义, 离乡背井的原因不一而足,为了躲避审判(Adriana’s Pact)、为了打工(《上帝之国》、《无名之日》、《消散》、《龙先生》 以及《Alyam Alyam)、为了逃离迫害(《Honeygiver Among the Dogs》、《 Combat Au Bout de La Nuit),或者因为任重道远,以天下为己任(《我不是你的黑鬼》)。

乍看之下,移民和人口流动的问题似乎和中国没有太大关联,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各省之间地理距离和人文、方言、经济上的迥异(中国大多数的省份的大小都和一个欧洲国家平均大小不相上下),移居外省打工的民工虽然不出国门,却常常与跨越国界迁徙到其他国家的移民有着类似的感受 。

乡下地区的农民由于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鸿沟, 常常得搬到大都市地区打工,把工资寄回家里,像是巧巧(《巧巧》)、老刘(《空山异客》)和Ying Ling (Almost Heaven)。他们往往被排除在户口制度之外,因此无法取得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口可以享受到的基本社会福利,成了各大城市里的“幽灵人口”。相对应的则是留守家乡的孩童和青少年,像是石头(《石头》)、Lynn(《笨鸟》),还有导演谢天的短片《承诺》里的小男孩,他们都是中国数百万名留守儿童不同的面孔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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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鸟》剧照 | © Yellow-Green Pi・Coolie Films

我的影评朋友Megan Spencer (澳大利亚《卫报》)和David Mouriquand (《Exberliner)很大方地和我分享了他们对于这些中国电影中移民议题的看法。“在这些电影里手机无所不在,是一种连结,也是情感的替代。手机也不见得是种正面的存在,像是我们在《笨鸟》最后看到,把手机丢到河里面感觉是一种痛快的解脱。”

“那些我们在Almost Heaven年纪很小就得在大城市打工的孩子们,还有那些被迫留守的孩子们,他们的童年都结束的太早了。”David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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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韵华
陈韵华

曾在台北、法国和苏格兰求学,并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获得电影研究的博士学位。目前居住在柏林,定期为不同杂志供稿,并在各种国际会议和电影研讨会中发表演讲。专题论著《马赛克空间与马赛克导演:论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阿托姆·伊戈扬、侯孝贤和迈克尔·哈内克的电影作品》(Mosaic Space and Mosaic Auteurs: On the Cinema of 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 Atom Egoyan, Hou Hsiao-hsien, Michael Haneke)已于2016年12月由Neofelis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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