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了北京电视台，但由于种种缘故，冯小刚出镜的谈话类节目《五星夜话》被推迟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得以在演播厅现场提前看完了整期节目。显然，负责访问的美女主播春妮有些准备不足，栏目组的预设问题和冯小刚的现场回应之间，不时发生短路，场面多少透着尴尬。其实，类似局面几乎是所有和冯小刚打交道的媒体人都曾多多少少遇到过的——在今天这个一团和气心照不宣的文娱圈子里，对媒体相当过敏又直率到偏激的冯小刚，实在是一个异类。
“票房王者”的底气、长年来对其作品的两极评价、艺术家难免且必需的敏感、北京大院子弟的口才，再加上天生的个性，令这位不够宽容不够含蓄不够谦虚的导演在当下的娱乐中国，成了一个与传媒共生互利而又敌视对立的奇特样本：他爱“炮轰”，刺破的经常是这个鸵鸟时代被主流舆论和传媒所营造的伟光正泡沫；他爱“发飙”，发作的对象往往是秉持着“娱乐至死”圭臬的媒体及媒体人——然而，正因如此，他才成其为中国传媒业的宠儿；而他所不耐和痛斥的种种伪善、不公、行业陋习及潜规则，则多半变成了娱乐版的八卦碎屑，实际完全无关宏旨。但即便这样，他和作品还是借此赢得了更多的宣传机会，也刺激出了更多的票房。
所以，他不讳言对“宣传”的反感，记者们也一再从他的身上接收到了鄙视和较劲兼而有之的微妙情绪——只不过，采访者和受访者都还乐此不疲。
往一个脏了的方向去走，不是我要干的事。
□每天接受包括像我们这样不停地访问，你会不会觉得很厌烦?
■唔，不是，就像（停顿一会）……其实和聊的话题有关系。如果是一个我不断重复说的话，我就会觉得跟背书似的。如果是，比如说就像昨天晚上那个《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马戎戎，和她聊的时候，我觉得有两小时倒不累。因为她还是……（记者：交流）对对对，聊天的方式。这个怎么说，反正每次要过这么一关吧，还是想说没聊过的话题。其实很多聊的都是聊过的话题，如果是文字的采访，我说过的那么多话，你都可以摘录嘛。
□我们有两个关于《唐山大地震》细节性的问题。第一个，陈道明和张静初的这种关系——影片里有一个非常小的情节，陈瑾提到的陈道明和张静初之间有一些……
■嗯。小说是有这个，很明确的。在我们电影里头没有这个。只是我们是说，陈瑾就觉得女儿大了，你得注意点。你不能不注意。
□但是看到这一块的时候，好像另外有意思？
■没有。其实就是陈瑾他两口子可能为了这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矛盾啊，吵一些架啊。女人都是有点疑神疑鬼的。首先我们这个戏里面肯定不会说是老婆怀疑，只是有点担心，但陈道明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小说里面呢，是老婆没有怎么怀疑这回事，是丈夫明确提出来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电影完全不需要往这条路上走。小说里面女孩儿为什么要去杭州上大学，就是想逃开这个家。其实我们拍过很多场戏，就是铺垫这两口子之间的矛盾、磕磕碰碰的。后来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这些戏都给删了。
□为什么没有往原著的方向走？
■我觉得我现在往的这方面去自然。往一个脏了的方向去走，不是我要干的事。还有就是我说过几次的“人道主义”，就是我所有的电影里头都会有这个。刻意地把一个事儿弄得情景模糊一点，往人性比较黑暗的那个方向去的话，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我比较厌恶看这个。这是一种本能，我这个人的性格决定了我拍谷子地，“我他妈的必须要给死去的弟兄正个名”。拍这个戏的时候觉得就是，天灾可以把人逼到死角，当然最后还得拍出善良和爱。这也是我不能拍艺术片的原因。因为我觉得那么拍特别做作。比如我看昆汀的片子就觉得反感，看《低俗小说》《发条橘子》什么的就反感。但是很多导演就特别喜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就特别反感把恶的东西当做美来表现。他觉得这东西好像这样弄就深刻。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反而是肤浅——这是我的理解啊。
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和观众之间，从感情上有通道。我发现很多导演和观众之间，他要人为地切断这种感情通道。然后我会经常听到一个话就是说 “我真的不愿意委屈自己去迎合观众”很多导演说过这句话，这个话我给他翻译一下就是说他觉得他比观众高，他觉得观众层次有点低。他不愿意委屈自己去迎合观众就是说他不愿意从一个高的地方向一个低的层次去迎合。你想想如果你是这么想问题的话，我认为这是很愚蠢的想法。因为你怎么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你会比观众的层次高。这真是太愚蠢了，我觉得，你要说“善”，你善不过观众，观众一定比你还善；你要说你玩“恶”，你也一定恶不过观众，观众里有的是恶人，比你恶多了。你跟观众最好是拉近，你是观众的一份子。你有时候在拍电影，绝大多数时候你是观众。为什么我的电影观众容易接受，是因为我始终在感情上和观众之间的通道是非常畅通的。
怎么说呢？我觉得电影应该是多样化的，它有大众电影和小众电影。我肯定是拍大众电影，那么比如说，张翎的小说里，父亲完了之后要办她、李元妮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闺女还活着，或者等那闺女想起来回家的时候她妈早就死好几年了——我相信有一部分导演会愿意这么拍。也有一部分影评人会说，哎呦，这电影深刻，好，这是“困境”。文艺理论认为，当一个困境不能被解决的时候，这电影是深刻的；当这个困境解决了，就没深度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拍片子不能是为了一个形而上的东西，第一我自己的感觉要舒服；第二，我认为我和大多数的观众的想法差不多，我并不觉得这是将就着观众，委屈了自己。但是一部分观众呢，也需要看一些《发条橘子》这样的电影，他觉得过瘾、“我靠、牛逼”，那我们也应该为这样的观众服务，拍这样的电影。反正有这样的导演来服务于这样的影片这样的观众。
中国有特别多不同类型的导演，而且拍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然后在这里头你没有办法说哪种拍法是对的，哪种是不对的，或者说哪种是高级的，哪种是不高级的。像有些导演往“恶”的方向拍他是自然的，因为他骨子里他是喜欢恶的东西，他觉得恶好。那你要他拍善的东西，他真的是觉得特假。反过来说你让我这样性格的导演去拍恶的东西，我会觉得不自然，我这是装腔作势。
□《唐山大地震》的媒体素材里有一段花絮，就是烧纸那场戏，一群临时演员在哭，然后镜头给徐帆，徐帆也在哭。但成片里为什么没把这些哭戏做一些特写啊、长镜头啊，把所有人的哭戏连在一起？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纪录片里头用DV拍他们的时候，没事。你真正拍他们的时候，你得布光，但是你只要把灯啪啪一打，摄影机对着他们的时候，再量了一下焦点，完了，他没了。现场照度很低，我跟吕乐也研究了，咱们胶片做不来，它不曝光，就是弄不出来，我拍的时候看了一下，不行，人影都没了。其实现在数码出来了，在低照度的情况下也能使。你看我的《非诚勿扰2》就要用数字的拍。
你比如说最后的那个骑自行车的老工人，当时是杨立新去早了几天。他说你们拍戏，我去转转，他就跑到那唐山纪念堂那儿去了。后来他说，我碰到了一个老头，就冲着墙，蹲在那儿抽烟，抽完了烟，把烟头往地上一拧，对着那刻了很多名字的墙说了一句话，“过两天我再来看你”，说完了骑着自行车走了。哎哟，我一听——这个编剧想不出来，这就是结尾，我当时一直想结尾结在哪儿，结果还是应该结在一个亲历者的身上。就像杨立新说的那个，再找那个人肯定是找不着了。那再给我找一个老头，真的家里头死了三四口人。嗯，还真找了这么一个，我跟他聊了一会天，他自己的儿子砸死的时候是五岁。然后他那眼泪啊，他看着那墙上的眼神啊，就跟我们的眼神不一样。没有台词，全都在他眼神里。
□现在电影里的三个主角为什么好像缺少自己应该有的一些社会关系？是篇幅的原因吗？
■一个是篇幅的原因；一个是这个故事其实是小说提供一个开头，然后我们也找到了结尾，中间的全部要由编剧的想象力去完成。这个故事是几条线，儿子一条线，他妈妈一条线，养父养母一条线，再加上方登一条线，其实最后篇幅删了很多，哗哗的我都砍了。方登在养父养母家的我砍了一些，还有李晨的那些我也砍了，这些还都是主线呢。然后如果你再加上她和邻居的关系的话，我就没有那个空间了。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就是觉得你与其在那里编，不如别写。
□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他们和周边人的关系好像比较缺。
■咱们这种关系还得跟主题围绕着，比如说那人喜欢李元妮，她后来拒绝了人家。原来也有一场戏，写得倒是挺丰富的，原来厂子里的女工过来和李元妮一块儿做衣服，说你早早地干个体户，我们那时候还觉得在国营厂子里很不错，可现在，真羡慕你呀，因为我们都面临下岗了。但是每次我们剪片子、放样片的时候，我们好些人都觉得撑，我们知道这也是侧面反映李元妮这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但是你感觉平了。
网络的民意不代表真正的民意
□刚才在录节目的时候你说因为伦敦的一次爆炸因为嫌犯被抓到，中国网民的反应是一片叹息没炸成，现在的网络民意经常是恶的东西、八卦的东西。但是你又说观众是非常善良的……
■就是我们现在往往要求看网上的民意，但我觉得网络的民意不代表真正的民意。网上的事，怎么说呢？网上绝大多数我看实际上是非常扭曲的，经常是简单的是非都没有，就是一种发泄，在一个人躲在你不知道我是谁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他一下迸发出的那种发泄，你这是好事他也骂你。其实这不代表，什么代表呢？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就我周围的人上电影院看电影之后能上网发评论的，我看能占到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一都不见得能到。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我也问，你们去写影评吗？“不不不，谁写那玩意儿？”上面写的人是观众群里面的十分之一，那你用这十分之一的人去代表这十个人，是不全面不准确的。
你看啊，这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靖国神社供奉着战犯，他对战争没有反省和认识——那你在网上看，很多人说，操，我他妈的把日本女的全强奸了——他恨日本人的时候就想到的是这个，而不是说你把自个的事情做好，然后你可以跟他抗衡。用这种方式恨日本人，这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意么？
咱就说章子怡这事。哎！章子怡捐款到最后弄成一罪人了——这不对了吧，这事就拧巴了。她捐了80万，她说她捐了100万——她捐8万都是好样的！你这不捐钱的人拿着棒子追着打一捐钱的人，一呼百应，这都是网络上调查出来的民意。生活中老百姓，我遇到的都说“不错了，子怡，挺好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被压抑，扭曲了之后，到一个网上可以无法无天地说，他就产生一种语言暴力。这种语言暴力呢，他是越没有是非他就越痛快。其实网络的民意都是会被操纵的，像新浪网观影团评分，《三枪》，78分；《非诚勿扰》，71分，这俩电影有那么大差距么？
票房，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票房是不是真能代表这是一部好的电影。我觉得肯定是不能够划为等号。但是反过来说，我们衡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标准。这事成了，还是败了，必须得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标准必须是可以被量化的。否则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标准，你可以说你的是最好的，我的是不行的；我可以是说我的是最好的，你那是垃圾。哎，出了什么标准啊？您是艺术家吧，您得了什么奖没有啊？戛纳，没拿，没拿我这也是牛逼，那别人为什么不给你啊？——他那奖不见得给得对，但他是一标准。这票房就是一个可量化的标准。所以，首先得承认这一个前提，票房这个标准是成立的。然后再说你达标了之后再怎么样。
□其实你本人也挺愤青的。
■我呢，就是，讲个理。让我觉得讲理，我就觉得有意思。事不讲理了，我就……你比如说今天下午，张扬新片《无人驾驶》的发布会，一小女孩记者就问，那您来了有没有觉得，盖过了张扬的风头，提了这个问题。我马上就觉得，哎，你这是什么？我就说，你年龄不大，一个小姑娘，你是什么样的动机，你希望我是什么样的回答。我不太认为你是好的动机——那我面对这个事，我就特想跟她讲讲这个理儿。
□但是如果你跟她讲这个理，她就跟着这个话题了，而你不回答的话，可能反而是个聪明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没办法。现在很多明星不是被名声所累么，他觉得他是一公众人物，是一名人，他需要跟媒体有良好的关系，然后他也可以任由别人去采访他，弄他，他得忍着。完了等他休息的时候，他可能不能释怀。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就是爱怎么着怎么着。就是如果万一你要问我这么个问题，咱们就可以讨论，咱们把这理儿讨论清楚了。除非你不愿意讨论，但是你要愿意讨论，咱俩就可以一直讨论下去，一直到我觉得你说得对。我不会因为你是不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一个实习生，我可以跟你承认错误。如果你是错的，我会跟你把理讲清楚了。
我不太在乎这个，我不愿意让自己为名声所累，我会做我自己。真正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包括拍电影，我就拍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这个。然后我会判断，这东西观众也会喜欢——行，这事可以干，干起来也挺愉快。而要是公众再喜欢，我不喜欢拍，我也不会去拍。比如说，鬼片，观众也喜欢看，科幻片，观众也喜欢看，但是我最烦看这两种电影，也不愿意拍。
其实我是觉得都是废话，说了半天都是废话
□你觉得身为一个导演一个艺术家，有必要和别人来谈这种拍电影的初衷啊或者说这里头的细节啊，你觉得有必要么？
■我觉得真是没必要。因为这电影拍完了，就呈现出这个样子了。我觉得你要靠跟别人说这电影怎么怎么的别人才明白，这电影拍得就太失败了。但是现在呢，这宣传就形成这一种好像导演每次拍完了就得说点什么。但是呢，你说如果一个导演拍完了，公司所有的人、负责宣传的，就说你这电影为谁啊，还不是为了你自己么？你都不愿意说，我们跟着瞎忙活什么呀，就弄得你好像特别不近人情似的。其实我是觉得都是废话，说了半天都是废话。观众看的就是你这电影，电影演完了，你要说你这电影怎么这样弄，怎么那样弄，说什么都白搭了。要我说，其实有一首映礼就完了，观众看你这首映礼，是一种礼貌，不用每天一说说半个月。但这确实是你没办法的，这是你没办法改变的。
□刚才你也提到这《非诚勿扰2》要拍了，但是比较而言，《唐山大地震》和《集结号》这样的才是你最想拍的。而像《非诚勿扰》，特别是要拍第二集，好像是更市场化的选择。或者说这是你自己的一种调整：拍一个大的，再拍一个小的？
■后边这种是我想的。比如拍这个《大地震》，太累了。连续拍这样的电影吧，容易他妈的恨电影（笑），就是你觉得我他妈的受不了这个罪。但是我每一次回忆拍《非诚勿扰》的时候，在北海道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特别迷恋。每天睡醒了，大家说拍点什么，周围都特别安静，然后拍吧，心特踏实，不用张罗这么多人，焦点都在这两人身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非常向往能过这样的日子：游手好闲，然后谈恋爱，又不确定，好玩的事都发生在他们身上了。我每次写本的时候，不是奔着喜剧，要逗你乐的这种喜剧。我要写一种日子，这种日子在我看来是有滋有味的，是特别有意思的，我把这种日子在电影里面过一过，我是奔着这来的。但是写的时候里面避免不了夹枪带棒的，好话不好好说。所以它产生一种错位和幽默感。
□这是以后的一种节奏么？跟杜琪峰有点像，一部市场的，一部自己的……
■对对对。像《非诚勿扰2》，这是王朔写的，写得特深刻，我觉得比1还好。因为我当时想你别续一个不如原来的。所以我现在，做完《大地震》了，在宣传，接受采访，其实我呢一想到要拍的《非2》的那些情节那些事那些话，我就有特别大的快感。
这些完全不懂的人，偏偏写文章教育我们这些开创市场的人
□相信现在对冯导你来说，资金和技术都不是问题了。是不是现在你真正苦恼的还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你必须要迎合现在和谐社会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审查。还有一种就是现在中国电影就奔着钱上的这种环境和压力。
■我想中国电影要发展的话，首先是投资人不赔钱，否则的话这电影就枯萎了。你要不让他赔钱，你得拍出来的电影好看。这是逼着导演把电影拍得好看，我觉得这对中国电影是有利的，对导演也是一种锻炼。因为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不认为我迎合了观众我受了委屈了。我觉得喜欢拍这些电影，观众也喜欢看，这就是天大的好事，然后也能创造价值，这事多好。但现在有一问题，就是从政府开始引导着老百姓仇恨财富，这个是很危险的。你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他从一生下来就尊重财富，他说他爷爷比我爷爷棒，我爷爷不如他爷爷，但我他妈的得超越你爷爷，我得自个儿努力。中国呢是，我操，你他妈的有钱人，他们能住上好房子，咱们住不上好房子，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也住不上，就这个思潮，你用这个来摁住，来达到社会的稳定，我觉得这使这个社会全面的倒退。有人要求公平公正，我说机会可以公平，结果绝不可能公正，是吧？你也当导演拍电影，他也当导演拍电影，你们俩都有机会，但是你拍出来的没人看，他拍出来的有人看。你把这不卖钱赖成因为他卖钱，所以你不卖钱，这完全是一种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了。
最近我又爱说章子怡，又爱说任志强——这都是我们的社会拧巴的极点——他们说的没有一句是错的。你知道吧，就听不得一句不好听的话，但是他说的确实。那女孩，她说我宁愿坐着那宝马车上哭，也不愿意骑着那自行车乐，她怎么就成了错误了？因为她就是这么想的，你非要她说一句她不是这么想的话？至于你坐在宝马车上哭，最后你发现结果不好，那是你自己活该，是自己的事。但是如果说她现在就这么想，她应该是可以这么表达的。
完了之后任志强说那个包，那个LV的包值2万块钱，这个包值15块钱，你大学刚毕业，你为什么要买那两万块钱的包？你现在先背着这15块钱的包，等你努力挣钱了之后，再买那2万块钱的包去。你一上来就想为什么她能买2万块钱的包，我为什么买不了。你说这任志强他用这举例那个房子，他说得对啊。现在就是所有对的东西都遭到民意强烈的反对，民意是什么，民意就是你要调查这房子最好不花钱买，政府给每个人分一套，这个支持率肯定是最高的。
我经常看到这些文章，什么中国电影向钱看啊……我操，这事他妈的不错啊，你他妈的电影不挣钱，那你干什么呀？这电影拍了赚钱了，第一这电影业能发展起来，第二，想必这观众想看，他才有这么大的票房。其实我们不用这么杞人忧天的。好像觉得往这看了，电影就没有营养了。其实不是的，你们看那不卖钱的电影有意思，我看那东西也没什么营养，也不行。你从最近的电影节也能看出来，就是还抱着那个觉得电影节也能给你奖的片子，但是连电影节现在也抛弃你了，也不给你奖了。所以，我看到这些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挺奇怪的。中国的电影市场做得这么好，不断地铺文章骂，这些中国的导演怎么了，这是没有道理。中国的导演说，好，我不拍了，是不是大家能看到了更有质量的电影？我可以跟你说绝对不可能。其实这里头有导演在不断地尝试调整。你说张艺谋不调整，其实他不断地调整再调整；陈凯歌在调整，姜文也在调整，他为什么找这么多大明星呢。因为他也要拍片子啊，也需要投资啊，你不能投一回折一回，折一回投一回，那你就别干了。你不干了就彻底没有了。你干了，在蓬勃的基础上，你就敢跟王中军说，帮帮忙，投一个片子。王中军赚了点钱了，他就敢投拍个路学长的《卡拉是条狗》，他就敢不赚钱，把陆川叫过来投个《可可西里》，不赚钱我也愿意拍，有合理的预算就得了。所以对中国电影有好处的，真的是商业电影。没有这些商业电影把观众拽到这电影院里，谁会盖这电影院？没有银幕，你他妈的天好的电影你都放不出。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要在美国，根本就没有人讨论这问题。
你们这么有远见这么能写，当初没你们出招，要按你们这么出招，电影院现在早就改洗澡堂了，改他妈洗浴中心了，改卡拉OK了。这些完全不懂的人，偏偏写文章教育我们这些开创市场的人，你们应该怎么弄。
□你也得谅解每个人不同的视角。
■对，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视角。但是我们的声音也得表达出来。你不能因为讨好、迎合，就“对对对，现在的电影真是无聊，应该拍点好的”。那我们心里也委屈了。我们不全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的电影确实是……
■就说这个烂片退票制，外行人说这我都理解。导演跟着喊，我就主张这个。我操，完全是自毁。它怎么可能呢？它没有标准啊。没有一个导演是我一生下来就拍烂片，我从做导演我就喜欢拍烂片。他出发点一定是想，哎，我怎么拍拍得好一点。你说我从电影院出来，你说不好，我说好。如果你想我这七十块钱退出来了，能再看场电影，这有什么不好的啊，反正我看完了。这报纸、书，你都买来看了，然后你翻完就说不好看，退钱。
完了这烂片退票制一出来，我就说这是一狗屎，我是说了一句实话，就大肆讨论起来。我说的这是一狗屎，不是鼓励拍烂片，我是说硬要推行这烂片退票制，这么一件不可能实行的事是狗屎。完了，我说了这么一句实话，就认为我是不尊重观众了。而且他说的这个不是我，我也没必要挡这趟。但我觉得他不对。现在好多导演出来说，我的电影不好可以退票，我真想看着他们怎么实行这个，你看看这结果是什么，我告诉你，他们真能给你退出一半的票。
（ 《电影世界》2010年8月稿件， 采访/雪风 徐元 整理/马嫚丽 采访摄影/雪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