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导演Cristi Puiu在2005年拍出了《无医可靠》（The Death of Mr. Lazarescu）这部突破性影片，自此之后，每年五月，能在戛纳展映便成了罗马尼亚电影人和影迷们证明自己价值的途径，更不用说那些非影迷了。影片入围影展各个单元，这让罗马尼亚人的民族自尊心空前高涨，当然，入围主要竞赛单元才是最理想的。在2007年的戛纳电影节上，Cristian Mungiu的《四月三周两天》（4 Months, 3 Weeks And 2 Days）一举拿下金棕榈大奖，而Cristian Nemescu的《加州梦》（California Dreamin’）拿下一种关注大奖，这看似风光的表象下却也出现令人烦恼的问题：罗马尼亚导演觉得自己的作品终于得到了认可，但这却也意味着近期不可能再拿下第二个金棕榈奖。
早在《无医可靠》之前，很多评论家便预言了Puiu的成功，其早前作品《无命钱》（Stuff and Dough）一鸣惊人，参展了2001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此片与其它任何罗马尼亚电影完全不同，看似质朴却充满活力，而导演对影片形式也有着精确理解，令人叹为观止，因此那些评论家都十分看好Puiu。他对罗马尼亚新浪潮有着深远影响，我认为影史以他为分水岭。因此四年之后Puiu推出《无医可靠》时，我们这些从一开始就看好他的人便会心一笑、坐等好戏了。
近十年过去了，Puiu新作《奥若拉》（Aurora）在戛纳展映，引起不同反响，看法众说纷纭，适时地将大家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罗马尼亚上。《奥若拉》描述一次深入孤独、近乎闭塞之域的探险，这却令我困惑不解。我依旧认为Puiu有着异常的天赋，但这三个小时给观众留下了什么印象呢？Puiu炉火纯青的场面调度？这我早已知晓；对于电影时空的精妙控制以及对细节的一丝不苟？不一而足；还是他作为影片主角的表演功力呢？好吧，我承认他是此角色唯一合适的人选。《奥若拉》的确是部了不起的作品，却并不特别发人深省，也不特别动人心弦。有时还引人入胜，有时却令人彻底失望，显然比不上《无医可靠》。我不提倡要引起共鸣、取悦大众什么的，但《无医可靠》确实事关芸芸众生，事关厄运降临的那一刻。《奥若拉》却只和Puiu一个人有关，是Puiu心理阴影的写照，此片也或许只是一种消极疗法的形式。
Puiu只成功了一半，但这却代表了罗马尼亚电影的优势与劣势。就电影形式来说，他的方法已经成为范例——只要是罗马尼亚的任何电影人，无论是老将Mungiu，还是Marian Crisan这样的新秀，都从他那得到借鉴；就电影内容来说，Puiu对个人与私密的痴迷已在Corneliu Porumboiu、Radu Muntean、Radu Jade、Adrian Sitaru等所有人身上承袭。当然，不同导演会讲述不同的故事，但还是可以从这些人的作品中窥见Puiu的影子。
Puiu之后还有转机吗？从《奥若拉》来看，罗马尼亚新浪潮似乎暂时走进了死胡同，《奥若拉》到底要表达什么？推测过程就和主角的杀人动机一样令人抓狂。这部电影更像一次罗夏测验（叫人解释墨水点绘的图形以判断其性格），其实从根本上来看，这部电影更多的是关于观众，而不是关于主角。
《圣诞节后的星期二》是Muntean的第四部剧情片，他是新罗马尼亚导演中最高产的一个，此人拍电影的有趣之处在于，你会发现他的每部电影都延续了上一部的风格和主题。02年他的处女作《郁怒》（Fury）的结局构成他下一部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的影片《无主孤军》（The Paper Will Be Blue）的框架。《无主孤军》的故事发生在大革命的夜晚，它不加雕琢的风格嵌入了08年的下一部影片《摇摆舞》（Boogie）中，此片描绘了1989年“十二月风暴”中三个年轻幸存者20年间的生活。《摇摆舞》中最激烈的情节，即发生在浴室的家庭争吵情节，则被扩展成了一整部电影《星期二》。
尽管Muntean努力想真实再现一场家庭危机，影迷们并不买《星期二》的帐，国内上映一周内仅有一万人来观看。令人沮丧的是，罗马尼亚新浪潮中获得最多奖项、最受人关注的作品却只吸引来两万观众，而罗马尼亚总人口数是2200万。扬威戛纳的《四月三周两天》历史性地获得了九万人气，但编导也是个明智的投资商，他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巡回放映，就像先锋时代在为数不多的乡镇影院放映一样。其实罗马尼亚尚无像样的电影工业，就像导演Nae Caranfil曾说过的那样：“‘电影工业’和‘罗马尼亚’这俩词儿结合在一起就是个笑话。”
同样，罗马尼亚新浪潮的问题不仅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而是电影多样性的缺失——类型片制作几近消失，总体观影人数逐年下降。2006年Porumboiu自编自导的极简抽象主义的滑稽电影《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12:08 East of Bucharest）吸引了大约1万4千名观众，对于一部有关1989革命题材的处女作来说已经是个奇迹了，因为罗马尼亚人对此类题材并不感冒。更值得思考的是同年《达芬奇密码》国内观影人数只有十万。
与此同时，罗马尼亚的国内电影组织CNC列出了一些既没人支持也无吸引力的废电影，其中的两三部剧情片可能一年才能找到一个观众，比如演员Horatiu Malaele导演的处女作《无声的婚礼》（The Silent Wedding），或者Radu Mihailcanu在09年与法国合拍的《音乐会》（The Concert）。但即使是Sergiu Nicolaescu这样经验丰富的史诗片导演（最有名的作品是《勇敢的米哈伊》（Michael and Brave）1971），即使他曾是齐奥塞斯库的国家宣传机器，也不得不陷入观看人数从70年代的百万降到现在的几万的窘境。
矛盾是罗马尼亚人的特性，戛纳、威尼斯、柏林三大电影节上最高调的电影，仍然还是那些年轻导演们的作品。例如今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Florin Serban的处女作《想吹口哨我就吹》（If I Want to Whistle, I Whistle）尽管还是有些俗套，但仍然充满活力，此片吸引了四万名观众，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成为罗马尼亚参与201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选送片。
但凭借《威震天》（Megatron）摘得2009年戛纳电影节最佳短片金棕榈奖的Marian Crisan推出了处女长片《早晨》（Morgen），勉强吸引来一万观众，该片今年在罗迦诺捧回四座大奖。向来标新立异的编剧Razvan Raduleacu曾为《无命钱》、《无医可靠》以及Muntean的大多数电影做过编剧，《四月三周两天》里那场著名的生日宴会的剧本也出自他手，这回他与Mclissa联合执导《不管怎么样》（First of All, Felicia）（2009），四千观影人次尚算可观。它主要受年轻观众的喜爱，讲述了一个家庭的不和睦故事，说明新浪潮中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依然能够撼人心弦。2009年Radu Jude 的《世界上最快乐的女孩》（The Happiest Girl in the World）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此片票房还算可以。2008年Adrian Sitaru的《鱼钩》（Hooked）大胆成功地刻画了令人惊奇的三角关系情节剧，此片玩弄各种主观镜头，而Sitaru将故事的成功归功于Jude。最后，Porumboiu近乎抽象的《警察，形容词》（Police, Adjective）与《12:08》获得了旗鼓相当的票房，这就算一项重大成就了，因为《警察》一片内容更晦涩难懂，在罗马尼亚新浪潮中此片与《无命钱》同属最激进影片。
时下的现状怎样呢？在大众院线依然在为争夺罗马尼亚百姓的喜爱而与电视苦苦抗衡的时候，希望就要寄托在Calin Netzer和Constantin Popescu等下一代导演身上了。向前辈学习的同时，他们也不那么激进敏感，明确定位在主流影响力上，无论那对罗马尼亚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得以目睹一场新浪潮的诞生——更注重类型而不是形式。艰难的岁月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后现代主义大师Cristian Nemescu温文尔雅、乐观开朗、多才多艺，英年早逝的他为后世留下一部《加州梦》作为丰厚遗产，罗马尼亚电影的确需要另一个Nemescu了。
｜原载2011年1月《Film Comment》 作者：Alex Leo Serban 翻译：何小沁 校对：小双 (Cinephilia.net翻译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