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4年为《我们的音乐》(Notre musique)选景到这次拍摄这位瑞士导演的第一部(据说也是最后一部)3D电影,法布里斯·亚拉贡(Fabrice Aragno)已经与戈达尔(Jean-Luc Godard)合作了五次。在这一次的《再见语言》(Goodbye to Language)中,亚拉贡还参与了影片的后制。以下是去年八月在洛迦诺电影节(Locarno Film Festival)上对他的采访。

亚拉贡与戈达尔

在拍摄过程中,你与戈达尔的合作是怎样的?

和戈达尔合作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有时根本不在片场。他不会明确告诉你他要什么。比如说,他会说我要一个奔跑的女孩的镜头,就这样而已。拍《电影社会主义》(Film Socialisme,2010)的时候,我们两次去歌诗达协和号游轮(Costa Concordia)上拍摄。第一次是拍乘客的镜头,第二次是拍演员的镜头。在第一次出发拍摄的三天前,戈达尔跟我说:“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我们问:“那我们要拍什么?”他说:“要什么就拍什么。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如果我要你拍这拍那的,你只会按照我的要求拍,这样只能拍出一堆垃圾。你随心所欲地拍吧。”

所以说,他希望拍摄的时候能出点“意外”,他想要来点惊喜。

是的,他不想剥夺我们创作的自由。我们刚拍完《电影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让我拍一些3D的东西,也没告诉我要拍什么。在2010年,紧接着《阿凡达》(Avatar)上映后,我们先用了一款内置3D的松下相机。这个相机非常昂贵,但是画面并不好,景深也不够。因为之前拍摄《电影社会主义》使用的佳能EOS 5D相机效果挺好的,于是我们购置了两台。我做了一个木制支架并做了多次尝试。这样一来,3D效果略显粗糙但更具表现力。通常,用两个相机拍摄3D影像时,要使两个相机尽量靠近来减小视差。我做的这个支架将两个相机之间的距离保持在5厘米,可以拍出对比度更强烈的3D画面。

然后我又制作了一个支架来分离画面,《再见语言》中有几处就是这样处理的。我先找了两个朋友来做实验。我让他们并排站在镜头前,然后让男生往厨房走。与此同时,右侧的相机跟着他拍,左侧的相机仍然对准女生。这样就有了两个画面,右侧是男生,左侧是女生,这两个画面会在人脑中重叠起来。最后,我让男生往回走向女生,于是又形成了3D画面。这在观看的时候确实会有些错乱。

本片展现了很多3D的可能性。你是如何产生这些奇思妙想的?

我们并不想用3D来做效果,而是想用3D来表现出新的东西。我做过一个2D版的《再见语言》,我把两个画面像双重曝光一样重叠在一起。我也试过把2D和3D画面重叠结合起来。我想要利用不同的空间层次,表现不同类型的画面。我拍摄了一个女人的3D肖像,把它夹在了2D图像中间。我还会把不同的3D图像混合起来,比如一条街的广角镜头和一个女人头部的特写镜头。这不是把两个画面单纯地放在一起,而是对画面的重构。我把我做的都拿给戈达尔看,他会采用一些我试验的片段。戈达尔在《3D铁三角》(3x3D,2013)里他的片段中采用了许多这样的画面处理方式。

为了拍摄《再见语言》,我去年在法国南部度假时,带了一个支架和两台GoPro相机。我拍摄了一些傍晚我孩子在橄榄树丛间奔跑的素材,然后我把这些素材拿给戈达尔看。通常,他只会说:“好的,谢谢。”但这次,他显得异常激动:“太棒了!太好了!”他向我要了这段素材,并表示说不定能派上用场。后来,我发现这段素材代替一段被戈达尔剪掉的片段出现在了电影的终剪版里。我在翁布里亚剪辑Pippo Delbono的纪录片《Sangue》时,发现那里的光线非常美丽,于是我在室内和室外拍摄了一些素材,这些素材也被用在了《再见语言》中。当然他能用我的素材我很骄傲,不过我这样说是为了说明这是他做电影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戈达尔来说,拍摄只是收集素材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会使用我拍过的素材、他拍过的素材,或者是其他影片中的素材。

《再见语言》中时常闪现出一些让人陶醉的画面。片中有没有哪些画面是最打动你的?

影片的第一部分里有一对夫妻。妻子从楼梯上走下来,然后开始穿衣服。就像是倒转的脱衣舞一样,她坐在沙发上,扣上衬衫,身后的电视里正播放着《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我们使用的唯一光源是房间里的台灯。大多数时间她都站着,在拍最后两个遍的时候,她坐在了沙发上。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她一坐下,她的头部挡住了台灯。每次当她移动时,就会出现镜头光晕以及不同的对比度。真是非常神奇。

当戈达尔把初剪的版本拿给我们看的时候,他用是的前面几遍拍的镜头。我说:“你看,在第七、八遍的时候,她坐在那里,简直绝妙。”他说:“谢谢你告诉我,不过我应该会在第二部分里面用你这个点子,让她坐着。”后来,他把影片的一部分交给我独自处理的时候,我发现他还是采纳了她坐着的镜头。可是要是我对他说谢谢的话,我怕他就会删了这个镜头。不过,在我们一起做最后混音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看,我还是用了你的镜头。”

亚拉贡与戈达尔

戈达尔一直喜欢探索录像的众多可能性。既然现在他的电影已经完全数字化了,他的剪辑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他通常从录像带开始剪辑,他不用电脑剪辑,而直接用高清数字录像带(HDCAM)剪辑。所以说,他无法回放或者返回插入片段。当他要插入一个片段时,他会将画面重叠。如果用35mm胶片剪辑的话,你可以直观地看到成片大概是什么样子。但是剪辑录影带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屏幕,两个剪辑方式是不一样。所以,戈达尔通常会把正在剪辑的部分拿到一边,把屏幕垂直放在剪辑台上,这样就没有东西挡在他和画面之间了。他只能侧过身去剪辑。他剪辑的速度非常快。在他看过所有素材之后,他会把每一个画面的影印缩略图粘在本子上,做成一本书的样子。他也会用他的索尼相机拍他的狗,大概拍了四年的素材。他把这些素材都给了我,我会把每一帧都分类标记,再以DVD的形式给他。他每周大概能剪辑完成五到十分钟,然后就会拿给我和助理导演Jean-Paul Battaggia,看看我们的意见如何。我在拍《电影社会主义》的时候还比较腼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像老朋友一样称呼对方,还会发信息开玩笑。

谈谈你剪辑3D影片的经历吧。

第一版剪辑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手动将每一镜的左右图像同步起来。但当我把这个几乎没做色彩校正、单声道的粗剪3D版拿给戈达尔看的时候,他说:“这看起来不太好,要是还没准备好的话,我们只能拿2D版的去戛纳,然后再把3D版拿去威尼斯。”我提议在巴黎大的影院放映一次,再决定用哪个版本参加戛纳。我带了立体声3D版、高清2D版和戈达尔的带时间码的HDCAM粗剪版。他剪的版本真的很棒,我觉得我们用他的版本就好了,反正戈达尔从来不怕影片太过粗糙。我向他表达了我的看法,但是他说:“不,我们是来看3D版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当我们开始放映3D版时,他一直没有喊停。然后我问他要不要接着放他的粗剪版,他说好。但粗剪版放了十秒他就喊停,他说:“这个电影要做成3D的。”

当时是3月18日,距离影片在戛纳首映只有两个月时间。他在此之前甚至都没有看过3D版。在这之后,我们在他家进行了影片的最终的声画剪辑。我们把他的工作室成为“藏英国人的地方”(Chez les Anglais),因为在战争时期,当英军飞机被德军打下来后,法国人为了保护英国飞行员,常常会把他们藏在地窖里。戈达尔的工作室没有窗,就像是地下室一样。工作室里有一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肖像。总之,我同步了三台电脑,一台用ProTools来立体混音,一台用DaVinci负责调色彩和3D效果,一台用Final Cut来播放前两台电脑处理的结果,使之同步。我想要同时进行高清3D的混音、调色和剪辑,每两分钟为一个单位。

本片在戛纳成了人人谈论的焦点。在那首映的感觉如何?

戛纳很妙的一点是在于它在春天举办。当你辛勤工作一整个冬天,完成了影片后,万物复苏,春意盎然。《再见语言》的放映简直不可思议。正式放映前一晚,我们会和放映员及技师进行一次彩排。由于白天根本没有时间,所以彩排是在凌晨三四点进行的。那个时间,派对散场,空无一人,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我们从台上走进卢米埃影院,开始测试。影片的画面很棒,但声音的共鸣有些大。我们给影片做了动态的声场,不同的声音和效果会通过不同的声道环绕在影院内。我很担心效果会是一团糟,但当影片开始放映的时候,我感受到声场与影片合二为一,回响在整个影院里,就像是一个演员牢牢地掌握了整个舞台。看了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像是回到了戈达尔的工作室,与他坐在一起,不同的是,我们身边多了2700张座椅。

译者: 一个Delpy 校对:Sonatanegra @迷影翻译

Paul Dallas
Paul Dallas

美国制片人和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