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
“What is important now is to recover our senses. We must learn to see more, to hear more, to feel more.
Our task is not to find the maximum amount of content in a work of art, much less to squeeze more content out of the work than is already there. Our task is to cutback content so that we can see the thing at all.
The aim of all commentary on art now should be to make works of art – and, by analogy, our own experience – more, rather than less, real to us.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should be to show how it is what it is, even that it is what it is, rather than to show what it means.”
— Against Interpretation by Susan Sontag.
机缘巧合下，重读了Sontag这段话。
译文如下：
「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拾我们的感官意识。我们必须学习观看更多、聆听更多、感受更多。
「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寻找最大量的内容，更不是从现成作品中挤出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裁减内容。好让我们可以看见作品的根本。
「现今所有艺术评论的目的，应是使艺术作品——以此类推，还有是我们自身的经验——于我们而言变得更真实，而非更不真实。评论的功能应是呈现艺术作品是怎样成为它这个面貌的，以至是它就是这个面貌，而不是去展示它有什么意思。」
（笔者根据《反诠释—桑塔格论文集》【台北市：麦田，城邦文化出版，2008】中黄铭芬译文再译。）
我特别同意她最后一句：「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should be to show how it is what it is, eventhat it is what it is, rather than to show what itmeans.」
这个话放在最近上映的《三人行》身上，尤其适合。
关于坊间上不同文友对《三人行》的演绎，我后来与冯庆强[1]其实有详细讨论过，有些想法与Sontag的话原来是契合的。
《三人行》的整个故事格局，很明显是2016年当下香港局势的一个比喻（analogy），这大概不需要再作争论，但正如我在较早时便提出的：作为观众（包括影评人），如何解读这个比喻，遂成了问题所在。
但坦白说，读完了诸文友的演绎之后，我并未被任何一人完全地说服（得指出这句话没有贬义，也绝非说文章写得不好）。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都太在意去作出解读了——给片中每个人物、他们的每个动作/行为、以至剧情的每项转折，都要赋予一个肯定的、清晰不过的含义（Sontag说的「what it means」）——而忽略了看电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to recover our senses … to see more, to hear more,to feel more.」
于是，也许重要的并非是每个人物「代表」什么（诸如古天乐=黑警、赵薇=救世主或强国人、钟汉良=年轻一代/抗争分子），我们需要诘问的反而是：我们「感受」到什么？
以错盖过，徒添混乱
我的第一个答案是：乱！好乱！乱的是不单是整个处境（警察→犯人→医生），还有是整个环境——于是把犯人安排在大房轮候开刀，便是一个合理的（justifiable）处理了；而造成乱的原因，除了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考虑，几乎鲜有地会顾及他人的处境、愿意改变或放弃自己的想法的，甚至因此而不依循、以至违反规则处事的。而这个状况，我觉得是很接近香港目前的局面的。
另一个造成乱局的原因是没有人愿意承认（更遑论反省）自己犯的过失，相反的，不是坚持自己没有错（如赵薇），便是不惜用错误的方法来掩饰原先的过错（如古天乐），以至用轻蔑的、挑衅的、攻击性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或扰乱、歪曲一些价值观念（如钟汉良）。另一些人，则用谴责他人（如王子轩）、固步自封（如张国强、谭玉瑛）、不肯（或没有能力）面对现实（如卢海鹏）、或逃避现实（如洪天明）等等方法来应对，结果只徒添混乱。
启示各人，可矫前错
这个乱局，越看下去，给我的感觉就是郁闷，因为它越来越变得是个困局，解决的方法不是依靠外来的冲击（因为它只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与混乱），而是剧（局）中人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走出去（或依然走不出去）。所以我觉得影片把最后的高潮安排在连接着医院与外部的天桥上发生是适合的。
创作者又给三个人物各自安排了一个契机，彷佛向他们（我们，即观众？）提供了一个启示，使他们明白、以至有机会纠正先前所犯的错误。于赵薇，那是王子轩连人带车（轮椅）跌下医院的楼梯（熟知电影的观众自然会联想到爱森斯坦名作《波特金号战舰》里的「奥德赛梯阶」场面）。
很多人似乎都忽略了这道楼梯的重要性——开始时，赵薇本来是在一个失败的手术后要离开医院回家休息的，不料却在这楼梯上摔了一跤（可能是出于疲倦、也可能是仅仅出于不小心），但却正正是这一跤，使她不甘心出丑于别人眼前，而决定重返岗位，继续逞强。
她由始至终都不肯承认她给王子轩做的手术是失败的，坚持假以时日会有好转的可能性。王滚下楼梯后不独没有受伤，反而神迹地恢复了行动能力。但这现象没有使赵薇悟出世事并不由她控制的道理，反而使她下了更大决心要去「拯救」钟汉良（其实更大的潜意识目的，可能是想再三确认自己的信心与能力）。
于古天乐，他恶向胆边生，执意要杀死钟汉良来掩饰自己私刑执法的罪行，但不料枪膛被卡住，一粒又一粒子弹无法射出，却就在这一刻，他打消了杀人灭口的恶念。
于钟汉良，他一直企图反客为主，控制大局，但命悬半空，在生命与反抗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前者，屈服在古天乐（执法者）手下。
暗渡陈仓，以保全貌
有很多人指责影片的最后结局，是杜琪峰不得不按照合拍片的规限而硬生生把它写成这样（特别是古天乐突然「变了个好人」，道出了他「犯法」的原委）。也许是，但也许不是。杜自《单身男女》（2011）以来的一系列合拍片，其实都在在显示出他（与韦家辉）一直怎样施尽浑身解数，意图在合拍片的金刚箍下，暗渡陈仓，以保全貌。我觉得《三人行》也不例外。
如果没有之前古的子弹被卡住的安排，我会同意他的告白是一个很突兀的处理，但有了这个前因，我却觉得可以接受。但杜琪峰的高明处，是巧妙地在最后一刻，渗入了他的颠覆——古的表白对象，他的上司，很有趣地一直被安排在画面以外，而声演者不是别人，正是杜琪峰自己（影片的「阿爷」，或最终的操控者！）这个处理做成的吊诡，是古虽然一五一十地从实招来，上司却完全漠视事件的真相，佯作没事。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赤裸裸的包庇，并默许了之前古说的一句话：「我们犯法，只是为了执法。」第二个更大的吊诡，当然是赵薇得以再一次实践她的信念，但却又再一次地失败了——钟汉良最终还是成为脑残。先不理会我们是否认同钟的方法（以至他的劫匪身份），但看到他空洞的眼神与空白的表情时，相信大部分观众都会禁不住倒抽一口凉气吧。[2]
去十三年，香港伤悲
我看《三人行》还有另一种很ironical[3]的感觉。古天乐失职，其他同胞其实都在撑他（其中一名女警更自动请缨，把责任全扛在身上）。
这段情节很容易叫我想起杜的前作《PTU》。戏里便衣警探林雪失去警枪，一众警察机动部队队员（即片名的「PTU」）在任达华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帮他隐瞒真相，争取时间在一夜之间寻回失枪。电影是2003年的作品，香港回归仅六年。
我记得当年影片的反应，不论观众抑或评论，没有人有丝毫半分质疑过片中警队队员这项互相包庇的行为的法律责任与道德性，我相信那是源于我们对当年警队仍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任（香港电影在这方面长期担任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即把警察拍得有勇有谋、有情有义）。
13年后，接近同样性质的事件出现在《三》片里，我们却几乎毫不犹豫地便立刻把古天乐及其伙伴定性为「黑警」。50年后的观众回望这两部电影，不知道能否感受到这中间香港人在现实与心态上的转变，以至背后的悲哀与辛酸呢？
—2016年8月1日完稿，8月18日修订。
注：文内黄色小标题，为编辑添加。
[1]香港电影特效、动画工作者，「香港粤语片研究会」创会成员。 [2]应亮把他与《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75）中最后也是变成脑残的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联系起来，是很富启发性的看法。详见《放映周报》<虎山行——银河映像的合拍之路与《三人行》的探索>一文：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626 [3]一般译作「反讽」。但笔者认为「ironical」的概念不存在中文语法中。「反讽」意思接近，但并不完全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