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对话》导演黄惠侦、制片李嘉雯、剪接林婉玉携片参加柏林影展全景单元纪录片项目，这部纪录片极度温暖而且真挚，导演深入观察了她年轻时就被迫嫁给一个暴力的丈夫，并有了两个女儿的同志母亲。通过摄影，黄惠侦得以进入母亲的内心世界，让她们可以一起将过去逐渐放下，与自己和解。《日常对话》的团队都非常可爱，导演黄惠侦的声音甜美轻柔，与她谈话不但如沐春风，也同时发人深省。
我一开始就期待摄影机可以把我和母亲的距离拉近
陈韵华：请问您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契机之下开始拍摄母亲的故事？
黄惠侦：最早开始想要拍摄母亲的故事是1998年，我那时候二十岁，还在做牵亡（台湾当地在葬礼上为了纪念亡灵而举行的仪式）的工作。有一个纪录片导演来拍我和我妹妹，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电视台做节目的摄影机、知道有一种电影类型叫做纪录片，那时候就开始想拍我们家的故事 。于是先存钱买了一台摄影机，然后在小区大学学基本的技术，片中画面比例比较小的就是1998年左右的素材。因为我的母亲从1998年就开始被拍摄，拍日常生活时她根本不在意摄影机的存在，比较难的是要她坐下来访谈的时候，因为她不是一个善于用语言表达情感的人，而且那些过去都是她不想提的。
大家都以为拿着摄影机就会在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可是其实我一开始就期待摄影机可以把我和母亲的距离拉近，因为没有摄影机的话我根本没有接近母亲的机会。
陈韵华：你五岁大的女儿在旁边观察的感受是什么？
黄惠侦：我的女儿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跟着我们拍片，拍我们家的电影对她来说是一件有趣的事。她现在很爱拍照，像片尾看到的一样，会拿着小小玩具摄影机学我做的事，一开始拍我、访问我，后来去拍阿嬷，问阿嬷“你爱不爱我？”。片尾其实就是整部电影要说的事情：作为人，对于爱的追寻和质问，是与生俱有的。
陈韵华：你们最后餐桌上的对话非常感人，像是你对母亲的告白，也同时对母亲和观众揭露了一个关于过去的秘密。我想情绪上同时以女儿和以导演的立场进行那场对话应该相当困难。可以请您说说拍这场戏时内心情绪的转折，以及场景设计和拍摄手法吗？
黄惠侦：这是一场我要和我妈妈告白的一场戏，担心我们可能都会不自在，所以架了三台摄影机，一台对着我妈妈、一台对着我、一台可以看到整个景，然后摄影师就出去了。拍了三个小时，剪掉了蛮多部分。其实那三个多小时里沉默的时间很长，因为我们的沟通很笨拙，对最亲近的人什么都讲不好，也什么都不敢讲。有人问我们最后是怎么结束这场戏的，其实拍到最后是我情绪崩溃了，跟我妈说你先走。不然我们还会一直坐在那里，即便只是沉默掉着眼泪。她离开之后我就趴在桌上一直哭，直到摄影师上来把摄影机关掉。
录像记录下来的好处是，重新看的时候会有比较抽离的态度，因为当天对话时，我的理解不见得是正确的。
陈韵华：拍完之后对你们的转变？
黄惠侦：拍片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改变我和妈妈的关系，结果我看到我们的关系往很正面的方向发展。当我把我们的人生拍成纪录片的时候，然后把影片放在金马影厅跟观众一起看，突然可以隔着一点距离看到我们这对母女，她才真正理解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互动为什么是这个方式。我妈妈平常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的人，看完影片情绪突然变得很稳定，开心了一整个月，我很高兴看到她收到我要传达给她的讯息。
陈韵华：片中与你母亲前女友们的访谈非常好玩，她们都非常坦诚。找她们进行访谈的过程中遇到过任何困难吗？
黄惠侦：前女友大部分住我们家附近，找到她们并不难，这些阿姨们答应的理由不一而足。我妈妈现任女友很爱讲话，之前那任很想被访谈，没访谈前我们在家里附近巧遇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有些则是带着想找人抱怨的心情来的。这些生活在比较底层的妈妈们反而没有所谓中产阶级可能比较拘谨爱面子的心情，他们很理解人生都是这么回事，很辛苦的人生也是很值得与人分享的。
陈韵华：您们的梦幻制作团队是怎么组成的？
黄惠侦：制片那时候从美国刚回来台湾，就是想帮台湾导演们，她在工作坊当讲师时，我是学员。帮我们配乐的林强二十年前是当红歌手的时候，有一次我做牵亡工作的时候，他来给亡者上香。后来我们在釜山的台湾之夜遇到，我跟他提起这件事，他也多问了一些我纪录片的内容，说要帮我们配乐，费用不用担心。跟侯导（侯孝贤）认识是通过社运，因为我拍电影之前的正业本来是做社会运动，他胆子很大，帮一个不是科班出身的人拍的电影做监制，当时NHK想投资就用侯导的公司名义与NHK签约，后来找资金也比较方便。 拍这部片一路真的有很多贵人。
原文标题：“我一开始就期待摄影机可以把我和母亲的距离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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