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今年的柏林影展不再聚焦在难民危机，移民和离散依然是很多入选电影的重要主题，大家就此展开了更丰富的讨论。也许这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可是这些议题其实与中国的时空背景息息相关。
“跨越边界”的概念在今年柏林影展中的很多电影里都带有形而下的现实意义， 离乡背井的原因不一而足，为了躲避审判（《Adriana’s Pact》）、为了打工（《上帝之国》、《无名之日》、《消散》、《龙先生》 以及《Alyam Alyam》）、为了逃离迫害（《Honeygiver Among the Dogs》、《 Combat Au Bout de La Nuit》），或者因为任重道远，以天下为己任（《我不是你的黑鬼》）。
乍看之下，移民和人口流动的问题似乎和中国没有太大关联，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各省之间地理距离和人文、方言、经济上的迥异（中国大多数的省份的大小都和一个欧洲国家平均大小不相上下），移居外省打工的民工虽然不出国门，却常常与跨越国界迁徙到其他国家的移民有着类似的感受 。
乡下地区的农民由于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鸿沟， 常常得搬到大都市地区打工，把工资寄回家里，像是巧巧（《巧巧》）、老刘（《空山异客》）和Ying Ling （《Almost Heaven》）。他们往往被排除在户口制度之外，因此无法取得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口可以享受到的基本社会福利，成了各大城市里的“幽灵人口”。相对应的则是留守家乡的孩童和青少年，像是石头（《石头》）、Lynn（《笨鸟》），还有导演谢天的短片《承诺》里的小男孩，他们都是中国数百万名留守儿童不同的面孔和故事。
我的影评朋友Megan Spencer （澳大利亚《卫报》）和David Mouriquand （《Exberliner》）很大方地和我分享了他们对于这些中国电影中移民议题的看法。“在这些电影里手机无所不在，是一种连结，也是情感的替代。手机也不见得是种正面的存在，像是我们在《笨鸟》最后看到，把手机丢到河里面感觉是一种痛快的解脱。”
“那些我们在Almost Heaven年纪很小就得在大城市打工的孩子们，还有那些被迫留守的孩子们，他们的童年都结束的太早了。”David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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