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于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www.twreporter.org）」
在看完韩国导演金容华的电影《与神同行》后，尽管被极度煽情的手法催出了不少泪水，我还是认为尽管此片在电影拍摄的相关技术层面上达到了相当高度（连许多好莱坞特效片都被比了下去），但编导对电影本身所要探讨的主题在深度上仍然有所落差（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掩饰真相的手法，再在适当时机揭露以震慑观众），这个落差应有不少来自于本片摄制时的娱乐目的，但它同时也反映出韩国电影在现代法律、社会与正义的范围内还无法出现像《十二怒汉》（12 Angry Men）这样的电影。
日本电影的发展比较早也比较全面，1968年大岛渚的《绞死刑》便在此范围内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而同样是以斗室内的问答论辩为主要形式的电影，如今又有了是枝裕和的《第三次杀人》。
是枝裕和过往的电影总是能满足他的影迷们：言之有物的编剧内容、认真思考的导演功课，搭配优秀称职的演员卡司，落实在解读层次丰富的影像上，带来的观影经验经常是美好而动人的；这回《第三次杀人》同样是如此高水准的表现，然而观众的反应却有些不太一样。
从片名和电影本事，还未进场的观众们很容易将此片想像为一般的悬疑推理甚或是动作惊悚片，会非常好奇过往都拍剧情片的是枝裕和这次怎么拍起这样的类型片了？但进场出场之后，大喊失望的观众不在少数，多半都是觉得节奏缓慢、叙事闷、推理成分少以及「这根本不是惊悚片！」──其实是枝裕和根本就不是在拍这种类型片。
细察之后可以发现，是枝裕和电影的一贯主题总是以家庭或亲子关系为核心，也可以说他总是在探讨家庭带给一个人的影响，《第三次杀人》其实并未例外，从编剧架构上，可以判断这片与同样由福山雅治主演的《我的意外爸爸》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
《我的意外爸爸》藉由一个医院护士恶意掉换了两个婴儿的事件，分别呈现了两个家庭，探讨的主题是亲情与血缘是否有着绝对关系；《第三次杀人》则藉由一桩杀人案呈现了三个家庭：加害人三隅（役所广司饰演）、被害者女儿咲江（广濑铃饰演）以及三隅的辩护律师重盛（福山雅治饰演），而亲情与血缘并无绝对关系这点被直接拿来当成前提，此所以片中会安排父亲性侵亲生女儿这种人伦惨事，而无血缘关系的三隅又可以呵护咲江如亲生女，这两种极端情节在咲江身上同时发生，可以想见她心中的拉扯。而更加奇妙地，律师重盛竟然在前往北海道访查的途中，梦见自己和三隅及咲江三人在雪地中打雪仗，还倒在雪地中压出二个「十」字及一个「大」字（这个鸟瞰镜头在许多日本偶像剧或动漫中已算很常见的手法），好一幅奇妙的「天伦之乐」图像啊！
重盛是在访查过程中发现了咲江与三隅的类父女关系──除了河边相遇时三隅以雪堆成蛋糕为咲江庆生的自拍照以外，还包括三隅最爱吃的花生酱是咲江买给他的──是枝裕和非常擅于堆叠这类小细节以建立两人之间的关系，细心的观众应也能察觉当重盛的父亲带着30年前三隅杀人案件的资料来给儿子参阅之时，住在儿子家中，这位退休老法官系上家事围裙下厨料理、端盘摆碗照顾儿子的样态，应该也是其来有自。
由于30年前犯下的第一次杀人案（电影没有交代太多案情），三隅虽然逃过死刑，但坐监30年也让他与亲生女儿就此相隔无法见面，从未现身的女儿（经旁人转述）也怨恨父亲一辈子，三隅因此心怀愧疚与弥补之情，在遇到被害人的女儿咲江之后，产生某种「移情作用」也是正常而合理的；但当他发现咲江的亲生父亲长期性侵她，而她那只担心生计及钱财的母亲却视而不见、默不作声，三隅便杀了这个雇用他制造黑心食品的食品厂老板「狼父」，然而这次杀人是为了拯救咲江吗？还是另有隐情？电影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答或「真象」，反而借重盛的父亲拈出「瞎子摸象」的典故来，用意就是让观众也来摸摸看到底「真象」是怎样（此所以本文均使用「真象」二字，而非「真相」）。
律师重盛的父亲（桥爪功饰演）正是30年前三隅第一次杀人案件的主审法官，述及当年并不支持废除死刑的他，没有判三隅死刑是考量到时代及社会因素（重盛还出言讥刺：「都怪时代就是了？」），在得知三隅第二次犯下杀人案后说出后悔没判他死刑的话来，让重盛（及观众）陷入深深的迷惑中：这些事件的因果究竟是怎么建立的？
重盛年轻时也是想继述父志成为法官的，之后选择只当律师的心路历程也是耐人寻味，由这段情节及对话来推想，他是不想掌控别人的生死，而三隅却说他最羡慕能够掌控别人生死的人，所以出狱后还会写明信片感谢重盛的法官父亲，由此重盛渐渐贴近三隅的世界并尝试想去理解，尽管一开始他对助理说没有理解犯人的必要，「又不是交朋友」 。
人的生死问题是本片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枝裕和对此有几重辩证：
某次重盛与助理在监狱与三隅会面时，三隅脱口说出：「有些人就是不该被生下来的」，重盛身边有个一脸纯真的助理忍不住出言反驳：「没有人是不该被生下来的」；之后重盛却以「一个人的生死与自己的意志无关」来反驳助理那句「没有人是不该被生下来的」，换言之，重盛认为这件事没有该不该的问题，因为「一个人被生下来是没有选择的」，但他的思考只及于出生，没想到死亡这件事有时候人是可以有选择的。原本导演让观众以为三隅是针对「狼父」所说，但之后却让三隅更进一步说那句话其实说的是他自己，他的父母与妻子都是老老实实的人却惨遭横死（实际情节未言明），他觉得自己不该被生下来，因为只会带给身边的人伤害；拥有悲惨身世的三隅这些话打动了重盛，到后来重盛竟然脱口而出：「那样的狼父死了也是活该」，此言一出口他身边的助理立即敏感地察觉重盛的想法及心态已经改变──他已完全认同了三隅──或者说重盛已完全以自己「摸」出的「真象」来填入三隅这样的人形「器皿」中。
这个说法对没看过电影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但看过电影的人应该会记得重盛第一次单独会见三隅时，三隅请重盛将手贴在会面室的透明隔板上，然后三隅将自己的手掌贴上去，说这样他就能猜到重盛心里在想的事；藉由这样的「特异功能」三隅提到了重盛的女儿让他感到震惊，但重盛之后几次不经意地（更确切地说是气急败坏地）以手掌贴上隔板却完全摸不透三隅何以反覆对案情改变说词，直到咲江向重盛坦承她心里很希望三隅能帮她杀了自己父亲，而他接收或察觉到了她的心声，这巧合让重盛相信自己「摸」到了「真象」。
而「器皿」的说法则来自于30年前第一次杀人案中逮捕三隅的老警官，他和重盛的法官父亲当时都认为三隅杀人是无动机的，法官父亲认定三隅天生就是那种会杀人的人，重盛无法认同，但老警官的说词却让他动摇，警官说他当时获报杀了人的三隅在车站里游荡，他赶到时看到三隅坐在站内长椅上，看起来空空然，就像个「器皿」一样。
或许是翻译的用词问题，港译使用的是「空瓶」一词，而大陆方面的中译似乎是「容器」，意义上都蛮接近的，解读起来就是三隅当时已经是个失去个体存在意义的人形空壳，或许是悲惨的遭遇让他想尽快解脱，所以杀了人（两个放高利贷的讨债恶人），期待法官判他死刑，哪知日本虽然没有废除死刑，但是整个司法体系并不能接受这种无动机杀人的存在，由于不同的动机杀人会有量刑上的差别（仇杀可能被害人也要负点责任所以不会判死，财杀则可全部归咎于加害人之恶），因此三隅经历过一次就很清楚知道该如何在日本的司法体系中应对，这时要说他是一个中空的「器皿」就更加合理合意，因为他知道司法体系需要的是怎样的「真象」，所以他会再三改变说词，从一开始就认罪到最后翻供，法庭需要的只是一个社会觉得合理的、亦能填入他这的「器皿」之中的说法，而三隅最后确实能得到他所要的结果就行了；也因此三隅最后矢口否认杀人却还是被法庭认为无凭无据、否认无理而被判处了死刑（讽刺的是指控三隅杀人其实也是无凭无据），与其说是日本的司法杀人，不如说是三隅杀了自己──正是他的「第三次杀人」──片名便已揭示了「真象」。
三隅翻供矢口否认犯案是在咲江决定出庭作证，为了让三隅免除死刑判决，咲江打算将亡父长期性侵自己的事件和盘托出，但是如此一来，咲江的人生很可能也就完蛋，重盛以一个为人父之心不忍见此，他当然也能想见三隅亦同此心，只是三隅不愿与重盛结成共谋，因此反而翻供大声喊冤，让整个案件的「真象」更加不明，但是三隅最后要的结果却很清楚，他就是要被判死刑，且不让咲江背负着这个沉重的「真象」活下去，所以最后他连正眼也不瞧一下原本与他情同父女的咲江。
「真象」如何到最后确实已经无关紧要，女检察官虽然指责辩护律师重盛的心态会「妨害犯人面对自己的罪行」，但实际上检方也无能寻求「真象」，日本现代司法的各个层面包括法官人人都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处理每一个个案，对司法体系而言，每个当事人都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而是一叠又一叠的卷宗、报告的载体─ ─也就是等待法界填入所谓「真象」的「器皿」。
然而即使如此，律师重盛所摸到的「真象」毕竟不是司法最终判决的那个「真象」，因此判决后重盛再次入监与三隅会面──他与三隅都想要最后印证彼此（虽然三隅至死不认，但是可以讨论）──此时导演以影像精彩地呈现了两人从辩证到完全认同的过程：从之前会面时隔板两边的对立，到后来重盛与三隅的脸孔愈靠愈近，到最后一边倒影与一边实像的两相叠合，整个光影映照清晰明澈，虽然死刑判决确定，但是两人相知相惜，灵魂交流有过这样一遭真可说是生有何苦、死亦无憾了！而这样的复杂心灵与个人的纠结心思也暗示了西方法律体系的陪审团制度极难在东方儒家社会产生作用（不信者请试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不过这是另外一题了。
是枝裕和这次挑战了超高难度的编导表现，而役所广司也挑战了超高难度的空空然的「器皿」演出，加上杰出的摄影（以及配乐！），可以说是生涯全新高点，就算能欣赏的观众没以前多应该也不要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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