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2017年大片《长城》那样的中国和海外电影合制作品常常让人感觉失望，似乎只是砸了大钱、大量使用CGI电脑成像特效，为了弥补想象力和电影细节的贫乏。不过，克里斯蒂亚诺·博托尼对中国和国际电影制片人合拍计划的感受是乐观光明的，他认为中国和海外的观众以及电影制作人会产生更紧密的连结，合作也会更加融洽。在电影作为重要软实力的今天，这是一个很棒的愿景。 克里斯蒂亚诺是Bridging the Dragon（龙跃中欧制片人协会）的执行董事，这个协会在柏林和北京都设有办事处，旨在促进欧洲和中国电影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
你是个成功的电影导演和制片人，为什么创立Bridging the Dragon？
这几年来，我的电影在中国找到了一群忠实的观众，而且因为我会说中文，五年前开始便常常接受邀请到中国去，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也和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等机构合作，很清楚地看到日益增长的中国电影市场为整个电影产业所提供的广大机会。于是我决定把我在中国的工作加深加广，在中国开了自己的制作公司，叫做翊翊文化传播，同时也和一些同事决定成立“Bridging the Dragon”。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几个欧洲国家都正在试图进入中国电影市场，我们愿意提供一个整合的平台，创造一个互助的社群，让大家可以共享经验和资源，一旦我们结合了所有人的人际资源网络，大家都会一起变得更强大，并且也会加速每个人建立自己人际资源网络的过程。
你们的协会创办于2014年，这三年的时间经历了什么改变？
我们的项目刚好正中要害，中国与欧洲电影世界连结的议题在这几年之内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也多了很多官方合作伙伴，例如柏林电影节的欧洲电影市场和戛纳电影节，我们也陆续为电影专业人士规划了很多活动，正式会员数现在已经达到了75人，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目前已经与哪些合作伙伴结盟？你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已经与欧洲主要的制作人协会、各国电影委员会，以及德国、丹麦、挪威、法国等国的电影基金和中国大部分电影机构合作，其中包括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CFCC）、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会等独立机构，中国电影市场、看电影等电影杂志，还有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等影展。我们在北京也有办公室，现在也有了一些中外合作拍摄电影协议，最大的挑战就是真的去拍电影，这是我们的下一步。我非常乐观，相信我们一旦合拍了一些在中国票房大获成功的作品，中国的电影制作人就会对合拍的过程产生多一点信心，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合作拍摄项目比较倾向实验性质，并不是那么成功，包括《长城》那样与美国合拍的片子也并不成功。我相信这一切都会改变的。
你觉得中国电影市场的趋势是什么？
我们谁都没有可以预测未来的水晶球。2015年《捉妖记》票房大卖之前到处都是浪漫喜剧片，《捉妖记》大卖之后，大家突然觉得浪漫喜剧在中国不会讨喜了，好像中国人都不会再坠入爱河一样，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傻了。《捉妖记》成功之后，大家开始觉得现在就是做一些加入大量CGI特效的家庭电影的时机，所以2017一整年，到处都是奇幻类型的电影。现在也很时兴购买欧洲电影版权在中国发行，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社会正在改变，年轻一代的观影口味变得更加多样化，随着人们文化水平增长、也越来越国际化，他们会希望看到更复杂更有深度的电影，虽然中国的艺术电影的市场相对来说还很小，但却在稳步增长当中。
与此同时，依旧是一些大片在主宰中国电影票房，电影制作会继续变得越来越昂贵和浩大。
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就像六十年代时我们的世界，那时一切都在发展当中，很多新的想法，甚至是疯狂的想法都有发展的可能性。这很让人振奋，可是，很多在过去两年间进入中国电影业的人来自金融和其他领域，他们往往把很多钱投入市场，但是对电影产业一无所知。另一方面，西方人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方式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这在中国行不通。因此，弥合这两方的观点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你们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有什么计划？
大多数参加柏林电影节的专业人士是欧洲人，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欧洲制片人身上，利用柏林电影节的机会替我们的欧洲同事提供导引和建议，好对中国市场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举办的座谈会邀请了各方专家和嘉宾，其中包括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CFCC）总经理苗晓天先生，之后还有互动专题研讨会等非正式的会议，方便大家交流知识和经验，欧洲制片人可以向中国同行提出开放性问题并一起进行讨论。我们也藉此机会替苗晓天先生和中国电影集团董事长焦红奋先生安排了两次私下会议，与包括文化部在内的德国相关机构开会，以推动德国和中国两地间的合作拍摄电影协议。我们将尽力促进德中两方的对话和合作关系，与法国相比，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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